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选秀节目，出来不少草根艺人。这里有真有假，有的是真在地铁里唱过歌的，真在厨房里颠过炒勺的，真在老家种过庄稼的。还有的是在夜场干了好些年，一直没干出来，重新包装一下儿，冒充民工或者农民，再编几个煽情的故事感动观众，从而达到出名的目的。
真草根也好，假草根也罢，都是为了做节目，为了愉悦大众的眼球，无可厚非。真正从底层熬出来的艺人，比职业演员更艰难。吃过苦受过累，知道自己的一切来之不易，对待艺术认真，对观众和同行也真诚。当然了，还有一种草根，混出点儿名气来就找不着北了，比大牌还大牌。这种草根火不了多久，自己就把自己的路给堵死了。
我从小儿就学相声，也跟着文工团、草台班子演出过一阵，所以不算草根。但是我混来混去，文工团不要我了，草台班子也渐渐不景气了，于是我混成了草根。为了养活自己，还打了一年工。
建筑工
我十七八岁的时候，去外地演出的机会很少。师叔李方之带着我跟付强，在北京的北海、后海、蓟门烟树一带摆地摊说相声，根本挣不着什么钱，基本上就是为了过瘾。
在外头转悠了一天，该吃饭了。师叔买了两份炒饼，“我不饿，你们俩吃吧。”哪儿是不饿呀，兜里就有两份炒饼的钱。再后来连吃炒饼的钱都没有了，师叔决定，带着我们打工去。师叔过去在古建队上班，找到了过去单位的同事。
他那同事也从单位出来了，当了包工头儿，在前门东大街承包了一个工程，修建“红光美发厅”。后来我重新当上演员，那时候还有头发呢，偶尔去“红光美发厅”剪发，还自豪地跟人家说：“你们美发厅是我盖起来的！”
别瞧我们在台上挺大能耐，到了工地上就是个废物。什么技术都没有，只能干力气活儿。瓦工站在脚手架上砌砖，我站在下面和泥，再一铁锹一铁锹地往上递。那是全工地最累的活儿，干一会儿腰跟胳膊就酸了，还不能放慢速度。供不上大工的料，人家数落你。
中午人家管顿饭，馒头夹朝鲜泡菜。以前我从工地路过，看见民工吃饭，拿根儿筷子穿七八个馒头，我还笑话人家呢，“这帮人太能吃啦！”轮到我当民工，跟他们一样，一顿吃五六个馒头。
虽然累但是挺高兴，晚上收工回到师叔那间小屋，我们能聊喜爱的相声。而且我们那时候有盼头，就是等师叔买了马戏大棚，上全国各地演出去。这个理想根本实现不了，因为没钱。但是我们都相信那是真的，那是我们在工地干活的精神支柱。
每天的工资是十块钱，按说不少。但是干了一段时间实在累得受不了啦，我跟付强辞职不干了。我妈妈从单位退休之后，在一个装修队打工，做室内装修。虽说挣钱少，但是活儿没那么累，我跟付强又干起了粉刷工，往墙上刷大白。
活儿是轻松了，但是心情不好。离开了师叔，没有了盼头。一个人在空荡荡的屋子里，穿着浑身是白点子的工作服，头上戴着报纸叠的工作帽，一刷子一刷子地刷墙，感觉时间过得很慢，总也盼不到下班。后来想出个办法，一边儿刷墙一边儿背贯口，就是相声段子中的大段独白，时间过得才快点儿。
中午休息的时候，穿着工作服坐在门口儿晒太阳，看见同龄人穿着时尚的衣服，有说有笑地从眼前走过，感觉挺失落。后来自己安慰自己：“毕学祥多大能耐呀，不是也在房管局上班，给人糊顶棚嘛！”
毕学祥何许人也呀？他是相声、快板儿、双簧、拉洋片样样精通的老艺人，解放前后在天桥很红，担任天桥新谊曲艺团团长。后来政府取缔了天桥的演艺市场，艺人们都被迁往外地，支援各地的文艺事业。毕学祥的新谊曲艺团被发往四平，变成了四平曲艺团。
毕学祥是皇城根儿长大的，到那么偏僻的地方能待习惯吗？冬天零下十几度，根本受不了。再加上毕学祥的徒弟游泳淹死了，老人担心自己这一百多斤也扔到关外，说什么也要回北京。
回到北京没工作，正赶上房管局招工，毕学祥就去应聘。人家问他：“你会糊棚吗？”“没问题呀！”其实他根本不会。人家派他跟两个工人一块儿出去干活儿，三间屋，一人一间。毕先生跟那二位说：“你们先干吧，我手快，不着急。”其实他是不知道从哪儿下手。
人家在那儿糊棚，毕先生蹲在地上抽着小烟袋观察人家干活儿，把工序一一记在心里。都看明白了，把烟袋一磕，起来干活儿，还真给糊上了。在天桥混饭吃的主儿，能让这点儿事儿给难住吗？从那儿之后，毕学祥就成了棚匠，一直干到退休。
毕先生还算好的呢！跟他一块儿去四平的相声老艺人刘树江，回北京找不到工作，也没地方住。多亏单弦票友希世珍帮忙，在一家宾馆的外墙搭了个小棚子，母子勉强遮风挡雨。刘树江到郊区各处赶集，撂地说相声维持生活。
为什么说这些呀？因为我当小工那阵儿，这些老艺人的落魄经历一直是我的宽心丸儿，我认为自己跟他们一样，是身怀绝技的老艺人，只不过没赶上好机会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