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刷厂这段时间干得还算舒心。我们的工作是看印刷机，把一摞一摞的白纸上到印刷机上，等印上字从机器那边出来，再给搬下来。工作虽然枯燥，但是工厂不大，总共十几个人，管理也挺宽松的。
遇上个师傅叫范军，那年他三十多岁，对我们非常好。印刷厂的食堂不让临时工吃饭，我们去打饭碰了钉子，心里很窝火。范师傅替我们出气，跑到食堂大闹了一番。范师傅一家三口住在印刷厂的办公室，后来他就让我们在他们家入了伙，由她媳妇儿给我们做饭吃。
跟我们一起打工的还有两个女孩儿，来自北京郊区县。长得没有城里人洋气，但是人比城里女孩儿爽快。我们一边儿干活儿一边打闹，男女搭配，干活儿不累啊。
后来，我们又搭上个草台班子，隔三岔五地能去郊区县演出挣点儿零花钱了。范师傅非常支持，我们请假出去演出的时候，他一个人把我们俩的活儿都包了。有时候演出回来太晚了，我们俩就住在厂子里，省得第二天早起。范师傅从自己家拿来被褥，铺在车间的桌子上，等着我们回去。
这期间正赶上人口普查，我们俩排练了一个小品专题，上了北京电视台人口普查晚会。这下子印刷厂可轰动了，我们俩成了名人。食堂不但允许我们打饭了，每回还都多给我们盛一勺子。
艺人就是这样，只要演出能养活自己了，就什么活儿都懒得干了。我们俩靠演出能吃饱饭了，就把印刷厂的工作辞了。那是一家私人承包的印刷厂，老板不给我们结最后一个月的工资，范师傅还带着我们去老板家要工资，我们也当了一回讨薪的民工。
后来在当兵期间，我还利用休假去范师傅的小屋看过他，请他到门口的川菜馆儿喝了回酒。等到从部队复员回京，再去看望范师傅，印刷厂已经搬家了。人去楼空，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
范师傅在我们俩无可奈何地到工厂打工的时候，给了我们无私的关爱。他虽然在事业上帮不上我们的忙，但我一直认为他是我人生当中的一个贵人。总在幻想着，哪天演出完下台，一个又矮又黑、戴着高度近视镜的小老头儿站在我面前，“方儿，还认识我吗？”
但愿这天真的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