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夜里，为了查找肯德拉·莱德——我的新搭档——的资料，我在电脑前熬到很晚。可惜网上关于她的信息少之又少。她是个18岁的小姑娘，在学校是个成绩优异的运动员，已经获得华盛顿大学的全额奖学金，秋季就将入学。显然，她之所以萌生做电视节目的念头，一是因为想出点风头，二是因为处在当前这个年龄段，她实在无事可做。她的目标是“把年轻人团结在一起”。至少她在去年的海洋博览会小姐竞选中是这么说的，那次竞选她得了亚军。对她来说那是一个令人失望的结果，但那并没有影响她实现目标的计划。
看到这里，我翻了个白眼，心里想道：你瞧，凯蒂，我都惨到这份儿上了。几个小时后我才上床，虽然困倦不堪，却死活都睡不着。盗汗搞得我浑身不舒服，两点时我起来吃了片安眠药，这下总算睡着了。再后来，就是早晨的闹钟把我吵醒。
刚醒来时，我浑身湿漉漉的，头脑也因为安眠药昏昏沉沉，所以半天都没有明白闹钟响是什么意思。
最后我终于反应过来，于是掀开被子跳下床，使劲睁着蒙眬睡眼。已经凌晨5点，我看上去就像渔夫刚从海里捞上来的一条鱼。我猜像《知心姐姐肯德拉》这样不起眼的节目是不会有专门的化妆师的，所以就自己动手化了一个精致的妆。我穿上一身黑色套装，露出里面的白衬衣，然后就离开了公寓。没用多久，我就到了电视台。
又一个美丽的西雅图的黎明。我先在前台登记（“9·11事件”改变了我们整个行业，现在是安全问题高于一切，即便这么一个小小的节目录制也不例外），然后直接去演播室。一个小到可以做我儿子的年轻制作人同我打了招呼，又咕咕哝哝地说了些什么，便领着我来到布景前。
“肯德拉没什么经验。”站在摄像机后面时，他对我说，“但她很喜欢挑战，也许你可以帮到她。”他的语气中透出一丝怀疑。
看到布景的一刹那我就觉得不妙。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桀骜不驯的少女的卧室，比比皆是的运动奖杯足以压沉一艘小艇。
随后便看到了肯德拉。她身材高挑，瘦得像根牙签；下身穿牛仔短裤，上身穿格子花呢衬衫，衣领上带了一圈褶边；头戴一顶软呢帽，帽檐上有条金色的饰带；脚上穿了一双浅口鞋。她一头长发，微微卷曲；虽然略施粉黛，但仍挡不住那股天然去雕饰的自然美。
此刻她正靠在梳妆台上，面对摄像机侃侃而谈，仿佛那是她最亲密的知己。“……现在该聊聊发短信的注意事项了。我认识的一些朋友就在这方面吃过大亏。以前，有各种书籍教我们怎么说怎么做，但是如今呢，那种老方法对于我们新时代的年轻人来说已经过时了。现在的青少年已经习惯了快节奏的生活。所以肯德拉在这里就要为广大青少年朋友支支招。”她微笑着离开梳妆台，很随意地向床边走去。地板上有个蓝色的X，那是她的走位，可是她却错过去了，“我在这里提醒大家，有五种东西是不能通过短信随便发送的。”她穿过房间，再次错过了走位标志。摄像师已经开始不干不净地低声谩骂，“我们先说色色的短信。女孩子们要注意了，不管男朋友如何苦苦哀求，都不要把自己胸部的照片发给他……”
“停！”导演喊道，摄像师终于松了一口气。
“肯德拉，”导演说，“你能不能按照脚本来？”
肯德拉翻了个白眼，掏出手机玩了起来。
“继续。”制作人说着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于他可能只是安抚的意思，可在我感觉却像是被他猛推了一把。
我挺起胸膛，面带微笑地走到布景前。
肯德拉一看见我就皱起眉头，瞪着眼问：“你是谁？”而后她又对着身上的麦克风说，“这儿有个走错地方的。”
“我可没有走错地方。”我强忍着不让自己露出半点鄙视的神色。
她把口香糖吹出一个泡泡，砰！泡泡破了。“你穿得像个服务员。”说完她又蹙起眉，“不对，等等。你看着好像某个人啊。”
“像塔莉·哈特。”我说。
“对！就是她，只不过你比她胖一些。”
我紧绷着下巴。可惜我的身体太不争气，偏偏在这个时候发起热来。我的浑身感觉像针扎一样，脸变得通红，而且我明显感觉自己身上已经开始出汗。
“你怎么了？”
“我没事。”我气呼呼地说，“我就是塔莉·哈特，你的新搭档。今天的脚本上没我什么事儿，但我们明天可以谈。顺便提醒你一句，录制的时候你要注意自己的走位，那是专业的表现。”
肯德拉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好像我是个突然长出胡子的怪胎，而后她声嘶力竭地嚷道：“我没有什么搭档。卡尔！”
年轻的制作人十万火急般冲到我跟前，一把将我拉到布景之外。
“谁是卡尔？”我问。
“导演。”制作人叹气说，“不过她虽然喊的是卡尔，实际上却是在呼叫她的老子。他们有没有告诉你她已经赶跑四个搭档了？”
“没有。”我低声说。
“我们背地里都叫她暴女维露卡·索尔特。”
我一脸茫然地望着他。
“就是《查理和巧克力工厂》里那个被宠坏的蛮横富家女啊。”
“你被开除了！”肯德拉冲我吼道。
身旁的摄像师这时回到了工作岗位，红灯亮起，录制开始，肯德拉立刻又笑容灿烂起来，“刚刚我们聊到色色的短信，如果你不知道那是什么，那自然就不用担心了，但倘若你知道……”
我退出演播室。浑身的热劲儿稍微缓和了些。额头上的汗珠在慢慢变干，脸上感觉凉丝丝的，但我的羞辱感却没那么容易消解，更不用说我极力压制的愤怒。走出电视台，来到西雅图的人行道上时，我被一种难以言说的失败感压得透不过气。难道我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被人说胖还不够，又被一个黄毛丫头给开除了？
这个时候我多想给最知心的朋友打个电话，听听她的安慰啊。
我无法呼吸。
我真的要无法呼吸了。
冷静。我告诉自己。可我浑身燥热不安，腹部不时一阵抽搐，呼吸越来越困难，胸口像被什么紧勒着一样疼痛难忍。
紧接着，我双腿一软，轰然一声重重倒在人行道上。
我不顾一切地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冲到路上拦住一辆出租车，钻了进去。“圣心医院。”我喘着气说，然后慌忙从包里找出阿司匹林，嚼碎一片咽掉，以防万一。
来到医院，我扔给司机20块钱就踉跄着向急诊室跑去。“心脏病发作！”我冲前台那位女士大叫一声。
很好，我引起她的注意了。
格兰特医生低头看着我。他戴着一副老花眼镜，身后是一道蓝白相间的幕布，在偌大的急诊室中为我们隔开了一个小小的私人空间。“我说塔莉，你用不着跑这么远来看我啊。我给过你我的电话号码，打个电话不就行了？”
这个时候我可没心情玩幽默。我扑通一声倒在身后的枕头上，“这家医院就你一个医生吗？”
他走近病床，“好啦，先把玩笑放一边。塔莉，恐慌症在更年期是很常见的，它是由内分泌失调引起的。”
原来如此，看来现在更严重了。我刚找到一份工作就立马失业，而且很显然我已经很难找到用我的单位。我身体发胖，没有家庭，最好的朋友不幸离世，而这个格兰特医生只是瞧了我一眼就看穿了问题的所在——缺少爱的滋养，我的身体由内而外都在枯萎。
“我想检查一下你的甲状腺。”
“我还想做《今日秀》[1]的主持人呢。”
“什么？”
我一把掀开薄薄的被单翻身下床，丝毫也没有意识到我的病号服已经将我人到中年的屁股暴露在医生眼前。我立刻转身，但已经晚了。他看见了。“谁说我到更年期了？”我不服气地问。
“这个可以检查出来啊。”
“没错，我就是不想检查。”我冷笑着说，“同样是半杯水，有些人盯着杯子里空着的那一半，有些人盯着有水的那一半，但我会把杯子放进柜子里，然后忘掉它。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放下手中的单子。“懂了，眼不见心不烦。”他稍稍靠近我，“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天啊，我最讨厌发现自己很愚蠢或很可悲的感觉，可眼前这个家伙，以及他看我的眼神，让我同时拥有了这两种感觉。“我需要阿普唑仑，还有安必恩。它们以前挺管用的。”我抬头看着他，“那些处方药我早就吃完了。”我撒了谎。我知道我应该告诉他，在过去的一年，我从好几个医生那里搞到了同样的处方，我非但没有断药，反而加大了药量，甚至可以说我对那些药已经产生了依赖，但我什么也没有说。
“我觉得这恐怕不妥。鉴于你的个性——”
“咱们把话说开了吧，你并不了解我。”
“对，”他说，“我确实不了解你。”他又靠得更近了些。我极力克制着后退的冲动，“但我知道抑郁的人说话什么腔调，也知道伤心的人都是什么模样。”
这时我才想起他已经失去了妻子和女儿。我想他也一定非常思念她们吧。我忽然从他身上看到了深深的忧伤。
他写了一张处方单并撕下来给我，“这不是长久之计，塔莉。早点下决心治疗吧。不管是你的更年期综合征还是抑郁症。”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说的这两种病都还没有确诊。”
“我知道。”
“那好，我的衣服呢？”
作为一场对话的结束语，这话实在没有水准，可我想不到别的了。我站在病床边，盯着他，直到他离开。随后我换好衣服，走出急诊室。我在楼下的取药处抓了药，先吞了两片阿普唑仑，而后溜达着走回家去。
药效很快就显现出来：我平静多了，感觉很安全，心跳也渐渐恢复正常。于是我从包里掏出手机给弗雷德·罗尔巴克打了个电话。
“塔莉。”从他的声音我就猜得出来，我被开除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他那里，“我应该事先提醒你的。”
“对不起，弗雷德。”我说。
“别说对不起。”
“谢谢你。”我说。我本想再努一把力，或者多说几句好话，但这时我经过了一家巴诺书店[2]。橱窗里的一本书吸引了我的目光。
我突然停住不动了。当然，我早该想到这一点的。“我得挂了，弗雷德。再次谢谢你。”说完我不等弗雷德回答就挂断了电话。阿普唑仑让我有些晕晕乎乎，乃至我试了好几次才拨出我经纪人的电话。
“乔治。”电话刚一接通我就兴奋地喊道，“你猜猜我在哪儿。”
“嗯，反正肯定不是在某个地方台的破节目里给人当副主持。”
“你已经听说了？”
他叹了口气，“听说了。塔莉，这种事你应该事先跟我商量一下的。”
“别管那个什么肯德拉了，她是个白痴。猜猜我现在在哪儿。”
“在哪儿？”
“我在一家书店外面。”
“然后呢？”
“芭芭拉·沃尔特斯[3]的最新回忆录《试镜人生芭芭拉》就摆在我眼前呢，已经上市了。如果我记得没错，这本书让她挣了500万呢。艾伦·德杰尼勒斯[4]不也达成出书协议了吗？光她的文集就挣了上百万是不是？”这也许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主意了，“我也想出书。”
“你写回忆录了吗？”
“没有。但那能有多难呢？我今晚就开始动笔。你觉得怎么样？”
乔治许久都沉默不语，我只好提醒一下，“乔治，你觉得呢？”
他叹了口气，“我先放点口风出去，看有没有人感兴趣。不过我得问清楚了，塔莉，你真的要写回忆录吗？那样你可能要面对过去一些负面的东西。”
“我决定了，乔治。给我联系出版商吧。”
写书有什么难的？我是记者啊。我要写我自己的人生，它一定会成为畅销书——振聋发聩，鼓舞人心。
回到家时，我仍然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兴奋之中。我脱去一身黑衣，换上休闲的运动服，拿出笔记本电脑。然后我倒上一杯茶，蜷缩在沙发里，开始工作。我首先在电脑上打了几个字：第二幕。
然后换行，空出行首格，准备开始一个段落。
我盯着空白的屏幕发了一会儿呆。
也许标题有问题。
我又盯着空白的屏幕发了会儿呆。这一次时间更长，长到我终于怀疑是茶的问题。也许换成酒会好些吧。
我倒了杯酒，又回到沙发上。
依旧是那片空白的屏幕。
我把笔记本电脑放在一边，看了看表。我已经“写”了几个小时，却连一个字都没有写出来。我不禁有些气馁，但我没有被这低落的情绪左右。
调查。
每一个作家都是先从调查开始的。这是我从事新闻工作后才发现的事。我做过见习记者，知道如何挖掘故事。
我的人生故事自然也不例外。我接受过数家杂志社和电视台的采访，但那些事都没有把我难倒。我一点一点地向人们讲述我的过去。借助电视的魔力，我成功地把一个不幸的童年故事塑造成了一个灰姑娘般的美丽童话。可怜的塔莉，虽然遭到邪恶母亲的抛弃，最终却依然成功的励志故事。
观众喜欢童话，我就给他们童话，而且相较于格林童话的苦难深重和阴暗格调，这个时代的人显然更乐意接受迪士尼童话的阳光向上，轻松有趣；邪恶的反派变成活泼的狮子和会唱歌的章鱼，立刻便能萌翻大批观众。
这些新的童话故事非常适合我。我不知说过多少次，遭受抛弃也是一种幸事。缺少母爱使我更加发愤图强，这就是我包装之后兜售给观众的东西。我说，拯救我的，是抱负。
但在回忆录中，我必须要道出实情。这也正是乔治担心的。我不假思索地做出了保证，但是我真的能做到吗？
我必须做到。我甚至可以理解为：我需要做到。
一本畅销的回忆录就能帮我讨回我以前的生活。
早些年的生活似乎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但楼下停车场的私人仓储间里我倒的确保存了一些资料。我已经多年没进过仓储间，更不用说去看那些盒子里的东西。并非我把它们遗忘了，而是我为自己定下了规矩，不去触碰那些早已尘封的记忆。
现在是打开封印的时候了。
可这个决心并不坚定，就像所有在绝望之中做出的决定一样，我无法让自己行动起来。相反，我来到窗前，久久伫立，一杯接一杯地喝酒，直到阴云密布，天色暗淡。
“去吧。”我对着玻璃窗上自己的映像说。我强迫自己转身离开窗户。走出公寓时，我顺手拿了纸和钢笔，当然，还有一杯酒。
来到停车场，我比预想中多费了点时间才找到我的仓储间。
打开铁门上的锁，咔嗒一声按下电灯开关，我走了进去。
仓储间大约12英尺见方。我从未见过其他房客的仓储间，但我可以肯定大多数必定满满当当，写着圣诞节、假期、冬天、夏天、婴儿服装等各种字样的塑料桶和纸板箱从地板堆到天花板。那些盒子里装着人生的印记，能让一个人追溯到自己生命的开始。
我的仓储间倒格外空荡。里面放着我的滑雪板、网球拍和高尔夫球杆——都是我曾经尝试过但又放弃了的运动的装备，但我心想或许有朝一日能重新用上——我的一些其他行李，以及一面我从法国买回来但又完全遗忘掉的古镜。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箱子。两个。我人生的印记并没有占多少地方。
我来到第一个箱子前，它上面写着几个字：萤火虫小巷。第二个箱子上写着：安妮女王丘。
我一阵战栗。这两个箱子代表着我前半辈子的两段人生：一段和我的外婆有关，一段和我的妈妈有关。不管里面藏着什么，我都已经数十年不曾见过。17岁时，我成了外婆的遗嘱执行人。她把全部财产都留给了我——安妮女王丘上的房子和萤火虫小巷里的出租屋。再度被妈妈抛弃并重新开始寄养生涯后，我独自一人去收拾安妮女王丘上的房子，我把所有的物品都打包放好，只拿走了一些能够放进这个箱子的东西。萤火虫小巷那个箱子里装的东西则来自我和妈妈在一起度过的短暂时光。在我的整个一生中，我和妈妈只在一起生活过一次，那是1974年，就住在萤火虫小巷的房子里，但我们的相处很快就因为她的不辞而别宣告结束。我总是对别人说，和妈妈一起生活的那段时间虽然短暂，但却是我的人生之幸，因为我就是在那段时间认识了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所以说凡事都有两面性，妈妈给了我结识人生挚友的幸，也给了我被两度抛弃的痛。
我找来一张旧床单，跪在上面，然后把写着“安妮女王丘”的箱子拉到身边。
掀开箱盖的时候，我的手抖个不停。我的脉搏像疯了一样，心跳更是快得几乎要连成一片。我的呼吸，哦，天啊，我又喘不过气了。上一次打开这个箱子时我还在外婆的房子里，跪在我的卧室。社会福利部门的那位女士提前告诉过我，让我在她来接我之前做好准备。我已经仔细收拾完毕，但即便和妈妈在一起的那几年经历了许多痛苦，我仍然渴望她来拯救我。那时我已经17岁了。孤独等待着一个不可能出现的妈妈。更可悲的是，那并不是我的第一次。
我把手伸进黑黢黢的箱子里，首先摸到的是我的旧剪贴簿。
唉，我都已经把它忘掉了。
剪贴簿开本很大，却很薄；白色的封面上印着霍莉·霍比[5]的像，她的侧脸被一顶大软帽给遮住了。我用手指轻轻抚摸着图案。这是外婆在我11岁时送我的生日礼物。也就是在那之后不久，我的妈妈突然出现，一副醉醺醺的样子，二话不说就把我带去了西雅图。
那天妈妈到底想干什么，我至今也想不明白。我只知道她在一次反战抗议示威中把我遗弃在先锋广场的一处台阶上。
你妈妈有麻烦。后来外婆告诉我，当时我正坐在地上哭。
所以她才不爱我了吗？
“够了！”我喝止自己。别再翻那些陈年往事了。
我翻开剪贴簿，首先在内封上看到一张我11岁时的照片。照片中的我正趴在蛋糕前，摆好了吹蜡烛的姿势等着照相。
第一页上粘着一封信，那是我给妈妈写的成百上千封信中的第一封，当然，那些信我从来没有寄出过。亲爱的妈妈，今天是我的11岁生日——
我合上剪贴簿。箱子里还有其他的什么，我不忍细看，甚至连瞥一眼的勇气都没有。这才刚刚开始，但痛苦的回忆已经掀起了滔天巨浪。信上的话仿佛把当年的那个我带到了我面前，那是我此生都在逃离的我，一个心碎的小女孩儿。
如果凯蒂在这儿，我一定会把箱子里的东西全都拿出来，把我的痛苦连根拔起，好好审视。她会在一旁对我说：你妈妈真没出息；瞧这张照片上的你多漂亮啊，还有其他能给我带来安慰的窃窃私语。没有她，我就没有勇气再翻下去。
我缓缓站起身，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酒喝得太多了。
很好。
我懒得合上箱子，直接走出仓储间，甚至忘记了锁门。要是我运气好的话，也许会有小偷把这两箱东西偷走。那样也就一了百了了。走向电梯的半路上，手机响了，是玛吉。
“嘿，玛吉。”我迅速接通电话，心里万分感激她这个时候给我来电，我太需要换个心情了。
“嘿，塔莉。我准备把星期六晚上在洛杉矶吃饭的地方订下来，你最喜欢去的那个餐厅叫什么名字？”
我笑了。我怎么能忘记呢？这个周末玛拉就要高中毕业了。我要去和穆勒齐家还有雷恩一家团聚两天，共同庆祝。我当然不会说这就是我的天赋。不过到时候也许我会让强尼帮忙给我找份工作，“放心吧，玛吉。我已经全订好了。晚上7点，美迪欧餐厅。”
[1] 《今日秀》：美国收视率很高的一档脱口秀节目。
[2] 巴诺书店：也叫作邦诺书店，是美国最大的零售连锁书店。
[3] 芭芭拉·沃尔特斯：美国电视新闻历史上第一位女性联合主持人、尼克松首次访华团中唯一的女主播，采访过自尼克松以来每一位美国总统和第一夫人，5次获得艾美奖，当选过“历史上最伟大的流行文化偶像”“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女性”。她的回忆录《试镜人生芭芭拉》披露了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
[4] 艾伦·德杰尼勒斯：美国脱口秀喜剧表演者、电视节目主持人、演员以及作家和制片人，《艾伦秀》主持人。
[5] 霍莉·霍比：美国著名女画家，绘了受到高度赞誉和欢迎的《托托和帕德》系列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