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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杀简史》罗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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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种人喜欢说话,大家都知道。我和歌手合得来,因为他也喜欢说话,哪怕是他拿起吉他、用“主义”押韵“对立”的时候也还在说话。哪怕是他用“主义”押韵“对立”的时候,他依然期待你的回应,因为人们啊,咱们这是在对话。要我说,雷鬼无非是一个人在说话,向另一个人讲道理,来来回回地对话。

但你也要知道。有些人不说话。喜欢说话的人和喜欢说话的人来往,而保持安静的人和保持安静的人来往。保持秘密的人和保持秘密的人来往。你去一定的派对、一定的会议,你见到乔西·威尔斯去找一定的人或者一定的人来找他,他们在一起同样保持安静。但昨夜很热,没有月亮,这会儿第二天几乎还没诞生。我睡了一个小时,因为灵魂中的不安而惊醒。太久了,有些东西困在我的脑袋里实在太久了,必须从我的嘴里吐出来才行。假如我是作家,我会把它们写出来。假如我是天主教徒,我会用言语淹没整个忏悔室。

我女人去厨房煮茶,炖腌猪肉和山药。她知道我喜欢什么,我骂她夜里打鼾像驴叫,她却哈哈大笑。咱在夜里发出其他声音的时候你可没有抱怨,她边说边晃着屁股走向厨房。我赶在她走远前上去拍了一巴掌,她看着我说提醒我告诉你唱歌的朋友,你还在偷偷吃猪肉。有一秒钟我以为她是说真的,但她哈哈一笑,唱着《姑娘我有个约会》走开了。有些男人一辈子都找不到能治好他们猎女症的女人。但就连我妻子对我灵魂中的不安也无能为力。她能让食物更甘美,用更柔和的动作按摩我的头部,她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叫他们今天别来家里,但她也知道无论她做什么说什么,都无法平静我的灵魂。

也许是因为十二月。毕竟只有到了《启示录》才能看清《创世纪》,对吧?进入十二月让我想起一月。不仅因为民族党把这个国家搞得乱七八糟。人人都知道共产主义已经渗入牙买加。越来越多的古巴人来到牙买加,但没有人知道也有越来越多的牙买加人去古巴。等他们回来,AK47在他们手上就会熟练得像是天生会用。是的,圣凯瑟琳正在建造一所学校,工地上没有一个人说英语。没等上帝醒悟过来说,等一等这是搞什么?所有医院里的医生就都叫恩内斯托或帕勃罗了。一月从我这儿拿走了某些东西交给乔西·威尔斯,而现在人人都知道了。

十二月初,在给我们任何任务、任何酬劳和任何圣诞礼物之前,彼得·纳萨尔先给我带了个信。他说,告诉你的手下,这一季和接下来的日子里,要多煮香蕉、烤山药、炸土豆、挖芋头,但别惦记包子、面点、蛋糕和其他需要面粉的东西了。我没太琢磨他的这番话,甚至忘了转告我的社群和散播这个消息,但我告诉了我的女人。

12月30日,第一个。1月2日,又是三个。1月22日,上帝抛弃了圣托马斯。十三个人,家人和朋友,开始头痛、呕吐、抽搐,有几个人瞎了。他们狂泻不停,昏迷、醒来又昏迷,颤抖得像是上帝在用雷霆惩罚他们。就连死后,他们依然无法停止腹泻和颤抖。他们都死于同一天的同一顿饭。谣言四起,就像1964年的小儿麻痹症瘟疫,许多男女害怕得把自己锁在家里。在面粉里,在面粉里,在面粉里,他们说。面粉里写着死亡,死神在十七个人的心脏上做了标记。第二天,卫生部说一艘德国商船运到牙买加的散装面粉里被下了俗称“岳母药”的除草剂。不过牙买加人知道这种毒药,我们早在《十一罗汉》之前就禁用了它。

彼得·纳萨尔在一月露面。他再次来拥抱我,但问乔西·威尔斯车换了新电池情况如何,我不禁心想那和他有什么关系。但他和我说话与和乔西·威尔斯说话的方式不同。他说IMF【109】应该代表“都是曼利的错”,他不可能拯救这个国家,不可能保护她,甚至不可能控制她。有趣的是他和乔西·威尔斯聊电池和姑娘,邀请他周二去打飞靶,和我谈的却是政治。我对乔西·威尔斯、中国佬、哭包和其他人说,白种商人和政客要来说服大家相信总理能够管好这个国家。等我们成功之后,他们甚至不该相信他能管好金斯敦。

我从来不需要说服,民族党没有为民族党之外的任何人做过任何事情。而劳动党,我们没有恳求,他们就来到了贫民窟,那是五十年代,我刚长到该去上学的年纪,他们把屎尿横流的肮脏地方变成了建筑物,就像《美好时光》电视剧里的楼房。然后他们建造了哥本哈根城,我母亲一生中第一次在有遮蔽的地方洗澡。他们爱怎么说就怎么说,但来贫民窟的不是民族党,他们是在哥本哈根城建成后来的,匆匆忙忙建起了名叫八条巷的狗屁地方。他们在狭窄的巷子里塞满了与我们敌对的民族党支持者,塞满了会开枪的任何一个白痴。

但谁能赢得西金斯敦就能赢得金斯敦,谁能赢得金斯敦就能赢得牙买加,1974年,民族党释放了两头丛林野兽,一个叫邦廷-班顿,另一个叫抹布。民族党从来就不可能赢下西金斯敦,当时如此,现在依然如此,因此他们玩弄阴谋,创造了一个名叫中央金斯敦的新区,把他们的人塞进去。他们让谁管理那里?邦廷-班顿和抹布。在他们之前,贫民窟的战斗只是刀战。他们的帮派有三十多号人,骑着红色和黑色的摩托车穿过金斯敦,嗡嗡嗡的声音像是黄蜂军队。邦廷-班顿和抹布的帮派在一场葬礼上袭击我们,我们立刻明白游戏有了新的规则。人们总以为现在谁也不记得是谁先挑起事端的了,但是,体面人啊,请不要扭曲贫民窟的历史。首先挑起事端的是邦廷-班顿和抹布。民族党在1972年大选中获胜后,天下大乱。

他们先抢走了我们仅仅在四年前得到的工作,然后那两个小子开始驱赶我们离开城区,就好像我们是地痞,他们是怀亚特·厄普【110】。他们连自己人也不放过,砍死与自己党派有关系的工会首领,因为他号召劳动者起来罢工。差不多去年这个时候,一辆白色面包车开到退隐路劳动党总部门口停下。面包车挡住里面人的视线,他们陡然冒了出来,杀人蜂发动攻击,班顿/抹布帮派骑着摩托车嗡嗡突袭。他们砸碎家具,撕烂文件,杀死男人,殴打女人,强奸两名女性后离开。有一点最特别的:从头到尾,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过一个字。

但这个帮派只是懦夫。他们不敢来哥本哈根城,不敢挑战头脑,只敢砍杀手指和脚趾,他们杀个没完,最后我对彼得·纳萨尔说,沉睡的巨人必须苏醒了。等我们收拾完他们,六号巷被烧成白地,所有女人跪地哭号,因为她们以前从不需要把脑浆塞回死去儿子的脑壳。等我们收拾完他们,七号巷只剩下蜥蜴还能动弹。

但他俩开始认为他们能操纵民族党了。党送他们去古巴。抹布,他有这个外号是因为他是拉斯塔法里教徒,他的脏辫看上去就像破抹布,他来到古巴,参加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派对。没有人告诉过这位同胞,古巴的国菜是猪肉。他大发雷霆,就好像耶稣进了被犹太人变成市场的神殿。他甚至踢翻了卡斯特罗的桌子。抹布变成了他所属党派的麻烦。这时候一个人找了另一个人,这个人找到神父,神父是唯一能在劳动党和民族党的土地上畅行无阻的人,神父找到我。我亲自摸清那个逼眼儿的行踪,吩咐中国佬去斯坦顿酒吧,悄悄走向姑娘们四散逃开的起点,姑娘们会边咒骂边捂住她们的屁股、胸部或下体。中国佬身手很好,能用一颗子弹干掉一个小子,他走到抹布背后,朝着后脑袋就是一枪,那张桌子周围的女人都没尖叫,直到第三颗子弹打进第一颗子弹打出的窟窿,鲜血溅到她们身上。中国佬打光六颗子弹,像一丝后悔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

1975年3月,警长杀手在一位女教众的圣经里留下字条,告诉我邦廷-班顿会在什么地方出现。就在达令街上,他去找他的女人,离目的地只剩下三个路口了,乔西和四个人在他的车旁边停下,用子弹给逼眼儿洗了个澡,打得连发动机都熄火了。邦廷-班顿的葬礼非常隆重,据说有两千民众前去吊唁。我不知道具体数字,但我知道总理、副总理和劳工部部长都去了。

但那是1975年,现在是1976年12月,一年就像过了一个世纪。与怪物搏斗的人也会变成怪物,金斯敦至少有一个女人认为我扼杀了名为希望的所有事物。人们认为我失去理智是因为误杀那个学生让我无法释怀,但他们不知道我之所以失去理智,是因为我应该烦恼却并不烦恼。不过现在我的女人在叫我了,大老板,快来吃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