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们两位事业的早期，所拍的电影、所写的小说，主题都专注在爱情。对朱天文而言，包括一系列在《三三集刊》所写的《淡江记》、《传说》；而对侯孝贤而言，包括早期当副导演参与的几部电影《爱有明天》、《月下老人》，以及《昨日雨潇潇》。这些作品之中有一种近乎天真的简单，反映了台湾社会解除戒严之前的单纯。回顾早期的作品，两位有什么评价？对彼此早年的作品，又有什么看法？
侯：那个时候年轻吧。我感觉年轻的时候就需要一种想象、视野，就像天文刚刚讲的那样。我们小时候看很多戏剧，尤其是布袋戏、皮影戏；还有武侠小说，我从小学开始看，看了非常多；还有以前的老小说。里面那些像是“侠”、以天下为己任、打抱不平的观念，是属于民间的传统。所以在无形中也会对这有想象，想要有一番不同的作为。刚接触影像形式的时候，很自然就会把成长过程中看的书、看的戏，在编剧、拍戏、当导演的时候放进去。早年看的都是主流电影，大部分都是讲爱情的、讲罗曼史的，所以拍电影的时候很自然就把这当做一个题目，放进自己的作品。
朱：一开始题材是爱情，因为在当时，台湾相较于内地，还是有比较多的个人空间，国家的力量没有侵犯到个人，至少我们还不太有感觉。当然后来看了许多出土的资料，才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圈子里。但即使在封闭的空间中，个人空间还是有的，比如说谈浪漫的恋爱。渐渐年纪比较大了，看了各种资料，才开始建立起批判的意识。也跟成长的背景有关系。当然（1987年）解严之后这个力量就全部爆发出来。
●──你们两人第一次合作《小毕的故事》（1983）[10]也在这个时期，同时是朱天文第一次尝试电影编剧。不过当时你们并非导演和编剧的关系，而更接近合作者。侯孝贤当时任副导演，那是你们长期合作的开始，一起完成了多部台湾电影史上真正的优秀经典。现在回头看十八年前那次合作的经验，有什么感觉？
侯：那是从我在《联合报》读到一个专栏开始的。那个专栏叫做“爱的故事”，由很多个作者合写，每个人写短短的一小篇。我们读到朱天文写的，感觉不错，就联络她，跟她约在咖啡馆聊，想改编成电影。那时她已经跟丁亚民[11]合作写过电视剧《守着阳光守着你》。天文的小说我很早就看过，《女之苏》那篇登在报纸上还是收在副刊的集子上时就看过，她父亲的小说我也看过。在我拍电影之前就看得很多，即使现在也是。谈过之后她说可以，就找他们两个一起来编，加进一些个人的经验，她写前半段，丁亚民写后半段。
朱：其实我们写的全部没有用。当时几乎是一边拍，一边改，我们东西写出来就像出炉的面包，交给他们。一边拍一边改，拍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整个剧本才完成。当时我一看，我们写的几乎全都被改掉了，我就很不好意思问说，这样我们有什么贡献呢？侯导说他写了八年的剧本，其实已经发展出一套公式，他一看到剧本，一场戏拍出来几分几秒钟都知道。
侯：对白和动作部分才是这样，情境的描绘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朱天文是写小说的，所以她可以提供很多场景和气氛的描绘。
朱：他说他就是要用我们这些新鲜的东西来打破旧有公式。这大概就是一开始合作的时候，我跟丁亚民对他最有用的地方。因为你是生手，常常会有一些奇怪的想法，他们要的就是那些新鲜、不公式化的东西，可以稍微停下来，用另一个角度思考。
侯：时机很重要。认识她时，我已经从影差不多有十年时间了，1973年开始入行，做编剧、副导演。认识她之后，台湾新电影运动正要开始。
朱：我们就说之前他们是土法炼钢（笑）。除了杨德昌，没有一个台湾新电影导演是从海外学电影回来的。
侯：其实杨德昌也不算是在海外学电影，虽然他在海外待过，但不是学电影。像万仁、曾壮祥和柯一正，都是在台湾受训练的，陈国富和杨德昌则是自修。杨德昌去美国之前本来在交通大学是念工学的，直到三十三四岁才改行做电影，他那时想转行，考虑要念建筑或电影，后来决定说不试试电影，将来可能会后悔。他去洛杉矶念了半个学期，觉得电?不是学校可以教的，就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