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们进入俄亥俄州，在扬斯敦以内大概20英里的范围时，事情已经很明显，即使我们顺利超速驾驶90分钟，也不能在可接受的时间范围内赶上仁波切的演讲活动了。这件事困扰我的程度显然超过他50倍。
我是那种人，我相信严守时间是和平世界创建的嵴骨。像我这种人快要迟到的话——或者当别人快要迟到时——焦虑会淤积起来，就像堵在水槽里的水。离槽口还有快6英寸。4英寸！1英寸！等我们拐下扬斯敦南边的州际公路，开始摸索着往北上7号国道时，水已经漫出来了。“现在是6点10分。”我说，我们沿着那条混乱的国道龟速前进，烦心地走走停停。我能听到，也能感觉到，我的话是从紧绷的胃里、嘴里挤出来的，来自半辈子等待我不太准时的爱妻的经历。“根据这张地图，我们还要在这条路开大概11英里，而且全是红绿灯。你要演讲的地方没有人接电话。我们不可能赶上了。”
仁波切耸耸肩。那个时候，我已经积累了一档小型证据卷宗来支持我的理论，即不管他是不是仁波切，是不是心灵导师，是不是外国人，他都是个相当不顾及他人感受的人。我甚至又开始在想，他是不是在利用西西莉亚，只为搞到她的土地和房子，他是不是比看起来要聪明得多，狡猾，两面派，那种来到美国，考察一下场面，凭直觉就把握了我们的灵性程度、我们的绝望和天真，剃了光头，买了几件袍子，就开始自称上师的人。我冒出一连串想法来。
“让你的粉丝们等着，你没有不安吗？”
他没有回答，显然正热衷于研究俄亥俄州扬斯敦的市容市貌。
多好的市容啊！我见过美国很多地方，也在人生的各种时点去过欧洲、亚洲和巴西。读书时，每周两次，我在布朗克斯区一块贫穷片区的扫盲中心做志愿者。所以对城市衰败，城市萎缩，贫民区，或者不管哪个我们喜欢用来给贫穷的露肉伤口贴金的词汇，我并不陌生。但即便如此，我们见到的这部分扬斯敦还是让我吃了一惊。开进城区，我们路过一个又一个街区的用木板封住的住屋和商铺。倒闭夜店门外的生锈招牌、铁门和被严重损毁的栏杆；小巷里，似乎一个街区所有住屋（那些曾相当漂亮的人家）的二楼窗户都被砸穿。酒瓶和垃圾遍地都是，被丢弃的自行车架，湿的旧鞋，水沟里的背包。仁波切无法移目，我也是。
根据我们得到的指示，演讲在市中心的一栋楼里，就在要道上。我们很容易找到了它，但那里也没有多好。你能看出，这里曾经是繁荣的市中心，有优雅的石头建筑和一条街心绿化带。但现在是成群被木板封住的倒闭的商铺，就好像某种可怕的传染病曾匆匆席卷过俄亥俄州的这一片——病症是烧焦的护墙板，掀开的屋顶，裂开的窗户，无人照管的下沉门廊——甚至都染指了砖石结构的市中心，让这里也蒙受重创。
经过所有这些悲伤画面后，我们来到西西莉亚信上的地址，那里有个与我年龄相近的美丽女人，站在一处空停车位前的路边，表现出领悟的姿势。她瘦瘦高高，有十分迷人的大眼睛，穿一条及踝连衣裙，棕色的发辫几乎及腰。我们走出车外，她立刻上前对仁波切鞠躬，于是两条似被润色过的油光发亮的肉豆蔻色发辫，落在她耳边两侧。她直起身来，莞尔一笑让我想起妹妹，然后用两只手握住仁波切的手，说她很担心路上出事了。说着这话时，她看着我，努力保持微笑，但我能看出，她在为她的老师迟到21分钟的事怪我。我什么也没说。
她引领我们入内——不是我预期中的大礼堂，而是，在以前更美好的日子里，一处一定是个五金店或者小杂货铺之类的地方，要不就是在一切搬去中国之前，一个卖内衣给钢铁厂高管的妻子们的地方。现在这地方空荡荡的，只有8到10排灰色的折叠椅摆在开裂的漆布地板上。最前面，在一个两英尺高的自制舞台上，有一把看似尊贵几分的椅子，稍微高出地板——有人在这项成果中投入了大量工作。椅子旁边放着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一个马克杯和一个小茶壶。聚集而来的观众，总共有18还是20个人，代表了美国的混杂群体：白人，黑人，亚裔和西班牙裔。两对上了年纪的夫妇坐在前排。他们身后，是少数几个大学生模样的人，要不就是刚毕业的。然后是一对雅痞，我讨厌用这个词。然后，不可思议的，是两排带着明显的贫穷印记的人——廉价衣服，没有笑容，姿势与表情中有一面显露出一种坚硬，一种疼痛，一种拉扯度日的重量。每个人都知道这种印记。我们可以出于某种虚伪的礼貌起见，假装不知道，但每个人都知道穷人长什么样子。任何有半点脑子的人都能分辨出真穷和假穷，穿破牛仔裤的艺术家，穿脏T恤的大学小屁孩。这些人是真正的穷人。
在路边迎接我们的扎辫子女人站在前面，确认了仁波切在椅子里舒服就座后，她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明显是背过的：“今晚很荣幸请到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灵性大师。”我就站在门口，发觉自己十分惊讶。这女人的发言在我听来是夸大其词——当然，夸大其词也是我编辑过的几十篇作者介绍的必要手法。我毕竟比她更了解仁波切，尽管他让我越来越感兴趣，尽管如果你无视他的无礼，把他当成一种文化解读的话，他还是个相当不错的家伙，但我想，“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心灵大师”还是不太符合一个不久之前才差点被好时之吻呛死的人；一个没有准时赴约而且似乎满不在乎的人；一个坐陌生人的车横跨半个国家还要骗人的人；还有，这个人或许还在欺诈一个天真善良的女人，这女人本身就是个真正的穷人，他还要拿走她合法继承的财产。
扎辫子的美女讲完后，礼貌的掌声响起，距离临时舞台最远的几排座位里，有人坐立不安。我没坐下，也不打算留下来听演讲。即便我知道，在黄昏时分的扬斯敦市中心散步这个选项有多没意思，也不想留下。我不知道为什么。当仁波切鞠了一躬，说他要以一个十分钟时长的冥想作为开始时，我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地熘出门外，坐掉头里，研究地图，寻找西行的最佳路线。因为据我所知，他们会在那里拉起手念经，或者盘腿坐在开裂的漆布地板上，想象有能量光束沿着他们的嵴柱盘绕上升，就像光辉的巨蛇。不是我的风格。
车门紧锁，我在车里度过了诡异的一个半小时。当我看完地图后——花了总共四分钟——除了电台，没有什么东西来占据我的思绪，那一天我听够了电台。没有书或报纸可读，而且我承认，我害怕去散步。这是我以前每个星期去布朗克斯区遭遇的恐惧，尽管辅导时间在周六的清早，而且尽管在六年期间，没有任何不良事件（至少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在我身上。不过，我仍是一个富裕的白人，身处一个贫穷的黑人街区，社会地位烙在我的车上、衣服上、脸上和一举一动之中，和任何贫穷的印记一样清晰，我感觉被人嫌恶，感觉内疚，容易受到攻击。类似那样的感觉几乎在我们驶过7号路上的扬斯敦边线时已经找上了我。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我假设也有。这不是我们在工作场合谈论的话题，公司里的编辑和营销总监们——黑人、白人、亚裔、西班牙裔等——多数住在曼哈顿，或者住在北边通勤火车能到达的郊区，从事运输和收发的人、搞清洁的人、助理们和保安员多半住在皇后区、布朗克斯区或者哈莱姆区的某些地方，那里的街头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我意识到，我正踩在阴险的地面上。我意识到，我正在勾画美国人从不敢逾越太远的边缘话题，我在悄悄地涉足那些话题：尚存在一整块一整块的社区，那里，出租车司机拒绝进入；我们当中，还有人生活在我们耻于谈及的环境里，孩子们也以那种方式生活；我们的城市中有大面积的地区，像我这样的人（不只是像我这样的白人）干脆就不会去，是我们在时髦的市区小酒馆里小酌贵气的马提尼时，看不到也不愿去想的地方，我们两个人吃一顿饭的价格够这些美国人赚一个星期的。我们引用资本的流动规律为此开脱，要不就告诉自己，我们工作得更努力，或者正是社会的不平等起到了国民财富的刺激作用。都是很好的逻辑，或许。然而，我一直对我的生活和其他美国人的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感到不安。
我坐在车里，感觉就像被裹在一层难以名状的稀薄黏液里。静静地站在房间后面做个白日梦能有多难，我问自己。拉着某个陌生人的手几分钟，念念经能有多可怕？你不想听到的，到底是什么？况且我才刚给仁波切上过美国式礼貌的课。
我还是坐在那里。一队衣衫褴褛的人陆续经过，全是男人，大多数人走得很慢，几乎拖着脚步，几乎是在寻觅，东张西望，就像在伺机浮现。日光悄悄熘走，然后这种孤独的阴霾从废弃的部分街区的黑暗中传来，经过店面里涌出的光亮，又再次回到黑暗中。几个人向店面里窥探。一个人甚至把脸贴近玻璃，站着观看了一会儿。没有人进去。
当我觉得演讲的主要环节一定结束了，而在我脑里高谈阔论、训斥我缺乏勇气与尊重的声音也越发固执时，我打开车门的锁，悄悄地熘回演讲厅。仁波切已经结束了正式的演讲部分，正在回答问题。
第一排的黑人长者举起手说：“早些时候，你说了一些我在你的书里没有读过的东西。你说，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不管怎样，你只能改变发生在你身上的一半事情。或者类似那样的话。你能就那个话题细说几分钟吗，仁波切？”
仁波切抿了一口茶，点了有六次头，但他始终带着一种亲密感直视那个男人——如果那个词恰当的话——那让我震惊。我们相处的时候，我从没见过他有那种眼神。当他开始说话时，我意识到那也是一种我没有听过的声音。他对语言的把握力更强，但不止于此，我错失了某种力量，一种魅力。他对那个提问者说：“对，对。是这样的。我说‘一半’，但我的意思不是正好一半。而是‘一些’，让我们用‘一些’吧，好吧，行吗？你在这一世学到的一些东西，就算你什么都不做，就算你没有灵性，就算你不冥想，就算你不在乎这些东西，也能学得到。就算你杀了人，你也能学到一些必须学习的东西。你会受到负罪感的折磨，就算你对自己假装无罪。在你的内心深处，你会痛苦。如果你吃太多，你会痛苦，你会学到。如果你往身体里放毒品，你会痛苦，你会学到。如果你的性行为伤害了别人，你会痛苦，你会学到。
但好事也是，你看，愉快的事也是。你会爱和你结婚的人，或者你的爱人，你会学到。你会爱你的孩子，你的工作，你在这种生活里的愉悦，你的朋友，你的爱好，你的运动，你的缝纫，或者你的园艺。这里面每一样东西都充当你的老师。你明白这个吗？这里面每一样东西也都是某种上师，你明白吗？疾病，失败，悲伤，成功。对。要从这些东西当中学习，这一世你不必要有什么特别的灵性之路。不是非要有个上师不可，或者要这样饮食，不要那样饮食，要这样还是那样说话。灵性培养的有些部分会在这种生活中发生。对每个灵魂都是如此。”
仁波切停下来呼吸，然后继续：“但如果你关心你的头脑，你看，如果你不去搅动你头脑的能量，不去伤害什么人或动物，不用不健康的方式使用你的身体，如果你冥想，祷告，如果你在生活中有安静的时候，而不是一直忙于嘈杂和差事，如果你随时陶冶好的情操，而不是坏的情操，如果你这么做，那么你就……是哪个词？”仁波切回眸看我，就好像我会告诉他。“加深。对吗？嗯？你就会加深你的学习。还是增进，或许在你们的语言里是增进这个词。你明白吗？那并不意味着你比那些不做这些事情的人要好。不要那么想。那么想对你没有帮助。那只意味着，你会从这趟人生里榨出所有的汁液，有多少榨多少。你不会浪费你在这里的时间，已经交给你的时间，它是那么宝贵，我们不到死的时候都意识不到。你不会浪费这个宝贵的时间，你明白吗？这是最好的一种环保人士。这是不滥用这个世界的礼物。你明白吗？”
朴实小房间的四周都是虔诚的点头。显然，每个人都明白。我感觉肠子里一阵扭结，让我记起小时候遭受的一次糟糕而神秘的胃疼，我在旧农舍的沙发上扭动，母亲加热了干毛巾放在我肚子上。仁波切在他慷慨激昂的长篇回答后靠回椅子里，从容地喝着茶。聚集的崇拜者朝他散发出一种光辉。我站在房间后部，完全不知道自己会这么做，而且音量比我预计的大得多，或许还不太友好，我说：“所有这些学习都有什么目的？”
几个人转过身来看我，我没感觉到他们脸上有同样友好的光辉。我没有举手等老师叫我，或许是那个原因。
仁波切笑了。“是的，我的朋友。很好。他是我的朋友，”他说，现在是对着人群说，“他的妹妹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是的。什么目的呢，我的朋友？目的……”他停顿了几拍，用右手的手指轻敲右腿。“目的就是生活本身。这就是生活的目的，对心灵的教育。每个人都这么说，所有宗教的每一位老师。生活是为了学习，为了进步，为了向前移动——”
“但就算你不加深你的学习，也可以有很好的人生，不是吗？”
信徒当中有低声的抱怨。我感觉愚蠢，对自己恼怒，但似乎就是没法安静地站在那里，点头崇拜。
“是的，当然。我说了——”
“那做额外工作的人有什么动机？我的意思是，生活足够艰难了，不是吗？要是你对事情的原状很满意呢？你为什么要改变自己？为什么要冥想、祷告、做礼拜？如果你不做那些事情也很开心，也很正派，为什么又要设法把你的坏念头转好呢？”
“啊。”仁波切说，我以为我揪住他了。那就是蹿过我头脑的语句。我揪住他了。他是个足够好的人，这个仁波切，很可能没有恶意，但有点不实在，我现在看出来了。房间里的人都是那类需要找个人当“上师”的人，西西莉亚就是那样。那让他们对真实生活的原始冒险感觉好些。这是一种防护毯，像我这样的人不需要。
仁波切从容而刻意地喝了一口茶，然后抬起头来，朝我这边投来一个灿烂的微笑。但我不打算这么轻易缴械。“你是一个好人。”他说，把固定在前一位提问者身上的直视目光也固定在我身上。听到他说出那句话，我异常愤怒。我被他影响了，被摆布了。“你不害人，”他继续说，“你很爱你的妻子、你的孩子、你的工作和你的妹妹。我了解这些。是的，你吃得有一点过多，我的朋友。”他哈哈大笑，此时人群都已经转过身来看我，他们也在大笑——这可能非常奇怪，而且或许是出于尴尬——我发现自己把手放在肚子上晃动，就好像它比实际上大得多。“对，有一点过多，”他继续说，“但你做好事，不做坏事。告诉我，为什么？”
寂静笼罩房间。一开始我想，我希望，这个问题是个修辞手法，但随着寂静的持续，我意识到，仁波切想要一个回答。问题是，我脑子里没有答案。当寂静变得难以承受，我说：“我不确定。”
“不确定，”仁波切说，“不确定没关系。”他哈哈大笑，人群也跟着笑。“但等你理解了为什么像你这样一个人选择好的而不是坏的，那时你就有了自己的答案。现在就想想，我的朋友。明天我会再问你一次，你回答我，好吗？”
“当然，好吧。”我说，但身体里有什么在灼烧，放出尖酸、无形的烟雾。我的思绪打着怀恨的小圈旋转，太恨了，以至于我根本没注意最后两个问题，并且在整场演讲结束后，拒绝吃任何摆在靠墙桌子上的不算特别不健康的小零食。我在房间的边缘游荡，像个高中舞会上的男孩，不想被拒绝，或者不想被再次拒绝，不想被嘲笑，在他的耻辱、尴尬、嫉妒和羞怯中感到几分优越。狂怒，高傲，又惭愧。完全不像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