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在南本德的南区找到齐佩瓦保龄球馆，如果你去了那里，尝试从一个愉快的年轻人杰瑞米——他自称“柜台佬杰瑞米”——那儿租鞋，而在晚夏一个繁忙的周三夜晚，对于一个没穿袜子、也对自己的美国鞋码一无所知的仁波切，他本可以把事情搞得很复杂，但他没有。事实上，这个年轻人阳光的性情以及他从每件事中看到幽默的倾向，让我有点联想到仁波切，这让我好奇，是不是我们遇到的有一半的人，是经由某种奥图克的魔法，被送到我的路上，帮助我理解这个奇怪的僧人。
杰瑞米给我们分到一号球道。齐佩瓦有70条球道，在那个时段，大概有30条是空的，但他分配给我们一号球道，这本来对我也无关紧要，但二号和三号球道被中西部穷凶极恶的文身飞车党占了。四男两女，文身、男人绑了绳子的紧绷肌肉以及女人紧身衣的强悍，标示着他们属于某个部落，在错过一个补中时，他们毫不难堪地大声咒骂，笑声里夹杂着烟嗓、酒嗓和一辈子的耻辱小事。
齐佩瓦的天花板音响里流出音乐。九寸钉，软饼干12，还是那一类的东西。娜塔莎和安东尼肯定知道。仁波切从架子上选了一个12磅的球——粉色的——在观察我在第一格就打了个全中之后（我初中时一直是斯塔克县全明星队的，然后放弃了这项运动，另有追求），他站在那里，粗指尖塞进洞，尝试模仿他眼中我的全套动作：平滑的大跨步，向后拉球，又向前一摆，球滚动时蹲下，然后是球瓶碰撞、咯吱作响时的砸拳。只不过轮到他的时候，进展得不顺利。事实上，他往后拉球时，球从手上滑了出去，砰的一声重重砸在抛光的枫木地板上，蹦向一旁，弹到二号球道上一个坐着弹烟灰的女人的脚踝上。她咆哮着抬起头来，看到仁波切，注意到他的光头和红袍的褶边，正好落在蓝色保龄球鞋上方一两英寸的位置。几个男人也望过来。仁波切穿着不熟悉的鞋子慢吞吞地朝他们走去，要取回粉球，一边说着“对不起，对不起”，一边以可能被误解的方式大笑着。
我站起身来，走过去支持他。男人们见我靠近都挺直了。我能感觉到手在冒汗。我对他们生活的世界略知一二，或者自以为知道。我在北达科他州少年时代的生活中有几个粗野的角色，一起上小学的家伙，后来都在橄榄球队和曲棍球队里，我偶尔被邀请去他们家里。他们住在贫瘠社区某种初始暴力的汤锅里，那里的大人有一半可能曾在工厂传送带或肉类加工流水线上丢掉一只手、弄伤一只眼，或者最后去坐牢，而未来还有更多那种苦工，每天他们回到家里，试图借酒消去一天的记忆，他们一小时一小时地过活，只是凑合对付，混吃等死，寻找方法来消除伤痛。生在那样家庭里的小孩长大以后很难变得宽容、温和，很难抱有人性本善的希望。
在我的经验里，那种大人有的不好。他们卑鄙，甚至恶毒。我见过一个朋友的父亲扇自己妻子一巴掌，随意得就像拍一只苍蝇，况且还有个九岁的客人坐在桌旁，而且不为什么，就是一些家务事上的疏忽，跟她带回家的面包品种有关，或者给他倒啤酒或开啤酒的方式不对。但很多人只是裹着一层粗暴的厚皮，就好像他们需要一层盔甲才能生存，于是用起所能想到的唯一一种盔甲。至少对他们当中有些人来说，在所有文身、香烟和廉价的罐装啤酒，大声嬉笑，污言秽语，以及明显的偏见之下，是平常的温柔灵魂，如果他们察觉到你把他们当人看，如果他们察觉到基本的尊重、礼仪，或者至少你不准备嘲弄他们，那么盔甲就融化了。在我前去支持仁波切时，我希望，隔壁球道上的人是第二种类型。“他是第一次。”我对最靠近我们的男人说。然后，我紧张兮兮地加了一句，“他是个灵性大师。”
女人们转过脸去。男人们很不舒服地看了我好几秒，然后其中一个说：“扯淡呢？”
“不是扯淡。他明天要在圣母大学做演讲。他在全世界演讲。”
“真扯淡。”男人又说一遍，这次不是疑问句了。他上下打量着仁波切，过了一秒钟，把保龄球移到左手，用奇怪的恳求姿势伸出右手，就好像准备鞠躬一样。我们能看到他的小臂内侧有个蛇盘绕在剑上的文身。“那来个赐福怎么样？”他对仁波切说，“你知道。就是好运的那种。怎么样？”
我一度以为他是在嘲讽，现在真正的麻烦要来了。他的身后，朋友们都在微笑，不过像是一些伤痕累累的小孩准备把昆虫五马分尸的那种微笑。
仁波切什么也没有注意到，不然至少也是不形于色。他伸出手，勐力地跟第一个男人握手，一边微笑，一边对其他人点头。
“是啊，”一个女人说，“他的罪恶需要被宽恕。”
这句话让蛇形文身的男人笑了，其他人也爆发一阵干咳的哄笑。
仁波切松开男人的手，看着他，向前靠近了半步——我本来准备阻止他的——然后他把双掌放在男人的肩上，开始用某种语言念诵某种祷文——奥图克语，一定是——听起来像寒冷的西伯利亚溪流溢过石头。当然，没有人理解，但没有关系。重要的是语调，就像蜂蜜，像融进歌里的爱，安静、完全无畏的简短唱诵，能安抚一只背对悬崖、奶头边挤着三只小崽的母狼。持续了或许有20秒钟。结束时，仁波切后撤一步，鞠躬。蛇形文身的男人原地僵住了。然后在他参差不齐的眉眼间，绽放出了孩提时代有过的笑容，在他的所见所闻尚未夺走他一切之前，在世界尚未露出獠牙、咬他一口之前的笑容。他那样微笑着，看着仁波切，然后他记起了自己本该是谁，把保龄球换回另一只手里，说，“嘿，谢了，老兄。你这人行啊。”他身后的女人提起粉球，把它递过来。
剩下的夜晚——仁波切和我打了两轮——一直平安无事。我们旁边的咒骂声停了，我觉得笑声也不那么刺耳了。最好的是，仁波切居然对十瓶保龄球彻底着迷。最后，他已经打得相当好。他会上前一步，稍微一跳把球送出去，然后把手扶在膝盖上蹲下，专心地看着它慢慢地轰隆滚下球道。当它撞上球瓶时，他会直起身来，几乎要跳起来了（作为一个中年男人，他格外柔软），他一拍手，然后脸上带着最幸福的笑容转向我，走过来让我解释得分。
飞车党比我们早几局结束保龄之夜。四男两女直接把鞋拿回柜台，但仁波切打保龄时，蛇形文身的家伙朝我走来，说：“嘿，他叫什么来着？”我告诉了他，提到书店里有他的书。男人的绿色眼睛朝仁波切移了一下，又移回来，说：“他是真的有料，老兄，不是吗？”
我说，我觉得是。
在回圣玛丽旅馆那十分钟车程的路上，仁波切似乎都在发光，他太开心了。在一个停车标志处，我扫一眼过去，看到他正目视前方，咧着嘴巴笑得正欢。我想他一定是因为与文身男人之间的峰回路转而高兴，但当我们开进停车场时，他说：“波零（保龄）是极好的美国乐子。谢谢你，奥托。”
我想问他，他对男人说的是什么，给了什么样的祝福，但我只挤出一句，“你去吃早餐的时候敲我的门”，然后各自进了门，我看着他走下过道回他的房间，确保门卡能用为止。
等他安顿好之后，我熘回外面，从后备厢里拿出他的书，带回屋内。我躺在床上开始阅读。前几章足够有趣，但我觉得大部分都没有惊喜。然后在第十九页，我无意中读到这几段，读了四遍。
对很多、很多人来说，灵性的境遇就像一个决定开始弹钢琴的小男孩。男孩喜欢钢琴，喜欢碰到琴键时的声音，喜欢小小的手指贴着象牙的感觉。或许他认识什么人，或者见过什么人弹得很好，这启发了他。
随着他渐渐长大，他继续弹琴和练习。练习的时候，也许有人用不友好的方式批评过他，又或许他开始发现，他没法和那个启发他的人弹得一样好，他会犯错，手并不总听使唤，进步需要努力和牺牲。
等到他长成年轻人，他在钢琴方面已有几分成就——有些来自于本能，有些来自他对音乐的爱，有些来自练习。他弹得不错，有时在亲友的聚会上弹。但之后，随着他年岁渐长，他做出决定，尽管他可以弹得不错，但他永远也不会弹得很好。他永远不会弹到完美。他还没有好到成为一个钢琴演奏家，正如在灵性的领域里，在这个复杂的地球上，他相信他永远不会好到能够满足他心目中那个俯视他的上帝，于是他不再尝试，不再思考这种东西。
他很可能甚至都没有让想法成形。他只是在自己与钢琴演奏的下一个等级——他内在生活的下一个等级——之间立起一道无形的屏障。他在没有真正限制的地方设了限制。这不算坏。他不是个恶人。恰恰相反，他是个好人，但他设立了这道限制，就像你在房间四周筑墙一样，然后他住在那里，住在那个房间里面，并不完全满意，却不知道能对自己的不满做些什么。他老去了。他等待生命的结束，等待上帝给他评定，等待的同时，追求尽可能多正当的愉悦。生活就是这样，他对自己说。我只能弹成这样了。其实，他想把钢琴弹得更好，但阻止他到房间外面冒险的是一种恐惧，是他可能失败的念头，人们也许会嘲笑他的抱负，或者他就不是自己认为的那个人了。但这个他实际上是谁的想法从何而来呢？在灵性领域，或者，如果你更偏好这样表述——在情绪或心理领域，他留在围墙里，否决自己的是什么呢？
我把书摆在床头柜上，关上灯，脱掉衣服，躺在床上仰望天花板上影子的花样。已经晚了，我答应过要打给吉妮，我知道我可以打。但我就是躺在床上，被卷入模煳的概念中，其实没在思考，只是在默想什么，在某个想法上打转、揣摩。弹琴男孩的比喻在我看来不够完美。如果是我在编辑这本书，我会在手稿的边缘写上，“再下功夫”，意思是作者应该沿用这个大意，打磨它，让读者读起来更加清晰。
然而，这个大意，这个弹琴男孩的困境就是不肯放过我。我回想仁波切和硬汉的相遇，回想仁波切鞠躬时脸上的纯粹喜悦。我倾身去够电话，拨通了我的住宅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