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因为房子发愁，是在初中之后。那时候家里住两室一厅，我姐姐一间，我跟父母住一间。半大小子了，一点儿隐私都没有。心里就幻想着，要是把阳台封上，放一张小床，旁边有个小桌子，支个台灯，做我的独立空间，那得多幸福呀。
那年代我们家的条件还算好的。大杂院里，小两口儿跟老两口儿共挤一间房的有得是，到了晚上中间儿拉帘儿。问题是挡得住视线挡不住声音呀，两口子连说悄悄话都不敢，只能借着月光比划哑语。还不敢开灯，怕影响帘子那边的两口子呀。
1993年底，从部队复员到了燕山石化艺术团，我跟搭档付强分到了一间宿舍，感觉那就是天堂啊！在部队时也住宿舍，那时连被子怎么叠都有规定，感觉就是个公共场所。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私人空间，我们俩凑钱买了二手彩电、二手冰箱，还买了个电饭锅，能煮面条儿、热包子。楼下有洗澡间，随时能下去洗澡。还有公共厨房，能在煤气炉子上炒菜。我简直幸福死啦！
唯一的缺点是到了十点关门儿，回来晚了就得从公共厕所的窗户爬进来。还不允许外人借宿，想跟女朋友住一晚上，就跟做贼似的。就怕俩人正亲热呢，管理员敲门，“外人该走了啊！”我就纳闷儿，管宿舍的人怎么都那么敬业呀！
2000年从燕山石化公司买断工龄。现在的人可能不懂这个词，工龄怎么还能买呢？是这么个意思，我不是为国家工作了十几年嘛，国家给我六万块钱，从此之后我看病啦、住房啦，国家都不管了，我也不用上班了，成自由人了。
廉春明老师在石景山鲁谷看见个小区不错，三千多块钱一平米。在他的建议下，我跟付强合资用买断工龄的钱交了笔首付，买了套两居室，俩人一人一间。奋斗了十几年，真正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感觉无比的幸福。虽说俩人共用一个厕所、客厅，可那时候两家住一个单元的挺多，所以我们也没感觉别扭。
我们那小区离八宝山火葬场不远，我常跟人开玩笑说，要是感觉身体不舒服了，自己走着就去火化了。对我们无所谓，只要有真正属于自己的空间，挨着刑场都行。后来小区门口儿开黑车的又说，我们这小区过去是坟地，有“东西”。也不知道这“东西”指得是什么，反正我不怕，有地方看书、写作、看电视就行。
住了一段儿就感觉别扭了，离城里太远，参加酒局不方便。付强把我出的那部分房钱给了我，房子归他了。我上房屋中介租房去，人家给我看房子的照片，又便宜条件又好。说看看房吧，得先交看房费。交完看房费，过去一看那房，跟照片上是两码事儿。再让他给我换一套吧，还得交看房费。我明白了，他们不是指着帮人租房挣钱，是指着骗看房费挣钱。现在房屋中介好多了，没有先交钱再看房这一说。
后来租了间平房，就在簋街附近。住着挺舒服，就是上厕所不方便，睡得迷迷糊糊地也得往出跑。要是夜里有人进错了厕所，绝对不是流氓，肯定是睡晕了还没醒。
停车也不方便，胡同里就那么点儿地方，谁先抢着谁停。胡同里的有车族都是揉库高手，我看见一辆车停在一个旮旯，前、后、右边都紧挨着墙，我怀疑车主是找几个街坊，把车抬进去的。
后来我又租了套单元楼住。我也是北京人，但是我对北京人欺生的毛病挺反感。一听我是租房的，拿我当北漂了。搬家的时候开电梯的嫌我东西多，楼长找我要头两年的卫生费。头两年我还没住呢，我交什么卫生费呀？我明白本地人为什么不愿意租房了，总感觉自己不是房子的主人，是个外来客。
于是我又琢磨着买房。我正在锦州采访那，付强来电话了，他跟廉春明老师在天通苑看上一套房，复式结构，带八十平米露台。我那时候总惦记养狗，就想要有露台的。我说从锦州回去再买吧，来不及了。房源紧张，当时就有人等着。没办法呀，付强用他的名字帮我订了套房。
那是经济适用房，五年之内不能改名字，所以我那房子的户主一直是付强。如今五年过去了，变更户主得交税，不少钱呢，还是写付强的名字。我们俩二十多年的交情了，不会出什么事儿。这要是遇上个不靠谱的朋友，非说那房是他的，我一点儿办法没有。
我父母的房子质量很差，我还算孝顺，让父母搬进了我那新房，我住父母的旧房。旧房也有个好处，离城里近，去哪儿都方便。
后来我又挣了点儿钱，把父母的旧房卖了，买的现在这住房。三年前买的，三万多一平米，我媳妇儿都快哭了，“太贵了，不行！”大事儿就得男人做主，勒紧裤腰带把房子买了，现在涨到五万啦！
买大件的东西，比如车啦、房啦，尽量买贵的，升值空间高。买个便宜的，过几年生活水平好了，觉着不满意，还得花钱换，这一折腾反倒费钱。
现在我们两口子住这房子挺宽敞，我又琢磨了，将来有了孩子，家里就乱了。我还得在这小区再买一套房子，当自己的工作室。
现在的好多中国人啊，这辈子，全都为房奋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