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即凯蒂葬礼之后还不到一个月，他们举家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对玛拉来说，搬家之前那两周尤其不堪回首，与地狱相比恐怕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天只要醒着，她要么在生爸爸的气，要么在一个人生闷气。她不吃不喝，也不睡觉。唯一能让她提起精神的事情就是和她的朋友们聊天。当这四个好朋友聚在一起，欢乐的重逢总会逐渐演变成没完没了的告别，仿佛一个个都心碎得不成样子，每一句话都被冠以“还记得……”这样的开头。
玛拉的愤怒简直难以抑制。她的胸口犹如藏着一团火，不断膨胀，压迫着她的肋骨，使她的血液都开始沸腾，似乎随时随地都可能喷薄而出。就连她的悲痛也被怒火烧得片甲不留。她故意跺着脚走路，用力关门，每一件需要打包的纪念品都能让她泪如泉涌。她不能忍受把这栋房子——他们的家——封锁起来，然后跑到别的地方去。唯一让他们感到安慰的，是爸爸并不打算卖掉这房子。他说了，有朝一日他们还会搬回来的。屋里的大件东西，像家具、工艺品、地毯之类，就都留了下来。他们新租的是一套带家具的房子，仿佛不同的家具会让他们忘掉失去妈妈的悲痛一样。
动身的日子最终还是来了。玛拉依依不舍地搂着她的朋友们，呜呜咽咽地哭个不停。她还当面对爸爸说她恨他。
这一切都无关紧要。她恨不恨也无关紧要。这就是最让人无奈的现实。过去妈妈就是玛拉可以依靠的一棵大树，很多时候，她会弯腰迁就玛拉。但爸爸是冰冷的铜墙铁壁，任什么东西都无法让他变形。她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她亲身领教过，结果自然是撞得鼻青脸肿。
他们驱车整整两天才到达洛杉矶，途中玛拉一言不发。她戴上耳机，用音乐隔绝世界；手里拿着手机，一条接一条地给朋友们发短信。
他们离开青山绿水的华盛顿州，一路向南。来到加州中部时，周围已然呈现出一片棕色。秋意盎然，艳阳高照，视野之内是低矮光秃的棕色的群山。连续数英里看不到一棵像样的树。洛杉矶更为夸张，平坦广阔，一望无垠。高速公路一条挨着一条，每个车道上都堵得水泄不通。当他们终于来到爸爸在比弗利山庄租的房子前时，玛拉的头已经疼得快要裂开了。
“哇。”路卡张大了嘴巴赞叹道。
“你觉得怎么样，玛拉？”爸爸在座位里侧身看着她。
“哼。”她冷笑一声，“你什么时候开始在乎我的感受了？”说完她推开车门下了车。和两个弟弟不同，她没有兴奋地东张西望，而是低着头一直走到前门口，这其间她给阿什莉发了一条短信：所谓的家，到了。
很明显，这栋房子不久前才重新改造装修过，就像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戴上了拳击手套，看着既现代，又有点正儿八经。前院干净整洁，所有东西都收拾得井井有条。该栽花的地方栽着花，该种草的地方种着草。而洛杉矶阳光充足，院子里又有洒水器按时洒水，因此这里的花开得格外大，格外漂亮。
这不是家。反正对雷恩家的人来说，这算不上家。屋里陈设井然有序，巨大的落地玻璃窗，不锈钢厨房，灰色石地板，却给人一种处处寒光的感觉。家具十分现代，边角分明，镀铬的气味儿还没有散尽。
玛拉看着爸爸。“妈妈肯定不会喜欢这里。”她看出这句话对爸爸造成了多大的伤害，便心满意足地上楼选自己的房间了。
在比弗利山庄中学的第一天，玛拉就发现自己和这里格格不入，而且这种状况恐怕永远都无法改变。她的同学仿佛来自另外一个星球。学生停车场上停满了奔驰、宝马、保时捷。拼车专用车道上，一堆豪华轿车和路虎揽胜中间还停了几辆礼宾车。当然，不是每个学生都有专职司机负责接送，但关键是这样的学生的确大有人在。玛拉有些不敢相信。女生们个个像名媛一样美艳动人，头发染成各种瑰丽的颜色，手里拿的包顶得上几辆汽车的价钱。他们衣着时尚，往往自发形成一个个小群体，不给任何外人插足的余地。玛拉在学校的这一天，甚至没人同她打过一次招呼。
上课对她倒没什么压力，该去哪个教室便去哪个教室。没有一个老师点过她的名或问过她问题。中午吃饭时她仍是独自一人，周围乱糟糟的，但她充耳不闻。她就像只孤魂野鬼，没人在乎她，她也不在乎任何人、任何事。
上第五节课时，其他同学都在考试，只有她远远地坐在后排，低垂着头。孤独的感觉势不可当。她怀念朋友，怀念妈妈。她压抑得太久了，只想找人说说话。而在这里她无依无靠，她忽然发现自己害怕得瑟瑟发抖起来。
“玛拉？”
她往上翻了翻眼睛，透过垂在额前的头发循声望去。
他们的老师阿普比女士不知何时站在了她的桌子旁。“如果你担心自己跟不上课程想找人帮忙，尽管找我，我随时都有空。”她往桌子上放了一份教学大纲，“我们能理解，毕竟你妈妈……”
“刚刚去世。”玛拉很平静地接过老师的话。反正大人们只要跟她说话，总免不了会用上这个词。她痛恨人们有意为之的停顿和表示同情的唉声叹气。
阿普比女士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转身走开了。
玛拉勉强笑了笑。她故意说出的那几个字其实算不得什么防守，但论效果却屡试不爽。
下课铃响了。
教室里立刻沸腾起来，其他同学几乎不约而同地站起身，提起书包，开始有说有笑地往外走。玛拉不看任何人，当然，也没有谁看她。她那身衣服简直土得掉渣。踏上校车的那一刻她就发觉了，从梅西百货里买来的牛仔裤和衬衣，在这个学校是根本穿不出去的。
她把东西装回背包，并确保每本书都按照正确的顺序和方向排列整齐。这是她新近才有的强迫症，而且怎么都改不掉。因为她非常强烈地希望自己的东西有条有理。
她孤身一人来到走廊。外面还滞留着一些学生，吵吵闹闹，不可开交。头顶上挂着一条巨大的黄色横幅，固定的一端绳子被人拉得有些松脱，有气无力地半垂着。横幅上写着：诺曼人加油。只是“诺曼人”三字被人划了去，改成了“特洛伊”，字下面还画了一根男性生殖器。
像这样的见闻她回到家里一定会和妈妈分享。大笑之余，妈妈会给她上一堂关于性以及女孩子如何洁身自爱的教育课。
“你应该知道自己正站在走廊中央对着一根鸡巴流泪吧？”
玛拉扭过头，看到一个女生站在她身旁。这女生化的妆去拍艺术照也绰绰有余，而她丰满的胸部，就像衣服里藏了两个足球。
“要你管。”玛拉没好气地说，随后爱理不理地从女生身边挤了过去。
她觉得自己应该说几句令人眼前一亮的俏皮评语，而且要大声地说，让所有人都听到。因为只有那样她才能更快地出名，可现在她不在乎了。她不想交新朋友。
她逃了最后一节课，提前溜出学校。也许逃课能引起爸爸的注意。她一路走回家去，可是回家又有什么用呢？待在连走路都有回声的空荡荡的房子里，照样是百无聊赖。两个弟弟都和伊莲娜在一起，那是他们新请的兼职保姆，一位上了年纪的女人。他们的爸爸还没有下班。走进宽敞却没有半点人情味儿的房子，玛拉姑且还能忍受，可一旦回到她自己的房间，便立刻看哪儿都不顺眼了。
这哪里是她的房间？
她的房间里有白色的带条纹的壁纸，有木地板；她平时照明用的是光线柔和的台灯，而不是现在这种亮得刺眼的吊灯。她走向奢华的黑色梳妆台，想象着原本应该放在这里的那一个——她自己的梳妆台，上面的装饰是妈妈多年前亲手绘上去的（多点颜色，妈妈，多点星星）。当然，把那张梳妆台摆在如此简朴的房间里一定极不相称，就像玛拉在比弗利山庄中学一样。
她伸手去拿小巧玲珑的史莱克[1]首饰盒，那是12岁时塔莉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她特意小心包好带了过来。
和印象中相比，眼前的首饰盒似乎小了些，颜色也更绿。她扭动钥匙转了几圈，打开了铰链盖。一个塑料的菲奥娜忽地站起来，随着音乐慢慢旋转：嘿，你是华丽的大明星。
首饰盒内装着各种各样她心爱的东西：卡拉洛赫海滩的玛瑙、老家后院里找到的箭头、一只破旧的塑料恐龙、一个佛罗多[2]活动人偶、13岁生日时塔莉送给她的石榴石耳环，还有放在盒子最底下的，她在西雅图中心买的一把粉色的太空针塔[3]形小折刀。
她打开折刀，盯着短小的刀刃，又一次陷入回忆。
强尼，她还太小呢。
已经够大了，凯蒂。我相信咱们的女儿不会笨到割伤自己。你说是不是，玛拉？
当心点，小丫头，别伤到自己。
她用亮闪闪的刀刃抵住自己左手的手掌。
仿佛一股电流通过全身。她突然有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感觉。她只轻轻划了一下，手便破了。
血从伤口涌了出来，那颜色令她着迷。没想到它如此鲜艳，如此美丽。她好像从未见过如此完美的色彩，就像白雪公主的烈焰红唇。
她的视线像被定住了一样。当然，伤口很疼，但感觉却要复杂得多，痛苦之中带着一丝亲切和快慰。不过，至少这种感觉清晰强烈，比那种痛失我爱、无所适从而又仿佛被全世界抛弃的朦胧感觉要强得多。
她很欢迎这种痛，因为它坦白可靠，一目了然。她看着血从手掌一侧流下，吧嗒吧嗒滴在她的黑鞋子上，仿佛忽然消失了，但又若隐若现。
几个月以来，她头一次有种轻松舒服的感觉。
随后的几个星期，玛拉体重暴降，她所有的悲痛都化作上臂内侧和大腿根部一道道红色的刀痕。每当她濒临崩溃、空虚迷茫或对上帝感到恼火时，就用刀划自己。她很清楚这样做不对，而且相当变态，可她像着了魔一般，根本控制不住。只要打开那把如今刀刃上残留着红黑色血迹的小折刀，她就有种难以遏制的冲动，原本矛盾的心情会瞬间变得理直气壮。
听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在她最沮丧无助的时候，唯一能够帮她走出阴霾的竟然是伤害自己。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她不在乎。流血总好过流泪或尖叫。切肤之痛给了她走下去的动力。
圣诞节那天，玛拉早早醒来。她的第一个朦胧的念头是：妈妈，今天是圣诞节。可随后她又忽然想起妈妈已经不在。她再度闭上眼睛，盼望自己能重新睡去，同时还盼望着许许多多其他的事。
家人们相继起床，耳朵里有了各种动静，下楼梯的声音，关门的声音。两个弟弟大声喊她。他们说不定已经开始满屋疯跑，拉着外婆的手，从圣诞树下拖出礼物，在手里晃得呼啦呼啦响。如果在以前，妈妈该命令他们安静下来了。可是今天，他们该如何熬过今天呢？
还是用老方法吧。你知道那很管用，只疼那么一会儿，没人会知道的。
她下床来到梳妆台前，又把手伸向漂亮的史莱克首饰盒。打开盒盖时，她的手微微发抖。
喏，小刀静静躺在盒子里，她轻轻把它打开。
刀尖锋利无比，发出诱人的寒光。
她拿刀尖抵住指肚用力一刺，皮肤被刺破的感觉十分清晰。血冒了出来，形成一个漂亮的红色的小球，她激动得浑身一颤。郁积在胸口的压力一扫而光，就像阀门打开泄出蒸汽。小球越来越大，直到从指肚上滚下去，落在硬木地板上，一滴，两滴。
她充满敬畏地看着这一幕。
背后传来手机铃声。她东张西望了一番，从床上找到了手机，“喂？”
“嘿，玛拉，是我，塔莉。趁你们还没有开始拆礼物之前，我想着先给你打个电话。要不然一会儿恐怕就没时间了。”
玛拉从橱柜最上面的抽屉里找了一只袜子，包住手指。
“你怎么了？”塔莉问。
玛拉紧紧挤压着流血的手指。伤口一阵一阵地疼，这应该能让她平静些；可一想到塔莉能够听见她的每一次呼吸，她又一阵羞愧，好像正在做见不得人的事情时被人逮了个正着，“没什么啊。你应该能想到……这是妈妈去世后的第一个圣诞节。”
“嗯。”
玛拉在床沿上坐下。她突发奇想，如果她把自残的事告诉别人会怎样呢？她想罢手了，她真的想。
“交到新朋友了吗？”塔莉问。
玛拉对这个问题恨之入骨，“多得数不过来。”
“那些女生很不好相处吧？”塔莉说，“比弗利山庄里的人都是那副德行。”
玛拉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她在比弗利山庄中学还没有交到一个朋友呢，不过话说回来，她也没有真心去交。
“玛拉，朋友在精而不在多，知己一个就足够了。”
“就像你和我妈妈。”她干巴巴地说。传奇般的友情故事。
“我永远都支持你，知道吗？”
“那你就教教我，怎么才能快乐起来。”
塔莉叹了口气，“要是你妈妈还在就好了。她相信幸福结局和生活越来越好那一套。至于我，我相信世事无常、生死有命。”
“这我也相信，世事确实无常，生死真的有命。”
“和我说说吧，玛拉。”
“我不喜欢这里。”她轻轻说道，“我每天都想她。”
“我也是。”
继之而来的是一段长长的沉默。也许无声胜有声，因为她们都已经学到了这一课：失去的终归失去了。
“我爱你，玛拉。”
“你圣诞节干什么？”
塔莉顿了顿。玛拉似乎听到教母深深叹了口气，“你知道的，还是老样子。”
“怎么可能是老样子呢？一切都变了。”玛拉说。
“是啊。”塔莉不得不赞同说，“都变了。我讨厌这种改变。尤其在今天这种日子里。”
这就是玛拉最爱她教母的地方。塔莉是唯一一个不会对她撒谎并安慰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人。
在比弗利山庄中学最初的几个月简直就是噩梦。玛拉各门功课都亮起红灯，成绩直线下滑。这里的课程难度高，竞争激烈，但这些都不是问题所在。原因在于她上课无法集中精神，而且她对此毫不在意。2007年年初，她和爸爸见了学校的校长和一位辅导老师。大人们全都阴沉着脸，他们说了很多话，但在玛拉耳中，却犹如鸭子在嘎嘎乱叫。她只模糊记得他们多次提到“悲痛”和“治疗”这两个词。会面结束时，玛拉终于明白在这个没有母亲的世界里，别人对她抱着什么样的期望。她差一点就告诉他们她不在乎。
直到她看见爸爸的眼睛，才知道自己是多么令他失望。我该怎么帮你呢？他曾小声问她。之前，她曾以为这是她一直期待的——来自爸爸的关爱——可当他真的说出这句话时，她的心情反而更糟了。原本迷惑的东西一下子豁然开朗起来：她不需要别人的帮助。她想消失，想做个谁也看不到的隐身人。而现在她已经知道该怎么做。
一个字：装。
从此，玛拉变乖了。她把一切消极的、叛逆的情绪都藏在心里。至少在爸爸面前她要假装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而要达到爸爸的标准一点都不难。成绩稍微提高一点，吃饭的时候努力挤出一丝微笑，爸爸立刻就会投来欣慰的目光。他的精力大部分都在工作上，居然被女儿的小把戏蒙骗了过去。她很聪明，她知道自己需要表现得正常一点。弟弟们的保姆，那个眼神忧郁的老太太，从来不会错失任何一个机会向别人唠叨她那长大成人的孩子们常年出门在外，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凄惨现状，但她很少和玛拉打交道。她只需假装自己参加了某个体育队，要经常外出，而从来不用担心有谁会多问一句，或者有谁心血来潮想去看她的比赛。
快毕业时，她已经把这套把戏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她每天早上按时醒来，双眼还没从噩梦中完全睁开便摇摇晃晃地钻进洗手间。她很少洗澡，也懒得洗头，即便要去上学。因为她实在没有那么多气力。况且似乎也没人在乎她是不是整洁干净。
她已经彻底放弃了在比弗利山庄中学交朋友的念头，这样做也有一个好处，使她免遭那帮浅薄庸俗拜金女的毒害，那些女孩儿向来是以车取人的。
终于，2008年6月，她从比弗利山庄中学顺利毕业。家人都在楼下等着她。外公、外婆还有塔莉全都飞来见证这件大事。他们个个兴高采烈，张口闭口都离不开“激动”“成就”和“骄傲”这些词。
玛拉丝毫也兴奋不起来。摸到毕业礼服时，她只感到冰冷恐怖的堕落。廉价的聚酯面料在她手中沙沙作响。她穿上礼服，拉好拉链，来到镜子前。
她看上去苍白、瘦弱，眼睛底下是吓人的和薰衣草一样颜色的眼袋。为什么这些爱着她的人没有一个注意到她枯槁的模样呢？
只要她按照人们的意思去做——按时完成家庭作业、及时提交大学申请、假装自己有一大帮朋友——就不会有人再去过多地关注她。这不正是她一直以来都想要的结果吗？这是她自己的选择，然而却痛彻心扉。如果妈妈在，她一定能看出女儿的内心其实并不快乐。知女莫若母，这是玛拉最痛的领悟之一。过去她最恨听妈妈说“别强颜欢笑了，我的大小姐，你心里可不是那么想的”，她认为那是妈妈的自以为是。可如今，若能有机会再次听到这句话，她愿意付出一切。
爸爸在楼下喊她：“该走了，玛拉。”
她走到梳妆台前，久久注视着史莱克首饰盒。热切的渴望激荡着她，令她的心怦怦直跳。
她打开盒盖，看到了那把折刀，和几十片沾着血迹的碎纱布。那是她的纪念品，一直舍不得扔掉。她慢慢打开折刀，捋起衣袖，在前臂内侧不易被人看到的地方利索地划了一下。
她立刻感觉到，这一刀划得太深了。
血顺着胳膊直淌下来，溅到了地板上。她需要帮助，不仅仅是止血。她自己也已经失去了控制。
她飞奔下楼，来到客厅里，脚下的石地板上立刻也殷红一片。
“我需要帮助。”玛拉轻轻说道。
塔莉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
“天啊，玛拉。”她的教母大喊一声，把手中的照相机往沙发上一扔，三步两步冲到她跟前，一把抓住她的另一个手腕，拉着她进了最近的一个洗手间，然后放下马桶盖，让她坐在上面。
爸爸紧跟着她们冲进来，此时塔莉正在抽屉里疯狂翻找着，几块碍手的香皂、几把毛刷和几管护手霜已经被她扔了出去。
“怎么回事？”爸爸大声问。
“快拿绷带！”塔莉跪在玛拉身旁，尖声命令道，“快点！”
爸爸闪身跑开了，转眼便拿着纱布和胶带回来。塔莉首先按压伤口止血，随后用纱布包扎。爸爸站在一旁，既迷惑不解又怒气冲冲。
“好了。”塔莉包扎完毕之后说，“不过我觉得她需要缝几针。”她退开一点，好让爸爸凑近玛拉。
“天啊。”他蹲下身子，盯着玛拉的胳膊直摇头。
他拼命想要挤出一丝笑容，可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玛拉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心潮起伏：这是我的爸爸吗？不。爸爸的肩膀没这么佝偻，脸也没有这般严肃。然而当这个男人望着自己的女儿，他的心情也是一样的。他的头发已经花白，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玛拉，”他说，“这是怎么回事？”
她羞愧得无地自容，连嘴巴都难以张开。她已经让他失望得够厉害了。
“别害怕。”塔莉柔声说，“你说你需要帮助，你说的是治疗，对吗？”
玛拉盯着教母慈祥温暖的双眼，小声说道：“对。”
“怎么回事啊？我还是不明白。”爸爸一头雾水，他看看塔莉，又看看玛拉。
“她是故意划伤的。”塔莉说。
玛拉看得出爸爸的疑惑。是啊，他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她会做出这种事，“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你在伤害自己？”
“我认识一个人或许能帮上忙。”塔莉说。
“在洛杉矶吗？”爸爸转脸问塔莉。
“在西雅图。就是哈莉特·布鲁姆医生，还记得吗？上过我的节目的。我有把握星期一就让她见玛拉。”
“西雅图。”玛拉轻声念叨着这个名字。它就像抛向她的一条救生索。她不知梦想过多少次回到那里和她的朋友们久别重逢。然而现在机会来了，她却又觉得无所谓了。这再次证明她确实病了，心理失常了，抑郁了。
爸爸摇摇头，“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她是到这儿——洛杉矶——之后才出现这种行为的。”塔莉说，“而且偏偏在今天。也许我不是弗洛伊德[4]，但我可以告诉你，她在主动寻求帮助。让我帮她吧。”
“你？”爸爸尖声说。
“你还在生我的气是吗？至于吗？算啦，不用说了，我不在乎。这次我是不会让步的，强尼·雷恩。我不会再给你空间，或者帮你说话。如果现在我不和你争，凯蒂一定会怪我的。我答应过她要好好照顾玛拉。很明显你这个爸爸一点都不称职。”
“塔莉。”爸爸语气中的警告是不言而喻的。
“让我带她回去，我星期一就能让她见到哈莉特，最迟星期二。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
爸爸扭头看着玛拉，“你愿意到西雅图去看布鲁姆医生吗？”
实际上，玛拉并不关心看不看布鲁姆医生。她只想一个人待着，其他的什么都无所谓。但是，她比谁都想离开洛杉矶。“愿意。”她有气无力地回答。
爸爸又转向塔莉，“我会尽快去找你们。”
塔莉点了点头。
爸爸似乎仍然心存疑虑。他站起身，面对塔莉，“那这几天我就把玛拉托付给你吧？”
“放心吧，我会像凯蒂那样照顾她。”
“你得及时把情况通报给我。”
“没问题。”塔莉点头答应。
[1] 史莱克：美国经典动画影片《怪物史莱克》中的动画角色，下文中的菲奥娜出自同一部影片。
[2] 佛罗多：《指环王》中的主人公。
[3] 太空针塔：位于西雅图的一栋观景塔，该市的地标性建筑之一。
[4] 弗洛伊德（1856—1939）：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