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戈里·别斯科夫快要死了。老战士今年八十七岁，患上了心力衰竭，已经没几天好活了。
坦尼娅设法把消息告诉了格雷戈里的弟弟列夫。列夫今年八十二岁，他说要乘私人飞机到莫斯科来看望哥哥。坦尼娅不知道列夫能不能获准入境，但列夫得到了私人飞机的入境许可。前一天他坐飞机抵达了莫斯科，预定今天前来探望格雷戈里。
格雷戈里脸色苍白，浑身无力地躺在自己的卧室里。他对外力很敏感，连脚上床单的分量都经受不了。坦尼娅的妈妈安雅只能在床上放了两个盒子，用毛毯架了个帐篷，在不让毛毯触及的情况下为他保暖。
尽管很虚弱，但坦尼娅还是能感到他强大的气场。即便是睡觉，他的下巴也好斗地凸起着。当格雷戈里睁开眼睛时，他的目光仍旧像以往一样锐利，足以让工人阶级的敌人吓破胆。
这天是星期日，家人和朋友们都来探望格雷戈里。他们是来向格雷戈里告别的，但嘴上自然不会这么说。坦尼娅的双胞胎哥哥德米卡和他妻子娜塔亚带来了七岁的漂亮女儿卡佳。德米卡的前妻尼娜则带来了她和德米卡十二岁的儿子格里沙。尽管年幼，但格里沙已经有了曾祖父的那般震慑力。格雷戈里对在场的所有人慈祥地笑着。“我参加了两次革命，两次世界大战，”他说，“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
他很快又睡过去了。家人们都离开卧室，只剩下坦尼娅和德米卡坐在他的床边。德米卡的事业有了进步——他现在是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官员，并进入了政治局。他依然是柯西金的下属，但他们改革苏联经济的努力却仍然被克里姆林宫的保守派所阻挠。德米卡的妻子娜塔亚已经晋升为外交部分析司的司长。
坦尼娅告诉哥哥最近为塔斯社写的一个专题。在目前为农业部工作的瓦西里的提议下，她飞到了土地丰饶的南方重镇斯塔夫罗波尔，那里的集体农场正在尝试着根据收成给农场员工分成。“产量上去了，”坦尼娅告诉德米卡，“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克里姆林宫不喜欢分成制，”德米卡说，“他们会说这是修正主义的残余。”
“分成制已经实施了好几年，”她说，“斯塔夫罗波尔的第一书记是个名叫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的青年实干家。”
“他一定在高层有人。”
“他认识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常去斯塔夫罗波尔的一个温泉浴场。”克格勃头子患上了令人疼痛难忍的肾结石。坦尼娅心想，如果有人该得如此令人痛苦的疾病，那一定非安德罗波夫莫属了。
德米卡非常惊讶。“这个名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者竟然是安德罗波夫的朋友吗？”他问，“这个人一定很不寻常，我必须对他多留点儿心。”
“他一定很懂得为官之道。”
“我们需要新思维。你还记得赫鲁晓夫1961年曾经预测，苏联在生产力和军事力量两方面二十年后能赶超美国吗？”
坦尼娅笑了。“那时他想得太过乐观了。”
“在过了十五年之后的今天，我们不仅没能赶超美国，和美国之间的距离反而加大了。娜塔亚告诉我，东欧国家也远远落后于他们的近邻。那里之所以没闹出乱子，多亏了我们给的大量援助。”
坦尼娅点点头。“幸好我们有大量出口的石油和原料，足可以对付这么大一摊子。”
“但这还不够。看看东德吧。我们必须建上一堵墙，才能阻止人们逃向资本主义社会。”
格雷戈里动了动。坦尼娅感到很内疚。她不该在外祖父临死之际对他的基本信仰提出质疑。
门开了，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来人年龄很大。他消瘦驼背，衣着却完美无瑕。他穿着一身量身定做的深灰色西服，白衬衫一尘不染，红领带泛着亮光。这种穿戴的人只可能来自西方。坦尼娅从没见过这个人，却对他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来人一定就是列夫。
他没有理会德米卡和坦尼娅，而是看着躺在床上的病人。
格雷戈里外祖父看了来人一眼。他知道来访者，但一时半会儿没能认出来。
“格雷戈里，”来人说，“亲爱的哥哥，我们怎么都已经这么老了呢？”他用带着列宁格勒工厂工人粗野嗓门的老式俄语开口说话。
“列夫，”格雷戈里问，“真的是你吗？你过去是多么英俊啊！”
列夫俯身亲了亲哥哥两边的面颊，然后两人拥抱在一起。
格雷戈里说：“你来得很及时，我就快不行了。”
一个八十岁上下的老妇人跟着列夫走进卧室。她穿着时髦的黑裙子，踏着双高跟鞋，化了很浓的妆，身上戴了许多珠宝。坦尼娅觉得这样的穿着简直和妓女一样。她很想知道这种穿着在美国是不是很普遍。
“我在隔壁房间看见了你的孙子和曾孙，”列夫说，“队伍可真壮大啊！”
格雷戈里说：“这是我一生的幸运，你怎么样？”
“我从没喜欢过的妻子给我生了个女儿，一直跟着我的玛伽给我生了个儿子，我这次带来的就是玛伽。对于我的两个孩子，我都难说自己是个称职的父亲。我从来没有你的这种责任感。”
“有了第三代吗？”
“三个孙子孙女，”列夫说，“一个电影明星，一个流行歌手，还有个黑人。”
“黑人？”格雷戈里很吃惊，“这是怎么回事？”
“傻瓜，这种事多了去了。我儿子格雷格——顺便说一句，我给他起了你的名字——睡了个黑人姑娘。”
“他可比我这个叔叔厉害多了。”格雷戈里说。两个老人都笑了。
格雷戈里说：“我过了惊心动魄的一辈子，随部队席卷冬宫，打倒沙皇，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纳粹的侵略面前保卫了莫斯科。我和沃洛佳都成了将军。我对你很是愧疚。”
“对我有愧吗？”
“你去了美国，无法得到这一切。”格雷戈里说。
“我绝对没有抱怨。”列夫说。
“我甚至得到了卡捷琳娜，尽管她痴情于你。”
列夫笑了：“我得到了上亿美元。”
“是的，”格雷戈里说，“总的看来你吃亏了。列夫，我感到很抱歉。”
“没事，”列夫说，“我原谅你。”他的话里有嘲讽的意味。但坦尼娅觉得外祖父似乎并没有意识到。
沃洛佳舅舅进来了。他穿着将军制服，显然正要去参加军队里的某个仪式。坦尼娅震惊地意识到这也许是沃洛佳舅舅和生父的第一次见面。列夫看着眼前从未谋面的儿子。“格雷戈里，”他说，“他和你很像嘛！”
“但他是你的儿子。”格雷戈里说。
父子俩握起手来。
沃洛佳什么话都没说，似乎深陷的感情漩涡让他完全说不出话了。
列夫说：“沃洛佳，你没了我这个父亲，但失去的并不是很多。”他抓住儿子的手，上下打量起来：沃洛佳穿着锃亮的军靴、红军的将军服，身上戴着一排军功章。他有一头灰白的头发和一双能看透人心的眼睛。“但是我想我失去了很多。”列夫说。
离开外祖父的公寓以后，坦尼娅陷入了思索。她考虑着布尔什维主义在哪儿出了错，格雷戈里外祖父投入全部精力和理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怎么会演变为暴政。她走向公共汽车站，准备和瓦西里碰头。在车上，坦尼娅回想起革命的最初年月，她很想知道列宁废止布尔什维克报刊以外的一切报纸杂志是不是苏联犯下的最关键的错误。这意味着此后所有的不同意见都得不到传播，固有的一些观念得不到挑战。戈尔巴乔夫被允许在斯塔夫罗波尔做一些改革的尝试，但这只是绝无仅有的例外。戈尔巴乔夫这类人很少能得到施展才干的机会。坦尼娅是个记者，觉得自己可能过分“以自我为中心”地强调了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但她又觉得，批评报道的缺乏的确是各种形式的压迫越发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
瓦西里已经回来四年了。在这段时间里他精明地恢复了以往的生活。他在农业部策划了一个场景设置在集体农场的广播教育系列剧。广播剧除了描写不忠的妻子和不听话的孩子外，剧里的角色还讨论一些农业的生产技术问题。系列剧里描写了不听莫斯科建议的懒散农民，敢于挑战党的权威、考试不及格被朋友们抛弃的歧途少年。这个广播系列剧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瓦西里借此回到了莫斯科电台，住上了政府分给认可作家的一套大房子。
两人的会面是私下的，不过坦尼娅经常在工会会议和朋友聚会中碰到瓦西里。他早已不是1972年回来时的那个活死人了。他增加了不少体重，气色好了许多。四十五六岁的他虽然不可能恢复电影明星般的英俊，但脸上的皱纹却为他平添了几分诱惑力。他的魅力依然和被捕前一样大。每次坦尼娅见他的时候，他总和不同的女人在一起。她们不是瓦西里三十来岁时围着他转的十来岁无知女孩，但这些三十来岁的女人也许就是之前的那些少女：她们穿着高跟鞋、长筒袜和时髦的衣服，用苏联很难弄到的指甲油、染发膏化妆，个个都非常漂亮。
坦尼娅私下里每月见他一次。
每次他都会把正在写的小说的最新部分交给她，用的依然是在西伯利亚为了节省纸张练成的工整小字体。坦尼娅会把文章打出来，并在打字过程中改掉拼写和标点的错误。下一次见面时，坦尼娅会把打印稿交给瓦西里进行核对和讨论。
世界上好几百万人买瓦西里的书，但这些读者瓦西里一个都没见过。他甚至连西方报纸用外文印的书评都看不到。这样一来，坦尼娅就成了唯一能跟他交流作品心得的人，他如饥似渴地聆听着坦尼娅说的每一句话。她成了他的编辑。
每年三月，坦尼娅都要去莱比锡参加书展，每次都能在那儿碰上安娜·默里。她总会从莱比锡书展带回安娜给瓦西里的礼物——有时是台电动打字机，有时是件羊绒大衣——据说，瓦西里伦敦的银行账户上正积累着越来越多的钱，他可能永远用不上这些钱了。
去见瓦西里时，坦尼娅依然采取谨慎的提防措施。这天，她在距离会面地点还有一英里时就跳下了公共汽车，确定没人跟踪以后才走向一家名为“约瑟夫”的咖啡馆。瓦西里已经到了，坐在一张放着杯伏特加的餐桌前。瓦西里旁边的椅子上放着一只大号的浅黄色信封。坦尼娅像是偶然遇到位熟人一样，随意地对瓦西里挥了挥手。她在吧台里拿了瓶啤酒，然后坐在瓦西里对面。
看到瓦西里气色不错，坦尼娅非常开心。他的面容里有了十五年前没有的那种尊严。他仍然有着一双浅棕色的眼睛，但现在这双眼睛不时顽皮地闪烁着，表现出敏锐的洞察力。坦尼娅意识到除了家人之外，她最了解的就是眼前这个人。她知道瓦西里的优点：出众的想象力、非凡的智慧、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以及使他在西伯利亚生存了十几年并坚持写作的强大毅力。她同样知道瓦西里的缺点，他最大的缺点就是老想招惹女人。
“谢谢有关斯塔夫罗波尔的消息，”坦尼娅说，“我写了篇很棒的报道。”
“很好，我们只希望试验不要被人为破坏。”
坦尼娅把打印好的最新章节递给瓦西里，然后看了看椅子上的大信封。“又写好一章了吗？”
“最后一章。”他把信封交给坦尼娅。
“安娜·默里肯定会很开心。”瓦西里新写的小说名叫《第一夫人》。小说中美国的第一夫人——或许指的就是帕特·尼克松——在莫斯科失踪了二十四小时。坦尼娅对瓦西里的创造力感到十分惊讶。小说从一个好心美国保守人士的角度看待苏联的芸芸众生，对苏联的社会现实进行了鞭挞，手法十分有趣。坦尼娅随手把信封塞进了手提包。
瓦西里问：“你什么时候能把整部小说拿给出版商？”
“能去国外出差就给他们，最迟是明年三月的莱比锡。”
“要三月吗？”瓦西里显得十分失望，“还有三个月呢！”他用非难的语调说。
“我会试着寻找到国外出差的机会替你送过去。”
“要尽快哦。”
坦尼娅非常生气。“瓦西里，我冒着生命危险为你传递文稿，你竟还这样说。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找别人去干，或者你自己去。该死，我才不在乎呢！”
“你说得一点没错，”瓦西里马上表现出悔悟，“对不起，我只是投入太多——整整三年下班后不眠不休地写这部小说。可我无权对你这么急躁。”他把手伸过桌子，压在她手上，“你一直是我的救星，不止一次地救了我。”
坦尼娅点点头。瓦西里说的是大实话。
但在挎着放有小说结尾段落的手提包离开咖啡馆的时候，坦尼娅还是感到有些生气。她在气什么呢？一定是那些穿着高跟鞋的女人们。她觉得瓦西里应该早点跨过那个阶段。劈腿是年轻人干的事情。每次文学圈聚会换一个女人只能贬低他的身份。瓦西里应当找个身份地位相当的女人早点安定下来。这个女人或许可以年轻一些，但要欣赏他的作品，和他差不多聪明，甚至要为他的写作出谋划策。他需要的是志同道合的伴侣，而不是现在这些战利品一样的女人。
她回到塔斯社的办公室。没到办公桌前，她便被兼任本部门政治督导的主编彼得·奥普特金拦住了。和平时一样，奥普特金的嘴上叼着根烟。“我接到农业部打来的电话，对方说你那篇斯塔夫罗波尔的报道不能发。”他说。
“什么？为什么不能发？分红制是农业部同意的，而且确实行之有效。”
“你错了，”奥普特金很喜欢指出别人的错，“分红制已经被废除了。现在那里采用最新的伊帕托沃法，把联合收割机送到州里的所有地方。”
“中央控制又取代了个体责任。”
“是的，”他从嘴上拿掉烟，“你得写篇描述伊帕托沃法的报道。”
“那里的第一书记怎么说？”
“你说的是小同志戈尔巴乔夫吧？他正在实施农业部下达的新法子呢！”
戈尔巴乔夫自然会这么做，坦尼娅心想。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该闭嘴，照上面的安排去做。不然怎么当得上第一书记！
“好吧，”坦尼娅克制住愤怒说，“我会另外写一篇报道。”
奥普特金点点头，然后便走开了。
坦尼娅心想，分红制的确非常好，但也太超前了：这是个全新的理念，农场工人根据产量进行分红，客观上提高了产量，完全排除了莫斯科的插手。老实说，分红制能实施上几年就已经是个奇迹了。从长远看，分红制不可能继续进行下去。
完全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