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高粱桥不远，这条街就该往西拐了，拐过去叫北下关。拐角处有家饭馆儿，绿色的木头门窗，门上方有个木头牌子，写着“北下关食堂”。
每天中午这里格外热闹，赶马车的车把式把马车停在门口儿，让牲口吃着草料，他们到食堂来碗“洋火烧”（后来才知道，这东西学名叫卤煮火烧），再打三两一毛三的白酒。吃饱喝足，晕晕乎乎地接着赶路，那种感觉简直赛过神仙。
富人有富人的享受，穷人有穷人的乐子。现在的人就算喝一万块钱一瓶的洋酒，估计也很难达到车把式们喝“一毛三”时候的快感。
胡同里富裕的人家，赶上饭口，会让孩子拿个铁锅，端上一碗“洋火烧”回来吃。其实到食堂吃更省事，但是人家要的是孩子端着铁锅走过胡同的那个过程。邻里们会投来赞许的目光，婶子大妈们会议论，“人家谁谁家那日子，过得真不错。”“是呀，出去俩啦。”她们管孩子上班儿叫“出去”。
记得文革结束后的某一天，父亲补发了点儿工资。母亲非常高兴，给了我九分钱，让我去北下关食堂吃一碗馄饨。卖馄饨的是小明子他妈（小明子是我小时候的玩儿伴），她给我盛了满满一碗，小心翼翼地替我端到桌子上。那种味精、酱油夹杂着香菜的香味儿，现在想起来还流口水。
后来北京出现了个体户，我一个小学同学的爷爷会面案上的手艺，推个三轮车，在食堂门口儿卖螺丝转儿、糖火烧、糖耳朵之类的面点，抢了饭馆的生意。气得小明子他妈站在馄饨锅旁边骂，“这老家伙，又来啦！”
北下关食堂往西不远是个小铺，卖烟酒点心。过去人喝酒一般喝不起瓶装的，喝酒的人家都有个酒瓶子，家长让孩子拿着瓶子到小铺打酒。
小铺的谭爷爷慢吞吞地接过酒瓶子，在瓶口儿插上漏斗儿。然后拿掉酒坛子上面裹着红布的盖子，用提子打出酒来，小心翼翼地倒进漏斗里。酒倒完了不马上把提子拿开，一直等到最后一滴酒滴进瓶子里，他才满意地把提子放回去。
小铺还卖烟。印象最深的是工农烟，两毛钱一包，整好一分钱一根儿，所以可以一根儿一根儿地零卖。我们小时候学坏抽烟，拿着一分钱去买烟。谭爷爷问，“给谁买的？”我一脸真诚地回答，“我舅舅来啦。”谭爷爷一边从烟盒里取出一根儿烟，一边念叨，“你妈真抠门儿，来客人就买一根儿烟。”
我心中暗笑，“这谭爷爷，老糊涂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