那日在伦敦，一个昏暗的赎罪日（Yom Kippur）[12]，夜晚里欧从犹太教堂回家，即将结束为期二十四小时的禁食。在这寒冷的秋夜里，我也刚从BBC国际频道位于布什大楼的新闻编辑室值了十二小时的班回来。我手指刺痛，背部酸痛，而长时间暴露于霓虹灯光下的双眼此刻正在适应家中厨房的柔和黄光。我把包和外套扔在厨房里，泡了杯茶，坐在餐桌前。我们六岁的儿子基兰正在画圆脸火柴人，还有他最拿手的圆圆大眼。我跟里欧打招呼，他正站在儿子后方看着他画画。
“今天还好吗？”
“还不错。”
“你看起来好苍白。”
“有吗？”
“格里克祭司还好吗？”
“他很好。”
“要喝些茶吗？”
他没回答。从我刚进屋到现在，他始终绷着脸。他开始整理餐桌上的杂物，回避我的眼神。我这才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心里想着我是否该道歉。我不够敏感，没有意识到他正处于赎罪日禁食期间，在我找到适当词语清楚表达我的歉意之前，他先开口了，以他独有的沉静而坚定的语气说道：“今天是犹太历最神圣的一天。我知道你对宗教不感兴趣，但你至少可以试着尊重我。”
“你这话什么意思？我当然尊重你的信仰。你不在家的时候，我甚至还带儿子去犹太教堂参加星期六的祈福式[13]，我很喜欢格里克祭司和他的家人。”
“那你怎能在我禁食的时候在我面前喝茶？你大可再等上半小时左右，禁食就快结束了。”
“拜托，不要找我吵架！我工作了一整天，压力很大。你可能会有兴趣知道以色列正不分青红皂白地炮击黎巴嫩南部……”
“你怎么可以在赎罪日上班？你明知道这对我有多重要。”
“你在说什么？我不敢相信你会这样讲。我不是犹太人，你奉行你的宗教我没意见，但我为什么要禁食？我又为什么不该去上班？你怎么可以这么霸道？”
“你根本不懂。我一整年都在压抑自己，唯有这一天我一想到我的孩子永远不会是犹太人，就会从睡梦中惊醒。”他声音颤抖地说。我害怕那每年至少得吵上一回的话题又要来了。我们总是在争论该不该让孩子成为犹太人，每逢赎罪日，这个议题就会被提起。若要让孩子成为犹太人，我就得先皈依犹太教。
“就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所以你要我怎么做？戴顶假发，吃符合犹太教规的食物，不吃海鲜，进行为期三年的转化？你疯了吗？我一直以为我们是很棒的一对儿；我们想要证明纵使我们来自不同的大陆，有着不同习俗，但我们还是可以共同生活，用健全、自由的价值观教育孩子。我一直想相信我们之间的一切是一个伟大的跨文化的爱情故事。”
“但是每当赎罪日我的感受就会不一样。”他说。一想到我永远不可能转化成犹太人，他的语气难免有些沮丧。但此刻他正全神贯注地看着儿子，我决定趁势结束这个话题。我朝卧室走去准备更衣，好前往他父母位于伦敦汉普斯特德区（Hampstead）[14]的家，一起迎接禁食告终。
“我从来没要求你转化，但如果你爱我，你就会知道什么对我最重要。”
当我听见他这番令人瞠目结舌的言论，我在楼梯口停下了脚步。
“因为我爱你，所以在我生产完从医院回家没多久，当我们的儿子还只是个婴儿时，就让你替他施行割礼，这已经是我这辈子遇过的最难以妥协的事情。”我边说边爬上狭窄的楼梯，进入卧室。
“我不能归化犹太教，里欧，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因为我根本没有宗教信仰！如果我是虔诚的印度教徒或伊斯兰教徒，事情就简单多了。但我不是，你很清楚。”几周后，我再次向他重申立场。
如今回首过去，我常思考我那激进的无神论是从何而来。一定是起因于我拒绝了父亲的信仰。而我拒绝父亲的信仰，导致童年时他无法保护我。
里欧内心或许也很矛盾。根据犹太律法规定，他儿子不算犹太人，这令信仰虔诚的他感到绝望；但另一方面，他出身英国公立学校的背景使他也有理性思考的一面。里欧拥抱我，要我再次安心，虽然他声音颤抖，但他说：“我喜欢你现在的样子。我不会要你转化成犹太人。”
“我那时候不得不答应你替基兰举行割礼，但你要明白我是为了你才这么做，不是为了儿子。”我如此对他说。
“是，我很清楚。我很感谢你。”
他的感谢融化了我的心，导致我做出更多的让步。虽然我不是真心相让，但我发现自己就像个少女，想借此表达我对他的爱。这种模式在我们的关系中不断重演。我总是迫切地想得到他的认可，我会抛下自己的理性判断，不顾一切地想满足里欧对我们家庭的愿景。在我看来，他替我们的生活立下了许多令人气愤且自私的规则，但我不断地接受，这一切把我推向崩溃边缘却无力挣脱。因为一旦挣脱，便表示我得独自存活在这浩瀚世界里，这对我而言是如山一般巨大的挑战；当年我离开父母，切断与过去的一切联结时便体验过这一切，那可不是什么愉悦的回忆。除此之外，每当我又接受一条里欧的中东任务戒律，他就会以一种出人意料且迷人的方式向我传达爱意。尽管我怀疑这是他刻意的伎俩，但此招一出总能化解我的所有疑虑。
“如果你想要以犹太教的方式教育基兰或我们未来的孩子，我不介意。”我听见自己这么说。
他深情地凝视我的双眼。我立刻就后悔自己方才许下了这个承诺。我想收回，但一切都太迟了。我想要大喊来表示，虽然我不信奉神明，但印度教文化仍然对我很重要，而我也希望把这文化传递给我们的孩子。
就在那些年里，热情与孤寂开始交织出第一道纱线，纱线最终编成了一张在我们婚姻里反复出现的织锦。我们的情感起伏不定、难以预测，时而出现的高峰令我们持续相互迷恋，然而当无可避免的低潮降临时，这份不确定亦会撕裂彼此，让我们不知不觉间成了受害者。我开玩笑称里欧是“和平斗士”，因为在我看来，他一心一意地把国际事务置于家庭之前。起初，我很轻易就愿意为了他而牺牲。当时的我充满大量的青春肾上腺素，扮演一个女超人对我来说是种享受，身为一个年轻的母亲，我还得同时兼顾BBC的工作；而他只须专心在中东替许多英美新闻社担任特派记者。但是当我的“和平斗士”爱人提议我们全家搬离英国时，我激动地跳了起来。里欧说他无法想象自己永远在伦敦生活，他研读阿拉伯语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在英国首都老死、腐烂，比起在这个污秽的都会中生活、缴贷款，他有更高的使命要完成。我当时觉得他的话不无道理，心想离开伦敦对我没什么损失，既然我能把孟加拉国的一切抛在脑后，在伦敦自在地建立我的第二个家，那么只要家人能团聚，要在其他地方打造“第三个家”也不是难事。于是我离开伦敦，前往摩洛哥，只是去了之后才发现里欧的工作都集中在其他地区，于是我和儿子经常长期独自待在一栋寂寞的滨海房屋里，屋里仿佛有一千扇窗户，而大西洋的冷风不分昼夜地灌进屋里。因为我们还没安顿好，厨具、家具、木炭全都付之阙如，所以我们在壁炉里烧报纸、烧海边拾来的漂流木，一度甚至烧起旧小说；我们还得用热水瓶煮鸡蛋。我们的住处距离首都拉巴特（Rabat）搭公交车要三十五分钟，而我们还没有租车。然而里欧这位大记者跑去跟科菲·安南[15]参加一项联合国任务，在北非各国巡回，留下基兰与我两人瑟缩在滨海住宅里，面对大西洋恶魔的讪笑。
我撑了一年才离开拉巴特，丢下里欧回到伦敦。那一年里，我常幻想自己是《北非情人》[16]的女主角。我试着融入这个人人头戴土耳其毯帽的中古世纪之城，并且在马拉喀什（Marrakesh）色彩缤纷的市集里与地毯业者讨价还价，又或者走在拉巴特乌代亚（Udayas）旧城区里的蓝白巷弄内，在那里大西洋猛烈冲击岸边，仿佛要毁灭岸上马穆鲁克（Mamluk）所建造的壁垒。然而当我游走北非街头时，身后永远跟着一个唠叨、不受控、走路摇摇晃晃的小孩，他总爱问我：“妈妈，我们什么时候要去找卖蜗牛的？我这次想吃二十六只。”他之前的最佳纪录是十八只。这道摩洛哥佳肴摊后的男人对我说：“你儿子会让许多女人心花怒放。”据说这道蜗牛汤加了十四种具有催情效果的草药。他只是想与我们攀谈、闲聊，但听见这句话只会令我加速离去。基兰与我漫步回古老的城市迷宫内，继续与摊贩喊价好消磨时光。我永远无法勇敢地把一切抛在脑后，让自己彻底沉浸在摩洛哥中世纪古城的迷宫之中。当漫漫长日将尽，我会拖着酸痛的双腿带着儿子搭上行驶于滨海公路上的公交车返家。吃下两打蜗牛的他如今睡在我大腿上，一想到他如此信任我，我的心就被罪恶感与自我怀疑压得不断发抖。
离开摩洛哥之后，我非常迅速地在伦敦重建生活。我有一份全职新闻编辑的工作、一位德国保姆。突然之间我的生活有了全新样貌：儿子、保姆与我三人一起生活，而我奔走中东的丈夫每两个月会来探视我们一次。我的伦敦生活十分繁忙，我有知己好友，还有一份很棒的工作。这样看似完美的生活维持了一段时间。
我穿梭在社交聚会与摇头派对之间；我和我最亲密的友人3一位名厨兼中餐食谱作家，一起烹饪，一起在伦敦各高级餐厅享用美食；里欧旅外工作期间，我屡次幻想要以出轨作为报复，但终究未曾实现；我努力尝试在伴侣缺席的日子里独自享受生活，但仍宣告失败。最终，当我们的宝贝女儿玛亚在基兰出生八年后诞生时，我发现自己无法继续在伦敦如此过下去。身为两名幼子的母亲，我想紧紧跟在里欧身边，我开始想象自己可以当个更知足常乐的女人，可以像我母亲一样放下所有的自我需求，像我婆婆一样信任丈夫，盲目效忠丈夫指派的工作与任务。我脑中不断想着：“BBC的工作有什么了不起？为了爱，为了守护这份幸福，我什么都可以放下。”我只想沉浸在与里欧共处时所感受到的浓烈幸福之中。我当时在新闻编辑室任职区域编辑，正处于发展事业的黄金时期，但没多考虑便申请了停薪留职一年。我的上司们难以置信地看着我，仿佛我是个叛徒。他们不但视我为得意门生，还升迁我的职位，我却背叛了他们。
某个美好的日子里，在我情绪亢奋之际3甚至比我有如女超人般胆大妄为的二十几岁时所经历的迷幻药之旅还亢奋3我告诉里欧我会随他一起去叙利亚。当时他又提起移居中东的计划，而那正是他想去的地方。里欧说，当年他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学习阿拉伯语时遇见了最棒的老师，他想要继续向他们学习，然而封闭的叙利亚政权拒绝让他以记者身份在大马士革定居。我们推测是因为当年他在大马士革留学一年研读阿拉伯语时，叙利亚政府已把他的犹太人身份登记在案。那段时间他正经历一段宗教觉醒，前去参访了该国仅存的几座犹太教堂，他认为他的行径一定是被叙利亚秘密警察记录下来了。我怀第二胎期间，某次假期我们前往大马士革旅行，结果“不是那么秘密”的秘密警察证实了我们的推测。里欧在机场被审问了好几个小时，这段期间他们肯定会在他的档案里添油加醋写上几笔，他们拷问他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甚至我父母和祖父母的姓名，只为了再度确认和重建他的犹太族谱。那回旅行之后，他屡次申请叙利亚签证遭拒，甚至被置之不理。里欧推断他只能暂时搁置他的大马士革梦。因此他联系两家报风严谨的英国报社，自愿前往约旦首都安曼（Amman）担任特派记者。那时关于美国即将攻打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赤色政权的谣传不断，那些报社编辑很开心能找到这位充满热情且操着一口流利阿拉伯语的年轻的中东专家自愿深入战区采访。几个月后我们到了安曼，在那里住了一年。那一年里，里欧经常前往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替几家英国主流报纸采访伊拉克战况。
住在安曼的十三个月里，正逢伊拉克战争揭开序幕，我当时没想过这将会是我与里欧日后中东生活的缩影。待在约旦的那段日子里，每当里欧前往巴格达时，我不只要担忧自己与两个孩子独自住在不友善的环境里，并且当新闻传来巴格达暴动者绑架并破头杀害西方人的消息时，我总是胆战心惊。
当英国从安曼撤离侨民时，我便离开了那座城市，带着玛亚和基兰来到波斯湾，那是我们印度之旅的第一站。
当我们人在阿布扎比（Abu Dhabi）时，气温上升至五十摄氏度，我焦躁地在阿联酋（UAE）的首都游晃，把赤足埋在柔软的绿草间。在距离我不到一公里处，有片广阔的沙地往东延伸至阿曼湾（Gulf of Oman），往西横跨沙特阿拉伯，一路直到红海亚喀巴湾（Gulf of Aqaba）东岸。处在阿布扎比修剪整齐的公园里，我待在凤凰木树荫下开心地与南亚工人用印地语交谈。这个国家里，从清扫街道到经营百货公司，每个角落都有南亚工人的身影，唯独政府办公室与机场入境审查单位例外。这些职位都由一身全白的男子把持，这些波斯湾阿拉伯人头戴招牌白色阿拉伯头巾，身着白色长袍。
我从阿布扎比飞到迪拜好逃离一场战争，那场战争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给中东历史与整个世界都留下了可憎且持续的影响。我在迪拜搭机前往下个目的地印度次大陆，第一站是德里。接下来三个月内，当我的小女儿在孟加拉国村落里试图伸手拿一桶水时，踏出了人生第一步；而她在一家迪拜商场模仿一位售货员说话时，吐出了生平第一个清楚的阿拉伯词“mish mushkil”，意思是“没问题”。
美国与伊拉克间战火仍猛烈之际，我带着一双儿女回到伦敦。玛亚满两岁时，我又回到BBC工作，重回熟悉的新闻编辑室。我很幸运，因为新闻机构有一项政策，支持女性职员延长产假。每当我发现自己只身带着两个孩子待在伦敦，这份工作总一次次把我从抑郁边缘救回。
里欧继续在巴格达工作了一年，而我每天在伦敦撰写许多关于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故事。许多夜里我会从噩梦中惊醒。每当新闻报道又一名外国记者失踪时，我会索性不看、不听，好推开这令人不安的恐惧。
最终他还是回来了。他花了一年时间写了本书，主题是日渐入侵的美国文化如何影响伊拉克新宗教秩序。那一年我们又讨论要再次移居国外。我比较想去北非，想再去一次摩洛哥或是突尼斯，甚或阿尔及利亚（Algeria），然而里欧先是语带怯懦而后口气断然地宣布，他认为自己唯一能派得上用场的地方是耶路撒冷。
“我绝对不要去耶路撒冷。你在开玩笑吧！我们为什么要跑去住在一个隔离社会？”我备感挫折地想对他大喊。他成天把耶路撒冷挂在嘴边，活像是萦绕耳边从不间断的嗡嗡声。我把自己锁在浴室里好躲避他对耶路撒冷的高谈阔论；我晚上离家与朋友聚会，以免他跑来质问我到底要不要跟他去耶路撒冷；我提早就寝好让他没有机会在床上与我讨论耶路撒冷。一度他的嗡嗡声似乎减弱，我也跟着松懈，以为他明白我的立场了。然而某个晚上他回家后，宣布他找到一份国际危机智囊团的工作，被分派到耶路撒冷担任中东分析师。
“你不是说很希望我能找一份不用一天到晚出差的工作？这就是了，这份工作可以让我和家人定居耶路撒冷，只要偶尔去西岸和加沙走廊出差。我不用去战区，也不用报道区域政治，只需要专心处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你确定？”
“没错。”他语气坚定，不带一丝颤抖，“我很确定。你愿意一起来吗？”
“无论我跟不跟，反正你都去定了啊。”我心想。我试图权衡眼前两种选择的代价与利益：和两个孩子留在伦敦，这样的生活我再熟悉不过；或是一家团聚，随他搬去耶路撒冷，尽管那是一个被安全墙、检查哨、公交车炸弹分隔的城市。
最后我同意跟他去耶路撒冷。出发前几个月，我试图想象住在以色列会是什么情景，我以往与以色列接触的经验就还挺有趣的。十八岁那年，我去加德满都（Kathmandu）自助旅行，在大麻泛滥的尼泊尔小镇和村庄里，一群喧闹的以色列年轻人令我诧异不已，因为他们正在享受他们的 “正常化假期”，所谓“正常化假期”是由政府补助退役士兵放假。这群年轻人说着我陌生的语言，在加德满都肮脏的咖啡店与小吃店内寻欢作乐。倘若命运之神当下告诉我，日后我会和这些年轻男女住在同一片土地，说着希伯来语，以准犹太人的身份养育我的孩子们，我肯定会嗤之以鼻。
然而犹太人对耶路撒冷的渴望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早年我在伦敦与威斯曼一家人同住时，在我认识里欧之前，我跟一位犹太复国主义者颇为熟稔，他总梦想着有一天能回到耶路撒冷。这座城市在犹太人的灵魂里根深蒂固，就连对这个最古老的闪米特人[17]信仰的极端左翼支持者而言，耶路撒冷也有其象征意义，它代表着希望。里欧总说和平会由这里开始，一旦交战双方同意停火，并且不再使用暴力，和平就会从这个众人争夺的城市开始漫延。他对此深信不疑，两个民族都把各自的希望寄托于此，终有一天，他们于此和平共存的梦想将会开花结果。也是在这座城市里，他们经历了相同的恐惧，他们恐惧这个梦会因为双边政治势力消长而蒙上阴影。然而许多耶路撒冷居民眼中的恐惧，在里欧看来代表着希望，他认为有冲突至少表示双方有交集，这里不像以色列第二大城特拉维夫（Tel Aviv）那样，刻意选择性忽视发生在家门口的冲突，那里的居民活在自我否定之中。
要我举家搬离伦敦迁移至耶路撒冷的冲突区，我是百般不愿意的，然而我内心对犹太人有一股家人般的情感认同。我想那是因为我的两个孩子算是半个犹太人3虽然根据犹太律法，他们并不是伟大的犹太家族的一分子，因为唯有女方是犹太人，生下的孩子才算犹太人。但对我来说，生物学比犹太法典《塔木德经》来得重要，再说我的灵魂缺乏信仰，因此既然他们的父亲是犹太人，那他们就是半个犹太人。我已逐渐接受他们的犹太身份，因为如此能让里欧开心。一开始我是出于妥协才同意以犹太传统养育他们，但没过多久我也开始喜欢上在安息日（Shabbat）[18]点蜡烛、全家聚在一起吃晚餐这些习俗。这个全世界最强盛的部落宗教在各方面都令我好奇，讽刺的是犹太教有许多来自欧洲的信徒，然而欧洲是一片摆脱阴暗宗教历史已久的大陆。
至于巴勒斯坦人，我对他们的认同除了政治层面之外，还有其他许多方面。这群东方第三世界的居民在我眼里格外亲切。我能理解他们的热情、愤怒与家庭观，除此之外，尽管他们信奉的伊斯兰教跟我在印度次大陆所熟知的版本在许多方面都有所不同，但我多少算是有些了解。就某方面而言，伊斯兰教特有的街头文化令我备感熟悉，比方说清真寺与祷告播音，还有耶路撒冷旧城区的巷道里有许多商店门口散放着多彩香料与中国制的玩具，而巴勒斯坦摊贩在一旁喊价。我成长于孟加拉国农村，那儿的市场有着同样纷乱的场景：祷告播音与寺庙钟声回荡在耳边，还有一张张表情丰富的脸孔，一双双闪闪发光的双眼投射出相似的原始情感。
然而某个周六早晨，当我在西耶路撒冷空荡的街头游逛之际，听见犹太教堂里众人正齐声朗诵安息日祈祷文，这让我内心满溢一股奇特的情感。我在这世界上最爱的人，是这项传统的一分子。我和他的孩子们也有一半属于这个传统，属于众人颂念的赞美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属于我现在居住的这座城市3三千年来，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每年逾越节的祈祷文里都会提起这座城市：“明年在耶路撒冷。”到目前为止，我加入这个犹太家庭已近十五年，几乎每年逾越节,整个家族都会围在餐桌前，一起读着《哈加达》。《哈加达》的内容是关于犹太人出埃及的故事，这则祈祷文我至少读过十五次。
在我们终于抵达耶路撒冷的那一天，我终于认命了。“所以我们今年逾越节祈祷文是不是该改口了？”当我们在大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Ben Gurion Airport）搭上出租车后，我这么问里欧，“改成‘今年在耶路撒冷’！”
里欧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用手肘轻推我，他双眼发光，流露出难以言喻的款款深情，他说：“我们会搞定这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