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帕克拉布皮兹到俾斯麦有近300英里。我猜这段路大概需要5个小时，于是打给俾斯麦的丽笙酒店，要求为我们保留两个房间。
等回到车上，重回200号路时，根据我的计算，我们还剩一个半小时的白昼时间。我很高兴。根据其他旅程的经验，我知道等我们到达明尼苏达州的最西边，跨越州界到我老家时，景色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我想为仁波切指出：你看这里变得多平坦。一百万年前这里是一整个冰川湖。如果我们折道南行，很可能开上500英里——经过南达科他州，然后一路穿过内布拉斯加州、堪萨斯州和俄克拉布何马州的大部——都看不到一座小丘。美国现在大多数的小麦就是在这一带种植的，这儿还是大量玉米和多数肉牛的产地。但在150年前，这些平原黑压压的，肉眼能及之处全是水牛，几百万头成群地吃草。这里的原住民从食物、衣服，到搭圆锥帐篷的皮都靠水牛。他们过去用弓箭杀牛，你能想象吗？他们跟一头飞驰的900公斤的巨兽并驾齐驱，然后用箭射死它。但美国政府想把这片土地划给白人，于是他们付钱叫人来到这里屠杀水牛，因为他们知道，那会让印第安人搬走。有时一个人一天能杀死多达150头水牛，等到1900年前后，水牛已经濒临灭绝，印第安人多半都被驱逐了，像我曾祖父辈那样的人得到了广阔的土地——1000英亩、2000英亩、3000英亩——他们在上面建房、种庄稼。
我为他准备了大平原历史的一整堂课，平和景貌下的血腥、屠杀、艰辛和牺牲，就像灵魂的业力，未曾看见，几近遗忘，但安静地回响在当下的每一分钟。曾经有一场浩劫，有人说。其他人声称那只是历史的不可抗力，是进步的代价，在全球不断上演的同样一个老故事：更先进的科技——来复枪、装甲舰、战斗机、核武器——总是战胜过去的兵器和仪式。
但我们刚离开帕克拉布皮兹没多久，仁波切就把座椅往后放了几英寸，合上眼睛。留我一个人沉浸在思考里，平坦的玉米地、葵花田和豆畦的黑暗渐渐逼近。我有一阵子尝试听脱口秀。一个主持人说解决恐怖主义问题的办法就是在麦加丢一颗核弹。另一个电台有人宣称，我主耶和华很快就会回来把罪人投进永恒之火。另有人说，我们所有的麻烦都能追溯到道德沦丧——毒品和酒精，堕胎，同性恋（他们有多爱讨论同性恋啊，这些人），高中生成双结对，没有得到教堂或长辈的祝福。都是自由主义者的错。都是坚持持有枪支的人的错。都是对别人做过的坏事的正义惩罚。永远都是别人。
随着最后一缕暮光的消散，我们穿过北达科他的边线。当时我已经因为长时间的驾驶而疲劳不堪，之后并入94号州际公路，这是一条几乎没车的快速路，把达科他州整齐地切成两半：北部的一半大些，南部的一半小些。在法戈以西三四十英里处，我停进休息区。仁波切没动。我下车伸展一下，仍能感觉到瑜伽历险的严厉提醒。月亮还没升起，天空和我记忆中的一样，漆黑、广大，满是光点，空气里有新收干草地的甜香。
与仁波切在德国餐厅给我展示的意义曼荼罗相比，电台嘉宾的理念似乎不过是母鸡抬杠时的咯咯声和吐泡泡，是猪仔的呼噜和推搡。我看着星星。世界其实没变。尽管有骄人的科技成就，书、汽车、飞机、电脑、把电视节目转播进干燥保暖的家中的绕圈卫星，我们仍是《圣经》前几章里描述的物种。我们当中有人残杀、偷盗、强暴；有人穷其一生追逐金钱、消遣或者所谓的感官愉悦。家庭，村落，部族，国家，我们仍把自身组编成单位，抱着能逃避、缓和、否认某种终极孤独的希望。然后，恰恰相反，我们又似乎需要被分割成“我们”和“他们”，自由派和保守派，黑人和白人，原住民和移民，男人和女人，信徒和非信徒，犹太人、基督徒、穆斯林、佛教徒和印度教徒。我们仍在大笑。我们仍在一片内心的荒凉中面对死亡。
如果整个秘密架构就是仁波切声称的样子呢：真的存在某种宇宙共同体，超出我们对独立个体的虚假认同呢？真的有种超出想象的爱，藏在亿万形体的分子微粒中，让心脏跳动，让河水流淌，让爱人找到彼此呢？万一守旧的纯新教徒说对了一部分，你可以直接体会到爱的呼吸和脉搏，不需要教堂神父的介入呢？不仅如此，纵观历史，万一真的有人——人形的伟大神灵——被派来指引我们离开这团乱麻、指明一种表达爱的方式，或者让我们与之融合，而非仅有几个亲近的灵魂，在状态最好的时候偶尔触到它一下呢？万一地球只是通往某个更加清明、更加甜美的家园的高速公路上一个暴力的驻留地，然后有老师看到了，来助我们一程呢？如果真有这样的人，无视他们的后果会是什么？
透过打开的车窗，我听到仁波切在睡眠中打了个饱嗝。
我的手机在口袋里震动，然后铃响。等我打开手机说你好时，听到的是我们家女儿娜塔莎的声音。她的名字是用俄裔移民助产医生的名字取的，医生非常巧妙地引导她穿过由黑暗到光明的危险信道。
“爸？”
“嘿，宝贝！听到你的声音真高兴。”
“你在哪儿？你听起来不一样了。”
“刚开进北达科他州。你在哪儿？”
“在家，爸爸。现在，呃，挺晚了。安东尼在沙发上昏睡过去了，妈妈在这儿。她说你本该打电话来的，结果你没打，我们都很担心。”
“我刚吃完晚饭时想打的。我们这个地方没有服务信号。”
“西西姑姑还好吗？”
“她留在家里了啊，妈妈没告诉你吗？”
娜塔莎半晌没回答，我能想象她站在厨房里的画面，肩膀夹着听筒——这个姿势是她最早听电话时顽固地留下的，漂亮的雀斑脸蛋转向她的母亲。
“噢，对，对不起。我好像，断片儿了。所以你在开车带着某个上师之类的，还是说，是妈妈编的？她说，你好像准备回家以后剃光头什么的？她在开玩笑，对吧？”
“她当然是开玩笑的。他是个好人，不过是个僧人。他的名字是沃利亚仁波切。你去谷歌一下，看看能查到什么。”
“好吧……爸爸？”
“嗯，宝贝？”
“妈妈说，如果我能凑够买车的钱，或许你们俩能帮我交保险金，你知道，一直到我再长大一点？”
“是这么说定的。”
“真的啊？”
“当然。附带条件是一开始你只能在白天开，成绩要过得去，不许跟你弟弟吵嘴。”
短暂停顿。“吵一点点嘴行吗？简单的吵嘴？怎么样？”
“同意。”
她仍像半个孩子般地把高兴之情冲着电话尖叫出来，我感觉有样东西穿透了我。突然一击。一股电流。一条直接来自伟大神灵的电线。
当我听到吉妮的声音时，我说：“这两个小生灵是怎么找上我们的？”
“我们有一世是好人，一定是这样。”
“跟我想的完全一样。”
“我猜你还没到俾斯麦。”
“刚到法戈西边。再开一个半小时吧，或许还要久一点。仁波切睡着了。抱歉我之前没法打给你。我在吃完啤酒和小香肠后喝了咖啡，所以一切都好。”
“好，我都累坏了。明天给我们打电话吧，好吗？等你到了农场，打电话，好吗？”
“好。当然。把我的爱从电话线传给你。”
“我感觉到了。”
“好，也传递给两个伤脑筋的小奇迹一点爱，行吗？”
“好的。爱你。”
等我发动车辆时，仁波切醒了。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北达科他州的高速公路上，离我们过夜的地方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离我父母的农场不到四个小时。他咕哝了一声，瞥视了一下外面单调的漆黑，说了一句奇怪的话：“惊喜的国度。”
我望向单一肥沃的土壤——这里是州内最富饶的农田，也是最贵的——只看到道路远处农舍窗户透出的几点灯光。宅地之间相隔一英里或者更多，十字路口偶尔有一小群建筑——加油站，杂货店，粮仓，铁轨。这片世界真没有什么好惊奇的，我心想，除非是醉汉驾驶一辆皮卡，在一个二月的早上冲过停车标志。
我们下俾斯麦的高速公路时，是中部时间12点17分。这里不容易迷路，就是一条大道直通南部简陋的市中心，在百老汇大道转左再转右就进了酒店的停车场。仁波切和我提着包进了大堂，走向前台，发现一切井井有条：七楼的两间标房，塑料门卡放在小卡包里，由一个元音拖长的金发年轻女子递过柜台。当我向她致谢时，她说：“啊哦，差点忘了。”然后递给我一张叠起来的酒店信纸。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打开它，我看到了熟悉的潦草笔迹：
哥哥：
惊讶吧！我坐飞机了，真的做到了！我在603号房，大概睡着了。我昨夜一宿没睡，在担心这趟旅程，但我做到啦，没问题！你起床时叫我啊，好吗？吃早餐不许不叫上我。等不及见到你们俩啦！
爱你
你的疯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