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们非常非常注意影片的造型感觉，虽然《深谷回声》说的也是陕北，但是写的是陕北比较富裕的地方，剧本里描写的环境的颜色主要是绿色的。我不太确定这对不对，因为我没去过陕北。于是我和张艺谋（摄影）、何群，还有作曲赵季平，四个人去了一次陕北。这次旅行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看法，因为我们看到了黄河，看到了陕北最贫穷的地区，看到了在这儿生活的人，而且延安大家都知道是共产党开始的地方，这些东西对我们都有影响。自然环境对我们影响非常大，有点儿像美国中西部的感觉，人非常简单，非常友善，非常的好。这部电影的缘起是我们受到了那个地方整个环境的感动，另外中国人特别有黄河情结，看到黄河确实有很大的感动。
回到北京，我跟张艺谋说（那时我们俩同住一间租来的房子）给我七天的时间，我要重新改写这个剧本。这七天里，张艺谋经常出去给我买吃的，我可以不用出门。我一直想把这名字改掉，但不知该是个什么名字，直到有一天我跟张艺谋说我想到一个名字叫“黄土地”，他说这个名字真是不错，真是好。七天后剧本改好了，我带着这稿剧本回到南宁的广西制片厂。没想到那些厂领导跟我说这电影不能拍，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说我们要开个会告诉你。他并没有说政治上有什么问题，只说不是很有把握。我和张艺谋跟他们一起开了会，大概开了三个小时，主要的过程都是我在讲，张艺谋偶尔插个话。三个小时之后这些领导同意我们可以拍这部电影。我想当时我的语言可能很有煽动力，让他们知道这是个应该拍的电影。到现在我始终非常感谢这些人，因为他们听懂了我说的话。于是我们就开始筹备了。
●──《黄土地》一开始无法通过审查，后来终于获准在中国发行。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
我想当时这部电影对他们来说太难以接受了。原因很简单，我们当初拍摄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束缚说我们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但长期生活在那样文化环境中的人怎么能接受像《黄土地》这样的电影？不可能。就像你说的，所有当时传统的观念在这部电影中都被颠覆了。第一，它没有一个可以轻易懂得的故事；第二，他们在这部电影里看到的都是如此逼真的现实，这是他们很不习惯的。他们习惯于较舞台化的电影，中文叫“粉饰太平”，所有人都是化了装的，所有人都戴着假面具。可是在这部电影里没有，所以他们不能接受。还有就是强烈的造型的感觉、色彩的感觉，当时他们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电影。
其实我觉得中国老一辈电影工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是非常接受好莱坞的东西的。当时的电影局局长叫石方禹，他最主要的看法，除了政治上觉得没有把握，还有这么表现共产党发源地的老百姓如此贫困，到底对不对，他没有把握。另外他也觉得这部电影没有故事。他非常崇尚传统好莱坞叙事风格的电影，这没什么错。但我觉得我们当时的任务并不是讲故事。陈凯歌、张艺谋这些人并不是天才，我们只不过做了那个时代需要有人去做的事。
●──《黄土地》里那个解放军军人是个文化工作者，奉命收集民间歌谣。但是在收集的同时，他也准备将曲配上较“进步”的新词，某个程度上改变了歌曲的原意。您能不能就影片的脉络以及更广的叙述意图，谈谈这个有很高象征性、保存同时重塑文化的工作？
电影里有非常强烈的象征意义。这个象征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我们自己上山下乡时发生的事情，当时我们对中国农村完全不了解，但由于“文化大革命”，所有的年轻人都必须到农村去，看到了农村的真实状态。所以这部电影里那个军人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其中有我们自己很深很深的感受在。
至于这个军人的工作象征层面，在保存民歌的同时也改变了它。我自己觉得这可以说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做的事，就是把民间的东西拿来，变成可以为己所用的东西。比如说《东方红》这样的歌，都是民歌，都是从陕北来的。它的歌词都被改换了。
●──不是说《东方红》原来的歌词有一点色情？
对，有一点点。他们管这种歌儿叫“酸曲”，其实就包括了一点点色情的味道在里面，因为它是普通贫苦人民的娱乐方式，这样的娱乐方式必然有一点儿色情的、有关性的东西在里面，这很正常（笑）。
●──《黄土地》的结局是开放式的。在一开始就决定是这样的结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