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初，加斯帕·默里一边准备大学的毕业考试，一边给能找到地址的美国各大广播电视网写了信。
各大广播电视网收到的是同一封信。他把伊维和汉克约会的报道、对马丁·路德·金的采访以及《真相》的暗杀特辑都附在了信里，希望能得到份工作。只要能到电视台工作，加斯帕什么活都愿意干。
加斯帕从来没有对任何事如此孜孜以求过。电视新闻比报纸杂志上的新闻好得多——更为快速，更为深入人心，也更为逼真——美国的电视台比英国的要好。加斯帕知道自己一定会在电视台干得很出色。他所需要的只是个起步。他的愿望非常迫切，为此伤透了神。
因为寄信花了很多钱，加斯帕便让姐姐安娜请他吃午饭。他们去了左翼作家和政治家们喜欢去的匈牙利饭店盖伊餐馆。“如果在美国找不到工作，你该怎么办啊？”点完菜以后，安娜问加斯帕。
前途不明让加斯帕很沮丧。“我真不知道。如果在英国，我会在地方报采写一些马戏或者公务员葬礼之类的小报道，但我觉得我不会甘于做这种事的。”
安娜要了餐馆的特色菜冷樱桃甜汤，加斯帕要了拌有塔塔酱的炸蘑菇。安娜说：“听着，我欠你一个道歉。”
“是的，”加斯帕说，“你确实该对我道歉。”
“可汉克和伊维根本没有订婚，更别说结婚了。”
“但你知道他们是一对。”
“是的，我不该和他上床的。”
“但你还是上了。”
“别这样道貌岸然，我不太做这种事，你却是经常的。”
加斯帕没有争论，因为这的确是事实。他经常和一些已经订婚甚至结婚的女人上床。他撇开这个话题问：“妈妈知道了吗？”
“是的，她发火了。黛西·威廉姆斯是她三十多年的老朋友，她又收留你住在她们家，对你非常好——现在我却伤害了她的女儿。黛西对你说些什么了吗？”
“你给她女儿带来了那么大的痛苦，她对此非常生气。但她也说了，她和劳埃德·威廉姆斯陷入爱河的时候也已经嫁了人，因此她觉得没必要把这件事提升到道义的高度。”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很对不起你。”
“算了，没事。”
“但我其实并不是很后悔。”
“这话怎么说？”
“我和汉克上床是因为我爱上了他。自从有了第一次以后，我几乎每个晚上都和他在一起。他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男人，如果能把他的心拴住，我想我是会嫁给他的。”
“作为你弟弟，我想问你一句，他到底看上你的哪一点？”
“你是不是想说无非就是我的大胸？”安娜笑了。
“你不仅相貌不出众，还比他大几岁。你要知道，只要打上个响指，他就能让无数未婚少女上他的床呢！”
她点点头。“他和我上床是因为两点。首先，他聪明，但没受过教育。我是他通向心灵世界的导师：我带他走向了艺术、戏剧、政治和文学的广阔天地。他很愿意和肯俯就和他谈这些的人说话。”
加斯帕并不觉得奇怪。“他以前很喜欢与黛西和劳埃德聊这些。那另一点是什么呢？”
“他是我第二个情人，这你应该是知道的吧？”
加斯帕点点头。女孩们不太愿意说这种事，但安娜和加斯帕姐弟却对各自的情史了如指掌。
安娜说：“我和塞巴斯蒂安一起生活了快四年，在那段时间里，我学到了很多东西。汉克对性了解甚少，他没有和哪个女孩长时间交往过，没有建立过真正的亲密关系。伊维是和他在一起最久的一个，但伊维年纪太小，无法对男人进行调教。”
“我明白了。”加斯帕从来没有从这个角度思考过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但安娜的话听起来的确很有道理。加斯帕有点类似于汉克。他心想，不知道女人们是不是觉得他在床上太嫩了。
“汉克从一个名叫米姬·麦克菲的歌手那里学到了很多，但他们只睡了两次。”
“真的吗？戴夫·威廉姆斯在后台的更衣间里跟她搞过。”
“是戴夫告诉你的吗？”
“我想他告诉了每一个人，这应该是他的第一次吧。”
“米姬·麦克菲很随便的。”
“所以你应该算得上汉克的爱情导师了。”
“他学得很快，成长也很快。对伊维做的那些事，他以后不会再做了。”
加斯帕觉得不一定，但没有对安娜说出心中的想法。
1965年2月，德米卡·德沃尔金和一个包括娜塔亚·斯莫特罗夫在内的、包含许多外交部官员和助理的代表团前往越南。
这是德米卡的第一次海外之行，但和娜塔亚一起去更让他感到兴奋。他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但却充满了被解放的愉悦，他觉得娜塔亚也会这么想。他们远离了莫斯科，摆脱了他妻子和娜塔亚丈夫的控制范围。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
德米卡对目前苏联的形势大体感到乐观。赫鲁晓夫倒台以后他的上司是柯西金，柯西金认为苏联很可能因为经济上的劣势而输掉冷战。苏联的工业很不发达，苏联人民更是贫穷。柯西金的工作就是提高苏联的生产力。苏联必须学会制造那些别国国民都想去买的商品。不只是在坦克和导弹上，而且要在人民生活的富足程度上和美国竞争。只有这样，苏联才能使更多国家走上社会主义之路。柯西金的执政思路使德米卡大受鼓舞。尽管总书记勃列日涅夫是个死硬的保守派，但柯西金也许能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革。
苏联的经济有很大一部分问题出在军费的过度使用上。为了平衡畸形的经济，赫鲁晓夫提出了和平共处原则，希望在不打仗的前提下，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存。赫鲁晓夫对此所做的却不多——他在柏林和古巴闹出的动静进一步增长了军队开支。不过克里姆林宫的改革派却仍然希望能实现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
越南将是一次严格的检验。
走出舱门，一阵从没体验过的湿热气息朝德米卡迎面扑来。越南比德米卡到过的所有地方都更为拥挤，也更为五彩斑斓。
越南同样被分成了两部分。
越南领导人胡志明在五十年代的反殖民斗争中击败了法国。但胡志明却是个拒绝民主的共产党人，美国不承认他的统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南越首府西贡扶植了一个傀儡政权。这个未经选举的政权实行苛政，不受人民拥戴，被“越共”的抵抗力量所打击。1965年，南越傀儡政权旗下的南越政府军的力量非常弱，依靠两万三千名美国军人的支持，才勉强保有一点战斗力。
和苏联人假装东德是一个国家一样，美国人也假装把南越当成一个国家。尽管德米卡没胆量那么说，但越南实际上就是德国的一面镜子。
部长们和北越领导人举行晚宴的时候，苏联的部长助理们和越南的部长助理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晚宴——越南这些做助理的都会说俄语，有的还去过莫斯科。食物大多是蔬菜和米饭，只有少量的鱼和肉，但都非常美味。越南的助理中没有女性，看到娜塔亚和另外两位女助理，他们似乎非常惊讶。
德米卡坐在一个面容阴沉、名叫彭安的中年助理身旁。坐在他们对面的娜塔亚问彭安，越南想从两国的谈判中获得些什么。
彭安回答了。“我们需要飞机、大炮、雷达、高空防御系统、轻型武器、弹药和医疗用品。”他说。
这正是苏联人想避开的话题。娜塔亚说：“现在战争都快结束了，你们不应该需要这些才对啊！”
“到了最终击败帝国主义者的时候，我们的需要会有所不同。”
“我们自然希望能对南越军队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娜塔亚说，“但也会有其他的各种可能性。”她试着提出和平共处的理念。
“只有打胜仗这一种可能性。”彭安不屑一顾地说。
德米卡很失望。彭安固执地拒绝了对苏联人带来的议题进行讨论。他也许觉得和一个女人讨论会没面子吧。德米卡希望这是他这么顽固的唯一原因。如果越南人不肯谈论战争的替代方案，他们这次来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娜塔亚执著于达成自己的目标。她说：“军事上的胜利肯定不是唯一可能的结果。”德米卡对娜塔亚这种有勇气的坚持感到非常骄傲。
“你难道想说我们会失败？”彭安生气——至少在假装生气地说。
“不，”娜塔亚平静地说，“但战争不是取得胜利的唯一途径。谈判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我们和法国人谈判过很多次，”彭安怒气冲冲地说，“每次的条约签署都是他们为进一步侵略争取时间的工具。越南人民早就在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得出这条我们牢记在心的经验了。”
德米卡读过越南的历史，知道彭安生气是有道理的。法国和其他老牌殖民主义国家一样背信弃义。但不能因为谈判崩盘就放弃。
娜塔亚有充足的理由进行坚持，因为这是柯西金要传递给胡志明的信息。“我们都知道帝国主义者很残暴。但革命者也能利用谈判。列宁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领土问题上也进行过谈判。他为保住权力作出了让步，接着又在羽翼丰满以后夺回了让掉的土地。”
越南的助理们鹦鹉学舌般强调胡志明所制定的国策。“在西贡没有成立包括越南民族解放阵线在内的中立政府之前，我们不考虑谈判。”
“请你们理智一些，”娜塔亚温和地说，“把主要需求作为前提条件只是避免谈判的一种手段。你们也要考虑让步的可能性。”
彭安愤怒地问：“德国入侵苏联、进军到莫斯科城下时，你们让步了吗？”他用拳头砸了下桌子，这个动作让一向觉得东方人含蓄的德米卡吃了一惊。“我们不要谈判，不要让步——更不要美国人！”
晚餐很快就结束了。
德米卡和娜塔亚回到住地宾馆。德米卡陪娜塔亚走到她的房间。走到门口时，娜塔亚简单地说了句“进来吧”。
这将是他们第三次一起过夜。前两次都是在克里姆林宫满是灰尘的储藏室的四柱大床上。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作为多年来的情人，共处一室对他们来说已经非常自然了。
他们接吻，脱鞋，再次接吻，刷牙，再次接吻。他们并没有沉溺于情欲，反而想用一种更放松的方式进行欢爱。“这一夜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德米卡觉得这是他所听到的最性感的一句话。
他们做了爱，然后吃了一些娜塔亚带来的伏特加和鱼子酱，又做了一次爱。
欢爱过后，他们躺在褶皱的被子里，看着天花板上慢慢旋转的风扇。娜塔亚说：“我猜有人正在监听我们。”
“我想应该有，”德米卡说，“我们花了很多钱，从克格勃派了组人过来教他们如何监听宾馆。”
“也许彭安正在偷听我们这个房间。”说完这话，娜塔亚咯咯地笑开了。
“如果是真的，我希望他喜欢这个多于喜欢晚餐。”
“嗯，那简直是一场灾难。”
“他们必须改变想从我们这里获得武器的想法。就算是勃列日涅夫也不想在东南亚卷入大规模的战争。”
“如果拒绝给越南人武器，他们可能会投入中国人的怀抱。”
“他们不喜欢中国人。”
“我知道。可是……”
“就是这样。”
德米卡和娜塔亚缓缓入眠，但很快被电话铃声惊醒了。娜塔亚拿起话筒报出姓名。听了一会儿对方的话，娜塔亚骂了句“该死”。又过了会儿，她挂上电话。“南越来的消息，”她说，“越共昨晚袭击了美军的一个基地。”
“昨晚？就在柯西金到达河内的几个小时以后吗？这肯定不是巧合。那个美军基地在哪儿？”
“在一个叫波莱古的地方。八个美军士兵被杀，受伤的有一百来个。袭击者摧毁了地面上的十架战斗机。”
“越共死了多少人？”
“他们在美国的军事基地只留下一具尸体。”
德米卡难以置信地摇了摇头。“你应该好好跟越南人提一提这事，他们真是一群可怕的战士。”
“越共的确如此。南越政府军相比之下就差多了，因此他们需要美军来帮他们打仗。”
德米卡皱起眉：“美国有什么大人物正好在南越吗？”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克乔治·邦迪，他是最为臭名昭著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分子之一。”
“他现在可能已经在给约翰逊总统打电话了。”
“是的，”娜塔亚说，“我很想知道他会怎么说。”
这一天晚些时候，娜塔亚知道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美国航空母舰“漫游者号”上起飞的战斗机轰炸了北越边境洞海市的兵营。这是美军第一次轰炸北越，从而开启了南北越冲突的一个新阶段。
德米卡绝望地看到，柯西金的立场在一天之内一点点地倒退。
美国对北越的轰炸在共产党国家和世界广大不结盟国家受到了广泛的谴责。
第三世界国家都希望莫斯科能出面援助被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共产主义国家越南。
柯西金不希望越南战争升级，克里姆林宫也拿不出钱对胡志明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援助，但这正是他们正在做的事。
但这钱必须得出。如果止步不前，中国会替代苏联成为各共产党小国最亲密的伙伴。苏联作为世界共产主义捍卫者的地位危在旦夕。所有人都认清了这一点。
所有关于和平共处的对话都被抛到一边去了。
和整个苏联代表团一样，德米卡和娜塔亚对这种变化非常忧郁。同越南人的谈判立场发生了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变。柯西金无计可施——他必须同意胡志明提出的一切条件。
苏联人在河内又待了三天。德米卡和娜塔亚整夜整夜地做爱。但到了白天，他们只能一项一项详细记录彭安的要求。在他们启程的前一天，苏联援助给北越的地对空导弹已经上路了。
回程的飞机上，德米卡和娜塔亚坐在一起。德米卡打了个盹，梦见了在懒洋洋旋转的风扇下和娜塔亚共度的四个潮湿的夜晚。
“你在笑什么？”娜塔亚问他。
德米卡睁开眼。“你应该很清楚。”
娜塔亚笑了。“除了……”
“什么？”
“回顾我们这段旅程时，你难道没感觉到……”
“我们被越南人设计和欺骗了是吗？是的，我从来的第一天就感觉到了。”
“事实上，胡志明聪明地操纵了苏联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
“是的，”德米卡说，“我有同样的感觉。”
坦尼娅带着放有瓦西里反动文稿的手提箱去了机场，她害怕极了。
以前坦尼娅也做过其他一些危险的事情。她出版过一份煽动性的反动报纸；她在马雅可夫斯基广场被捕，被关在臭名昭著的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她还冒险和一个西伯利亚的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了联系。但这次她格外害怕。
私通西方是更高的罪名。她把瓦西里的文稿带到莱比锡，希望把它托付给一个西方出版商。
坦尼娅和瓦西里印刷的报纸只是在苏联内部流传。如果这种宣传不同政见的印刷品流传到西方，当局一定会更为生气。犯下如此罪行的人不仅会被当作反动分子，而且会被看作是叛国者。
想到所承担的风险，坐在出租车后座的坦尼娅不禁因恐惧感到一阵恶心。她惊慌地用手捂住嘴，直到恶心的症状消除以后才把手放下。
到机场的时候，她差点告诉司机掉头送她回家。这时她想起了在西伯利亚又冷又饿的瓦西里。她鼓起勇气，拿着手提包走进航站楼。
西伯利亚之行完全改变了她。之前，她觉得苏联共产主义是个用心良苦却失败了的社会实验，必须去除。但现在她看清了苏联共产主义的实质。每次想到瓦西里，坦尼娅心里都充满了对使他走到这步田地的人的憎恨。她现在甚至不愿和双胞胎哥哥德米卡多谈，德米卡觉得苏联共产主义应该得到改进，而不是全盘废除。她爱德米卡，但他闭上了眼睛，不愿面对现实。她意识到在所有存在残酷压迫的地方——比如在美国南方，在英国的北爱尔兰，在东德——都有好多和她家人一样不愿正视可怕现实的人。可坦尼娅不愿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她想要战斗到最后一刻。
无论有多大的风险。
到了海关检查站，她把证件交给边检员，把手提箱放在秤上。如果是基督徒的话，她肯定会祷告一番。
出关的边检员都是克格勃的人。对坦尼娅进行检查的是个三十多岁的大胡子男人。她有时会通过想象对方会怎样接受采访来评估一个人。通过观察，这个人应当侵略性非常强，他会带有敌意地去回答采访者所提出的没有明显趋向的问题，反复检查问题中有没有暗示或隐含的批评。
边检员仔细地看着坦尼娅的脸，和护照上的照片进行了好几次比对。她试着不表现出紧张。她告诉自己，不用担心，没有哪个苏联公民在遇见克格勃时不会表现出恐惧。
边检员把坦尼娅的护照放在桌上，然后对她说：“打开箱子。”
边检员可以任意检查出国公民的行李。他们可能是觉得你可疑，可能是正好无事可干，可能是想翻翻女人们的内衣。边检员不需要给出理由。
坦尼娅打开手提箱，心跳得飞快。
边检员弯下膝盖，翻查坦尼娅的物品。他很快就找出了瓦西里的那份手稿。他拿出手稿，看着标题页：“战俘营——纳粹集中营的故事，作者：克劳斯·霍恩斯坦”。
小说的标题和其后的目录、前言和序言一样，都是坦尼娅做的掩饰。
边检员问：“这是什么？”
“是本东德小说翻译稿的一部分。我正要去参加莱比锡书展。”
“这本书审核过了吗？”
“在东德当然审核过，不然也不会出版了。”
“在苏联呢？”
“没审核过。没翻译完的小说自然不会送审。”
边检员一页页往后翻，坦尼娅努力保持着平稳的呼吸。
“这里有一些苏联人的名字。”边检员说。
“你应该知道，纳粹的集中营里有许多苏联人。”坦尼娅说。
坦尼娅知道，如果边检员要查证，她的说法很快就会穿帮。如果边检员花些时间看看后面的内容，他很快就会发现小说不是发生在纳粹集中营，而是发生在古拉格的劳役营。然后克格勃会花几个小时发现东德根本没有哪个出版社出版过这部小说，坦尼娅则又要被送到卢比扬卡监狱的地下室了。
边检员懒散地翻动着文稿，还拿不定主意是否要为难她一下。这时，隔壁的边检站发生了一阵骚动——一个要上飞机的乘客对所带的圣像被没收提出抗议。边检员把手提箱里的文稿和登机牌一起还给坦尼娅，挥手让她过关，就匆匆赶到隔壁检查站帮同事的忙去了。
坦尼娅腿一软，觉得自己也许无法再向前走了。
她很快恢复了体力，完成了后续的登机手续。她所搭乘的是平民乘坐的图-104客机，每排有六个座位，稍嫌拥挤。到莱比锡的航程有一千英里，需要坐三个多小时。
在莱比锡机场的行李提取处拿到手提箱以后，坦尼娅仔细地检查了一遍手提箱，但没找到打开过的痕迹。但她还不能完全放下心。坦尼娅像拿着放射性物品一样把手提箱小心翼翼地提到海关和移民区，她记得曾听人说过东德政府比苏联政府还残暴，斯塔西比克格勃更无处不在。
坦尼娅出示了她的护照。一个警察仔细地审视着她的护照，然后粗鲁地一挥手让她出关。
坦尼娅走向航站楼出口，没敢去看正紧盯着过关旅客的警察的一张张脸。
一个警察走到她面前：“你就是坦尼娅·德沃尔金吗？”
坦尼娅差点流出内疚的眼泪。“是的，我是。”
海关官员用德语对她说：“请跟我来。”
完了，我这辈子都完了，坦尼娅心想。
坦尼娅跟着警察穿过一扇边门。让她吃惊的是，边门通向一个停车场。“书展的策展人为你派了辆车。”这位警察说。
司机正在车里等她。司机向坦尼娅作了自我介绍，把放有罪证的手提箱放进了白绿两色瓦尔特堡311型车的后车厢。
坦尼娅倒进车后座，身体瘫软下来，像喝醉了似的无助。
车快开到市中心时她才渐渐恢复过来。莱比锡很久以前就是个四通八达的重镇，中世纪就有了集市。莱比锡火车站是欧洲最大的火车站。坦尼娅在为塔斯社所作的报道里会提到莱比锡浓烈的共产主义氛围，提到莱比锡对纳粹持续到1940年代的抵抗，不会把现在的观感写进去。在她看来，莱比锡十九世纪的华丽建筑看上去比近旁苏联时代的粗犷建筑优雅多了。
司机把她带到了图书交易会现场。在一个仓库一般的大厅里，来自德国和世界各地的书商竖起展示架，展示各自的书籍。策展人带她四处看了看。策展人告诉他，书展的目的不是实体书的买卖，而是这些书在国外发行和翻译的许可。
快傍晚的时候，坦尼娅设法摆脱了策展人，一个人在展厅里走来走去。
她被书籍的总量和多样性惊呆了。参展的有汽车的维修和使用手册、科学杂志、各类年鉴、童书、经书、艺术书籍、地图册、字典、教科书以及所有欧洲主要语言的马克思和列宁的全集。
坦尼娅想找到一个想翻译苏联文学并在西方出版的出版商。
她开始浏览那些放着俄文小说译著的书架。
西方各国所用的拉丁字母和俄文字母完全不一样，不过坦尼娅中学学过德语和英语，大学学过德语，因此她能大致猜出这些俄国作家的名字以及译文小说的标题。
她和几个出版商谈了谈，她说她是塔斯社的记者，询问他们在图书交易会中获得了什么样的益处。她为自己的报道找到了一些有用的引证，但没有提到有本俄文小说要找人出版的事情。
在一个叫罗利的伦敦出版商的摊位上，坦尼娅看到了亚历山大·法捷耶夫《青年近卫军》的英文译本，这本书在苏联非常受欢迎。坦尼娅很熟悉这本小说，试着阅读了这本翻译小说的第一段。看完这段话的时候，一个和她年纪相仿的妙龄女子打断了她的阅读，女子用德语问她：“请问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坦尼娅作了自我介绍，询问了对方对这次交易会的观感。坦尼娅很快发现罗利出版公司这位编辑的俄语比她的英语要好，于是两人换成俄语进行交谈。坦尼娅问起了苏联小说的英译本情况。“我想把更多的苏联小说带到英国，让更多的人读到，”这位编辑在回答中提到，“但大多数苏联文学——包括你手里拿着的这本——宣扬共产主义的痕迹都太浓了。”
坦尼娅假装生气。“你是想出版那种反苏共小说吗？”
“不，”编辑露出笑容，“作家们当然要爱自己的政府。我们出版社就出版过许多描绘大英帝国荣耀和帝国所取得的成绩的书籍。但一个感知不到周遭社会缺点的作家不能成为一个好作家。就算是为了可信性方面的考虑，他们也应该在作品中发出一点批评的声音。”
坦尼娅很喜欢眼前这个女人。“我们能再见面吗？”
编辑犹豫了一下。“你有什么事要找我商量吗？”
坦尼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你住哪儿？”
“欧罗巴旅馆。”
为坦尼娅预留的房间也在欧罗巴旅馆。这样就方便多了。“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安娜·默里，你呢？”
“我会再找你谈的。”坦尼娅说完就走开了。
坦尼娅从直觉上愿意相信安娜，这种直觉是她在苏联二十五年的生活练就的。她的这种直觉也有证据的支撑。首先，安娜是个正牌的英国人，而不是苏联人或东德人伪装的英国人。其次，她不是共产党人，也没有故意在坦尼娅面前伪装自己的政治信仰。第三，她的话里没有任何政治术语。在苏联长大的人都会无意中在谈话中提到党派、阶级、干部和意识形态等词语。但安娜没提过其中任何一个词语。
白绿相间的瓦尔特堡车等在展览大厅外面。司机把坦尼娅带到欧罗巴旅馆，坦尼娅办好了入住手续。在房间里把东西收拾停当以后，坦尼娅马上返回了大堂。
坦尼娅不想引起任何人对她的注意，因此连去前台问安娜·默里房间号码这种事都免了。饭店前台至少有一个招待是斯塔西的线人，这个线人很可能会记录下苏联记者寻访英国编辑的事情。
好在坦尼娅很快发现前台后面许多写着房间号码、放着房间钥匙和留言口信的小格子。坦尼娅封上一个空信封，在信封上写上“安娜·默里小姐”这几个字，默不作声地把信封递给前台的接待员。接待员立刻把信封放在了标着“305房间”的格子里。
格子里放着把钥匙，这意味着安娜·默里这时并不在房间里。
坦尼娅走进旅馆的酒吧，安娜也不在那里。坦尼娅坐了一个小时，一边喝啤酒，一边在笔记本上写下报道的草稿。接着她走进餐厅，但餐厅里也不见安娜的踪影。坦尼娅猜测安娜也许跟同事到莱比锡的哪个餐馆吃饭去了。坦尼娅坐下来，点了莱比锡的一款风味素食，一边吃菜一边喝咖啡，然后离开了餐厅。
走过大堂的时候，她又看了一眼前台后面的那些木格，305房间的钥匙已经不见了。
坦尼娅回到自己的房间，从手提箱里拿出手稿，走到305房间门口。
她在门口犹豫了一会儿。做了这事以后，她就有罪了。她把宣传反苏的小说带到了西方，没有任何理由可以原谅她这种行为。如果被人抓住，她这辈子也就完了。
她敲了敲门。
安娜开了门。她赤着脚，手里拿着把牙刷，显然正准备上床。
坦尼娅把一根手指竖在嘴唇上，示意安娜不要出声。然后她把文稿交给安娜，轻声说：“两小时后我再来。”
随后她回到自己房间，坐在床上不住地颤抖。
安娜如果只是不接受这份文稿，那还不算很坏。如果坦尼娅错判了她，安娜也许会觉得有义务向当局报告有人给了她一本反动小说。她可能会担心如果保守秘密的话，自己也会因为参与密谋而遭到指控。安娜或许会觉得把坦尼娅对她的不当接近报告给当局才是最恰当的选择。
但坦尼娅知道大多数西方人都不会这样考虑问题。尽管坦尼娅采取了种种防范措施，但安娜绝不会想到会因为读一份手稿而获罪。
因此现在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安娜是否喜欢瓦西里的这部小说。丹尼尔喜欢瓦西里的小说，《新世界》的编辑们也喜欢，但他们都是苏联人。外国人会有何反应？坦尼娅自信安娜会觉得这部小说写得非常棒。但她能否被打动呢？她会为此而伤心吗？
十一点过几分，坦尼娅又去了305房间。
安娜拿着手稿开了门。
她的脸上满是泪水。
她小声说：“太令人发指了，得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些事。”
一个周五的晚上，戴夫发现桃色岁月的鼓手刘是个同性恋。
以前他觉得刘只是有些害羞罢了。许多女孩想和玩乐队的发生关系，化妆间有时甚至像个妓院，刘却从没因此占过哪个女孩的便宜。这并不奇怪：有人热衷于此，有人却不太喜欢。瓦利从不和这些女孩有瓜葛，戴夫偶尔会和几个心仪的女孩出去，贝斯手布兹则是来者不拒。
桃色岁月重新得到了现场表演的机会。《艾丽西亚，我想念你》登上了流行歌曲排行榜，占据了第十九位，而且还在不断攀升。戴夫和瓦利一起写歌，希望做一张不只有正反面两首歌的密纹唱片。一天傍晚，他们前往波特兰街的英国广播公司，为节目做预录。为广播公司做节目的报酬微乎其微，但却是一个提升《艾丽西亚，我想念你》知名度的好机会。也许这首歌能借助电台的传播攀上排行榜的第一位呢。另外，正如戴夫说的那样，一点点钱也够花上好一阵子。
他们在落日的余晖下走出电台大楼，决定去附近一家名叫“金色号角”的小酒馆喝上一杯。
“我不想喝。”刘说。
“别闹了，”布兹说，“你哪次拒绝过喝酒啊？”
“那去别的酒吧吧。”刘说。
“为什么？”
“我不喜欢那家。”
“不想被纠缠的话，把墨镜戴上就行。”
他们上过几次电视，有时会在酒吧和餐馆里被歌迷认出来，但很少遇到真正的麻烦。他们不再去学校旁边那些年轻人聚集的咖啡店，避免造成围观。但都是成年人的酒吧还是可以去的。
他们进入金色号角酒吧，走到吧台前。酒保笑着问刘：“露西，要伏特还是金啊？”
大家吃惊地看着刘。
布兹说：“原来你是这里的常客啊！”
瓦利问：“伏特和金是什么？”
戴夫问：“露西又是怎么回事？”
酒保有几分紧张。“露西，哪个是你的伴？”
刘看着另外三位成员：“妈的，被你们发现了。”
布兹问：“你是同性恋吗？”
被发现以后，刘索性放开了。“我很明显和你们不一样，喜欢花花草草和粉红色的东西。如果你们不聋不瞎的话，早该在一年多以前就发现我是个同性恋了。只要能不被人抓住，我一有机会就和男人接吻上床。但别担心我会去找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你们几个都太他妈丑了。现在我们来喝一杯吧。”
戴夫欢呼鼓掌。最初的震惊过后，布兹和瓦利也跟着一起欢呼鼓掌。
戴夫很好奇。他知道同性恋，但仅仅是些理论上的东西。至今为止，他还没有一个同性恋的朋友——这大概是因为同性恋在英国犯法，大多数的同性恋和刘一样保守秘密吧。戴夫的祖母莱克维兹女士为同性恋的合法化一直在斗争，但迄今也没取得成功。
戴夫支持祖母发起的运动，这主要是因为他痛恨压制祖母的那帮人：自高自大的牧师、愤世嫉俗的托利党人，还有那些退役的将军们。戴夫从来没想过法律的演变还能影响到他的朋友。
他们又喝了第二杯和第三杯。戴夫的钱快用完了，但他的兴致却特别高。《艾丽西亚，我想念你》这张唱片将在美国发售。如果主打歌能在美国打榜的话，他们的乐队就成功了。戴夫也不用再为写歌而绞尽脑汁了。
酒吧很快就挤满了人。大多数人有个共同点：走路说话显得有点浮夸。他们之间互称“宝贝”或“亲爱的”。很快，酒吧里谁是同性恋、谁不是，就很容易判断了。也许这才是他们都会来这的原因吧。酒吧里也有几对姑娘，她们留着短发，穿着长裤。戴夫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但他们并不排外，都很高兴让异性恋的男女进入这个酒吧。酒吧里有半数人都认识刘，乐队成员很快发现很多人都过来找他们搭话。同性恋们独特的开玩笑方式经常让戴夫发笑。一个和刘穿着相同衬衫的男人说：“哦，露西，你和我穿的是情侣衫，真是太棒了！”然后他又轻声补充了句：“你个没创意的小娘们儿。”包括刘在内的所有人都笑了。
一个高个男子走到戴夫身边轻声问：“伙计，你知道谁能卖给我一些药丸吗？”
戴夫知道对方要买毒品。许多音乐人都嗑药。飞驰夜总会这类地方一般可以买得到好几种毒品。戴夫试过几种，但都没什么感觉。
他仔细地看着眼前的这个陌生人。高个男人穿着牛仔裤和并不相配的条纹衬衫，还都是廉价品，但军人式的短发却让戴夫非常不自在。“我不知道。”简略地做了回答以后，戴夫就转身摆脱了那个人。
酒吧的角落里有个放着麦克风的小舞台。晚上九点，一个男扮女装的喜剧演员走上舞台。尽管头发和化妆完全像个女人，但戴夫还是能看出这其实是一个男人。
“大家能把注意力集中到这里来吗？”他问，“我有个重要的公告要向大家宣布。杰里·罗伯特森得了那病。”
所有人都笑了。瓦利问戴夫：“那病指的是什么？”
“性病，”戴夫说，“就是下面得的病。”
消停了一会儿，那个喜剧演员又说：“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是我传给他的。”
他的话又博得一阵笑声。这时门口出现了一阵喧闹。戴夫往门口张望，看见几个穿着制服的警察走进酒吧，把挡在面前的人纷纷推向一边。
喜剧演员说：“哦，法律的护卫者来了！我喜欢他们的这身制服！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些穿制服的经常会来这？我真想知道吸引他们的是什么。”
他在拿警察开玩笑，但警察可是动真格的。他们推开挡道的人往前冲，似乎很喜欢这样费力的事。四个警察冲进男厕所。“也许他们只是来尿尿的。”演员又说。一个警官跳上舞台。“你是不是警长啊？”演员跟走到他面前的警官调情，“要不要把我浑身上下好好检查一番？”
跟上来的两个警员把演员拽下舞台。“别担心，”他大声叫道，“我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回来的。”
警长抓起麦克风。“你们这些肮脏的同性恋，”他说，“我得到线报，说这家店有毒品交易。如果不想受伤的话，面朝墙站着，准备接受我们的检查。”
警察仍然在蜂拥而入。戴夫四下张望，想找到一个可能的出口。但所有门都已经被警员封死了。有些顾客走到墙边，面朝墙站着，像是以前接受检查似的显得非常顺从。戴夫思考着，尽管几乎公开在卖毒品，可警察怎么从没突袭过飞驰夜总会呢？
冲进男厕所的警察架着两个男人出来了，一个男人鼻子被打破了，满脸都是血。一个警员对警官说：“警长，他们在同一个蹲位。”
“以公共场所有伤风化的罪名起诉他们。”
“遵命，警长。”
戴夫的背被狠狠地打了一下，他大叫了一声。一个挥舞着警棍的警察对他说：“到墙那边去！”
戴夫说：“你怎么能打人？”
警察用警棍指着戴夫的鼻子说：“同性恋，快给我闭嘴，不然我就用这根警棍让你闭嘴！”
“我不是——”说到一半戴夫就不说了。随他们怎么想吧，戴夫琢磨着。与其和警察同流合污，还不如站在同性恋这一边。他走到墙边，依令面朝着墙，用手摸着背上的痛处。
他发现身边站着的是刘。刘问他：“没受伤吧？”
“只是起了个肿块，你呢？”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戴夫现在总算明白祖母为什么想改变针对同性恋的法律了。他为一直以来不知道同性恋的境遇感到非常羞耻。
刘低声说：“还好警察没认出乐队的人。”
戴夫点点头说：“他们不像熟悉流行明星的那种人。”
透过眼角的余光，戴夫看见警长正在与先前询问自己哪里有卖药丸的那个满身便宜货的高个男人在交谈。现在他知道这个穿着廉价牛仔裤、剃着军人平头的是什么人了：是个乔装打扮得非常粗糙的便衣警察。便衣耸耸肩，摊开双手对警长做了个无助的手势。戴夫觉得他也许是没能找到任何一个卖毒品的人才如此失望吧。
警察搜了所有人的身，让顾客们翻开衣服口袋给他们看。检查戴夫的警察用了很长的时间检查戴夫的胯部。这些警察也都是同性恋吗？这就是他们来这检查的原因吗？
几个顾客反对近身的检查，结果被用警棍狠揍了几下，接着以袭警的名义被逮捕。一个人持有据称是医生开的一袋药片，他也同样被逮捕了。
检查完以后，警察终于离开了。酒保宣布这一夜的酒水都免费供应，但没几个人贪这个便宜。桃色岁月的成员离开了酒吧，戴夫决定回去早点睡上一觉。
“同性恋经常遇到这种事吗？”分开的时候戴夫问刘。
“伙计，这是常事，”刘说，“真他妈该死。”
一天晚上七点，加斯帕觉得姐姐应该下班回家了，于是他去安娜现在待的汉克·雷明顿在切尔西的公寓找她，结果他发现安娜和汉克这一天都还没有出门。他有些紧张。他有求于安娜和汉克，他想让他们帮的忙对他的未来非常重要。
他坐在厨房里，看着安娜为汉克做他最喜欢吃的烤土豆三明治。“你的工作怎么样？”加斯帕找了个话题。
“非常棒，”安娜的目光中闪动着热情，“我找到了一个新作家，一个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我甚至不知道他的真名，但他的确是个天才。我要出版一本他写的小说，背景是西伯利亚地劳役营，叫《冻伤》。”
“听上去并不是很有趣。”
“小说有一部分很有趣，但整部小说却有打动人心的感染力。我正在翻译这本小说。”
加斯帕感到狐疑：“谁会想知道劳役营里发生的事啊？”
“全世界的人都会想知道，”安娜说，“你就等着瞧吧。最近你怎么样——毕业以后干些什么，定下来了吗？”
“《西部邮报》给了我一个实习记者的职位，但我不准备去就职。看在老天的份上，我已经是自创报纸的主编和记者了。”
“美国那边有回音吗？”
“来了封回信。”
“只有一封吗？说了些什么？”
加斯帕从口袋里拿出信交给安娜。这是封来自《今日》电视节目组的信。
安娜看了这封信。“信上只是说他们不会不经面试就招人，太令人失望了。”
“我准备让他们实践诺言。”
“什么意思？”
加斯帕指着信头上的地址说。“我准备拿着这封信去他们的办公室说‘我来面试了’。”
安娜笑了：“他们会佩服你的胆量的。”
“我只有一个问题，”加斯帕急切地咽了口口水，“机票钱要九十镑，我只有二十镑。”
安娜把一篮土豆拿出煎锅，把它们晾干。接着她看了一眼加斯帕。“你就是为这过来的？”
他点点头：“能借我七十英镑吗？”
“当然不行，”她说，“我没有七十英镑。我是个图书编辑，这几乎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了。”
加斯帕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但这还不算完。他咬咬牙说：“能从汉克那要来七十英镑吗？”
安娜把炸过的土豆放在一块涂了黄油的白面包片上，在上面浇了些麦芽醋，撒上许多盐，接着又盖上了一块面包片，最后把做好的三明治切成两半。
汉克走进厨房，他的衬衫胡乱塞在橙色的灯笼裤里，红色的长发因为淋了雨而有些湿。“加斯帕，你好。”他和平时一样热情地跟加斯帕打了个招呼，接着他亲了亲安娜，“宝贝，什么东西这么香？”
安娜说：“汉克，这也许是你吃的最贵的一顿三明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