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的伙伴们。一切就像儿童游戏一样开始了。可惜的是，玩这场游戏的少年们还没来得及长大成人，便为自由献出了生命。
首先应该让你了解一下我们的生活背景。对于一个个句子来说，背景是很重要的元素。脱离了背景，句子的含义常常会大不相同。而在未来的几年里，无数句子将被抽离于它们的背景，被人当作片面评价以及直接定罪的说辞。这是人们的一种习惯，从来都是如此。
9月初，希特勒的军队侵占了波兰，法国宣布加入战争。所有人都相信，法国军队将把敌人拦截在国界之外。然而，比利时被潮水般呼啸而来的德国装甲兵一扫而过。短短几个星期，就有数以十万计的法国士兵在北方战场和索姆河战役中牺牲。
贝当元帅被任命为政府首脑。翌日，坚决反对投降的戴高乐将军在伦敦号召法国人民奋起抵抗。贝当让我们的所有希望化为了泡影：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法国便输掉了战争。
贝当元帅与纳粹德国的媾和将法国带入了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法兰西共和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傀儡政权。法国版图被一分为二，北部是敌占区，南部是所谓的自由区。但这自由是非常狭隘的：每天层出不穷的法令让两百万生活在法国的外国人从此失去了自由的权利。他们无法继续工作、上学和四处行走，不久，他们甚至连生存下去的自由也将被剥夺。
这些外国人来自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意大利、西班牙……我们的国家竟然如此健忘：就在二十五年前，当一百五十万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丧生时，我们是那么需要移民的支持。外国人，我的所有伙伴几乎都是外国人，他们多年来在各自的国家遭受了残酷的迫害。德国的民主人士早已看清希特勒的嘴脸，西班牙的抵抗者们对佛朗哥的独裁再熟悉不过，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统治则令意大利人深恶痛绝。他们便是这场大灾难最早的见证者。仇恨像瘟疫一般席卷了整个欧洲，所到之处无不弥漫着死亡的痛苦气息。所有人都知道，法国的失利只是悲剧的开始，未来将会更加惨烈。但贝当的法国听不得半点坏消息，于是，从东欧或南欧避难而来的外国人纷纷被逮捕、关押。
贝当元帅不仅放弃了抵抗，还向欧洲的独裁者妥协。在这个老人家的周围，是一片沉寂的国土，我们的政府首脑、部长、警察、法官、宪兵、民兵……已经忙不迭地在虔诚地为白色恐怖服务了。
三年前，1940年11月10日，一切如游戏般拉开了序幕。在几位“功勋卓著”的长官的陪同下，我们这位可悲的元帅从图卢兹开始了他在“自由区”的巡视。所谓自由区，不过是在一个战败国内设置的禁区罢了。
围观的人群本来有些惊慌，但当元帅将权杖高高举起时，他们又开始发出啧啧的惊叹声。这权杖标志着贝当重新回到了权力巅峰，建立了他的新秩序。隔离、告发、驱逐、谋杀、野蛮……这便是贝当元帅的新秩序。
在我们即将组建的兵团中，有几位成员了解集中营的详细情况。法国政府将外国人、犹太人及共产党人关押其中。这些集中营包括古尔、阿热莱斯、诺埃和里沃萨尔特，里面的生活苦不堪言。可以想见，对于有朋友或亲人被囚禁起来的他们来说，元帅的到来无疑掐灭了最后一丝自由的希望。
看着对元帅山呼万岁的人群，我们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应该敲响警钟，去唤醒因恐惧而放弃抵抗、接受失败的人们。他们选择沉默，只因为周围的人都已懈怠。放弃，便以这样的方式像瘟疫一般传遍每一个人。
然而，科萨（我弟弟最好的朋友之一）、贝特朗、克卢埃和德拉古从未想过放弃或沉默。图卢兹街道上这场罪恶的巡游，便是他们庄严宣誓的战场。
如今真正有意义的，是那些揭露真相、鼓舞人心与充满尊严的话语。尽管这些传单的文笔还稍显稚嫩，但它们仍然用自己的方式揭露了应当为人们知晓的事实。文章中讲到了什么，或者没有提到过什么，所有这些隐晦的表述方式，都是为了在避免被权力机关发现的同时，将真相公之于众。
但我的伙伴们无所畏惧。巡游开始前几个小时，他们抱着一大堆东西横穿埃斯基罗尔广场。警察在四处巡视，不过，谁会去留心一帮举止无辜的青少年呢？于是他们顺利地来到了理想的行动地点：梅兹路转角处的一栋建筑。四人迅速溜进楼梯间，一边往楼顶爬一边祈祷着上面没有人在监视。幸运的是楼顶上空空如也，一眼望出去，整座城市都在他们脚下。
科萨开始组装和伙伴们一起设计的小工具。他沿楼顶边缘放上支架，在上面铺了一块小木板，摆动起来就像跷跷板一样。木板的一端放上一沓打印好的传单，另一端放上满满一桶水。他们在桶底挖了个小洞，让水慢慢流出来，然后飞快地下楼，回到了马路上。
元帅的车快要到了，科萨抬起头，露出了笑容。敞篷礼车缓慢地行驶着。楼顶上的水桶已经差不多空了，木板随即倒向一边，传单开始如雪片一般飘向人群。1940年11月10日，这是叛徒贝当元帅第一个瑟瑟发抖的秋日。纸片满载着这群勇敢机智的流浪儿的喜悦，从天而降，有几张甚至落到了贝当元帅的帽檐上。人们纷纷弯下身去捡传单。警察们一头雾水，只能漫无目的地四处搜寻。四个孩子像其他人一样大声欢呼着，当然，没有人知道，他们并非为元帅的到来欢呼，而是在庆祝自己的第一场胜利。
他们各自散去，但没想到从此天各一方。科萨当晚安全地回到了家中，但三天后被人告发，被逮捕后在尼姆监狱里度过了两年时光。德拉古几个月后在阿让教堂被法国警察杀害。他曾在这里逃脱过追捕，不幸的是，这一次，这座教堂没能再给他带来好运。克卢埃第二年在里昂被枪决。至于贝特朗，一直下落不明，没人知道他究竟被关进了哪座集中营。两年后从监狱走出的科萨，虽然一直被严重的肺结核困扰，但他毅然重新回到了兵团队伍中。然而厄运再一次降临，这次被逮捕后，他被送去了地狱般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去世时只有二十二岁。
这就是我的伙伴们。一切就像儿童游戏一样开始了。可惜的是，玩这场游戏的少年们还没来得及长大成人，便为自由献出了生命。
我想要向你讲述的，就是这些人的故事。在未来的日子里，有许许多多孩子加入了科萨他们的行列：马塞尔·朗杰、詹·杰拉德、雅克·英塞尔、查理·米夏拉克、何塞·里纳雷兹·迪亚兹、斯蒂芬·巴索尼……他们组建了第三十五兵团，成为第一批为自由而战的孩子。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抵抗到底！他们的故事才是真正值得一听的。如果我的记忆稍有偏差，或者将他们的名字弄错了的话，敬请谅解。
我的伙伴乌尔曼曾经说过，名字无关紧要，我们的人数并不多，而且始终是一体的。我们过着提心吊胆的地下生活，根本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子。所以，直到今天，我依然很难清晰地回忆起这段日子里某一天的情形。
请相信我，真正的战争和电影里的完全是两码事。我的伙伴们没有一个长着罗伯特·米彻姆美国电影演员，曾出演过讲述诺曼底登陆的影片《最长的一日》。那样英俊的脸。不过说到奥黛特，我真应该好好拥抱她，而不是像个傻子似的戳在电影院门口，虽然她长得一点也不像劳伦·白考尔好莱坞老一代女明星。。但一切都晚了：某日下午，她在金合欢路被两名纳粹分子杀害。从那以后，我便开始憎恶金合欢这类植物。
对我们来说，最困难的事情是找到抵抗组织。
科萨和其他伙伴被抓之后，我和弟弟成天忧心忡忡。在学校里，史地课老师满口排犹主义，学哲学的学生们对抵抗运动冷嘲热讽，日子真的很难熬。我每天晚上都会坐在收音机旁，聆听来自伦敦的消息。开学那天，我们的课桌上都摆上了印有“战斗”字样的字条。发字条的男孩轻手轻脚地溜出了教室。他叫贝里霍尔茨，是从阿尔萨斯来的难民。我飞快地跑出去，追上了他。我说愿意和他一起发放有关抵抗运动的宣传单，他只是笑了笑，一副不相信的样子。在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每天一下课就去路边等他，每当他走到拐角处，我就加快步子跟上他。然后我们一起把一份份戴高乐派的报刊塞进人们的信箱里。发现异常的时候，我们会把报纸扔在电车站，撒腿就跑。
可是，某一天晚上，我放学后没有等到贝里霍尔茨。第二天晚上，他也没有出现……
此后，我每天下课便和弟弟克劳德一起搭乘沿莫萨克路行驶的小火车，偷偷前往秘密“庄园”。这是一处很大的宅子，里面住着三十几名父母已被押送到集中营的孩子。他们是被一群善良的童子军带到这里来照顾的。我和弟弟来这里帮忙耕种菜园，有时也给小朋友们上上数学课和法文课。每次来庄园，我都会恳求童子军的负责人若塞特，希望她能够为我们指引一条可以找到抵抗组织的道路。可每次她都两眼空空地望着我，好像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直到有一天，她把我拉进了办公室：
“我想我有办法帮你了。你明天下午两点去巴亚尔街25号门口等着，会有一个过路人来问时间。你告诉他说你的表坏了，如果他说：‘您是不是让诺？’那他就是你要找的人了。”
一切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带上弟弟，在图卢兹巴亚尔街25号门口第一次见到了雅克。
这天他穿着灰色大衣，头戴毡帽，嘴边叼了一个烟斗。我看着他把一份报纸扔进了固定在路灯上的小篓子里。但我没有走过去，因为这不是我们接头的暗号，我应该等他来问时间。果然，他向我们走了过来，把我们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然后开口问我现在几点。我回答说表坏了，于是他接着说他的名字是雅克，问我们谁叫让诺。我往前站了一步：是的，我就是让诺。
雅克自己招收了一批兵团成员。他不信任任何人，我觉得他的这种态度相当正确。千万不要感到奇怪，在我们当时的大背景下，的确应该怀疑一切。
此时此刻，我还不知道在几天后，一名叫作马塞尔·朗杰的兵团成员会被某位法国检察官判处死刑。检察官先生以为他想要谁死，谁就不得不死。但他料想不到的是，在周日准备去做弥撒的时候，会在自家门口被我们的人干掉。从那以后，在法国的任何地方，不管是自由区以内还是以外，再也没有法庭敢判处兵团成员死刑了。
我接到的任务，是干掉一名保安队的高级负责人。这个大浑蛋告发并残杀了许多年轻的抵抗者。其实他本来有可能死里逃生的，因为我举起枪的时候已经吓得快要尿裤子了，几乎连枪都拿不稳。可是这个浑蛋大叫一声：“可怜可怜我吧！”可怜？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何曾可怜过任何人？！怒火中烧的我朝他的肚皮连开了五枪。
我杀人了。许多年以后，我才敢再提起这件事。被我杀死的那个人的面容永远那么清晰。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杀过无辜的、手无寸铁的人。这一点很重要，我要自己牢记，也要让子子孙孙都知道。
雅克不停地打量着我，像动物一般嗅着我身上的味道，他对自己的直觉深信不疑。过了一会儿，他傲慢地站回到我面前。他接下来要说的话将改变我的一生：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和伦敦取得联系。”
“那我帮不了你。伦敦太远了，我联系不上任何人。”
我本以为他会转身就走，但是没有。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于是我想抓住这最后的机会：
“您能帮我联系上抗德游击队吗？我想跟他们一起战斗。”
“这也不可能。”雅克一边说，一边点着烟斗。
“为什么？”
“因为你说你想战斗，但是游击队并没有参加战斗。他们只是收集物资，传递信息，做一些消极的抵抗运动。如果你想战斗，那就跟我们一起干。”
“你们？”
“你敢打巷战吗？”
“我想要做的，是在死之前亲手干掉一个纳粹分子。给我一把手枪吧！”
我说这话时的语气是骄傲的，但雅克哈哈大笑起来。到底有什么好笑的？我还觉得很有戏剧效果！不过，恰恰是这点让雅克乐不可支。
“你看书太多把脑子看坏了吧。让我教教你该怎么做。”
他的话让我感到很恼火，但我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为联系上抵抗组织而努力，但现在似乎要把事情搞砸了。
我想不出应该怎样让人相信自己是一个值得兵团成员们信赖的人。雅克似乎猜到了我的想法，他朝我微笑，眼神中闪过了一丝温暖。
“我们战斗不是为了死亡，而是为了活下去，你明白吗？”
这句看似轻描淡写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这是战争开始以来，也是我抛开自己所有的真实身份、权利和地位以来，听到的第一句充满希望的话。我想父亲、想家了。过去那段日子都发生了些什么？我的生活完全消失了，只因为是犹太人便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便有那么多人希望我死。
弟弟一直站在我身后。也许是不想错过任何重要的事，他冲我咳嗽了几声，让我留意他的存在。雅克把手放到了我的肩上：
“走吧，别停在这里。你要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永远不要原地不动，否则我们很容易被发现。如果有人一直站在同一个地点四处张望，那他一定会被怀疑。”
于是我们一起沿着人行道拐入了一条昏暗的小巷中，克劳德跟在我们后面。
“我可能有个任务要交给你们。今晚你们去鲁依梭街15号的杜布朗太太家过夜，她会接待你们的。告诉她，你们俩都是大学生。她一定会问你们热罗姆怎么样了。你们就说他去北方找自己的家人了，你们是来接替他的。”
我感觉手里攥着一把通往舒适房间的钥匙。谁是热罗姆？如果杜布朗太太还想知道我们哥俩更多的事情，该怎么办？雅克接下来便告诉了我们一个残酷的事实：“热罗姆前天已经死了，就在离这里两条街的地方。如果你想要直接投入战斗，继续他的工作就是最好的方式。今晚会有人来敲你的门，他会说自己是雅克派来的。”
听他这么说，我已经很清楚了，雅克并不是他真正的名字。我明白，从加入抵抗运动的那一天起，我们从前的人生便不复存在了，名字当然也随之一起消失。雅克悄悄将一个信封塞到我手里。
“这是房租。只要你们付了钱，杜布朗太太就不会再问什么了。赶紧去拍照片吧，火车站里就有一家照相馆。现在就出发，我们以后还会再见的。”
雅克走了。在小巷转角处，他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蒙蒙细雨中。
“我们走吧。”克劳德对我说。
我带着克劳德走进了一家咖啡馆。兜里的钱只够买两杯热咖啡。我们坐到靠窗的位子上，看着电车穿过马路。
“你确定了吗？”克劳德一边喝咖啡，一边问我。
“你呢？”
“我确定自己会死，除此之外，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加入抵抗运动不是为了死，而是为了活着。你明白吗？”
“你从哪儿听到这句话的？”
“雅克刚才对我说的。”
“既然雅克都这么说了……”
随后我们闭上嘴。两名保安队队员走进来，坐下，没有注意到我们。我以为克劳德会做什么蠢事，还好他只是耸了耸肩。
“我饿了。”他的肚子在咕咕叫，我自己也饿得不行了。
居然没办法让十七岁的弟弟填饱肚子，我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愧疚不已。但想想看，或许今晚我们就能参加抵抗组织了，到时一切都会不一样的。就像雅克说过的那样，春天终究会回来的。到时我一定会带弟弟去面包店，把全世界的面包都摆在他面前，让他撑到再也不想吃为止。这将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春天。
离开咖啡馆后，我们在火车站大厅短暂停留了一会儿，然后便朝雅克告诉我们的地址走去。
杜布朗太太没问什么问题。她只是说热罗姆就这么走了，看来也并不在意落在她家的东西。我把房租交给她，她递给我一把房间钥匙，是底楼朝街的那一间。
“这是单人房！”
我急忙向她解释说克劳德是我弟弟，他是来看望我的，只住几天而已。我想杜布朗太太可能怀疑我们不是大学生，不过只要收到了房租，她对房客的其他事情就不热衷了。我们的房间非常简陋，只有一套旧床具、一只水桶和一个脸盆。大小便得去花园深处的小屋解决。
我们从下午等到傍晚，终于听到了敲门声。只是轻轻的两声而已，不是保安队来抓人时那种震耳欲聋的敲法。克劳德开了门，我们第一次见到了埃米尔。从他一进门我便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们一定会建立深厚的友谊。
埃米尔个子不高，但他讨厌别人说他矮。他从事地下活动已经一年了，看起来已经完全适应了这样的生活。他很冷静，嘴边时常挂着奇怪的笑意，似乎对任何事情都不屑一顾。
十岁时，埃米尔与家人逃出了波兰，因为在那里，无数犹太同胞被迫害至死。十五岁那年，看着希特勒的军队在巴黎列队行进，看着那些曾经将他的祖国和家园变为废墟的浑蛋如今又来到这里横行霸道，埃米尔的眼中充满了无法扑灭的怒火。也许正是这样的经历让他的表情中总是带着那种奇怪的微笑。埃米尔并不矮小，相反，他无比强大。
向埃米尔伸出援助之手的，是一位看门的太太。我们为此感到无比庆幸：在这样一个哀鸿遍野的法国，居然还会有这么多好心人，他们从来不对我们另眼相看，他们并不认为我们仅仅因为宗教信仰不同就活该受死。对许多妇女来说，孩子，不管他们来自何方，都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当时埃米尔全家住在巴黎第十区的圣马大街。有一天，埃米尔的爸爸收到了警察局的邮件，通知他去买小黄星，并要求他们全家人都在外衣胸前的醒目位置佩戴。于是他去了维尔福路的警察局，为妻子、四个孩子和他自己各买了一颗黄星。回到家的他十分沮丧，手里的黄星就如同在动物身上烙下的印记那般刺眼。埃米尔戴上了黄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搜捕行动也在不久后展开了。他曾经想过反抗，让父亲摘下那个可恶的标志。可他的父亲是一位尊重法律的君子，他信任这个收容了自己的国度；他认为在这样的国家里，没有人会去伤害诚实可靠的平民。
后来，埃米尔在外面租了一个顶楼的小房间自己一个人住。有一天，当他准备下楼出门的时候，看门太太飞快地从后面冲出来拦住了他：“赶快回去藏起来！外面到处都是警察，他们已经疯了，见到犹太人就抓！”她让埃米尔待在房间里，关好门窗，不要发出任何声音，每到吃饭时间就去给他送饭。几天后，埃米尔摘掉他的黄星，准备出门去看看。他回到圣马大街的公寓，但家中空无一人：爸爸不见了，妈妈不见了，两个妹妹（一个六岁，一个十五岁）不见了，前两天不听他劝告执意要回到这里的弟弟也不见了。
埃米尔从此一无所有。他的朋友全部被抓走了。他的两个同伴本来正在圣马丁门参加示威游行，德国兵突然骑着摩托车冲了过来，并向人群开了枪。他们从兰克里街逃走时被逮捕，并在一堵墙边惨遭枪决。第二天，一位名叫法比安的抵抗分子在巴尔贝斯地铁站杀死了敌方的一名官员。此举虽然解气，但埃米尔的亲人和朋友们再也无法回来了。
在走投无路之时，埃米尔想到了安德烈——和他一起上过几堂会计课的同学，这或许是他最后的希望。他去找安德烈，希望能得到一点帮助。安德烈的母亲为他开了门。当埃米尔告诉她自己的家人都被带走了，只剩下他一人时，她把自己儿子的出生证明交给了埃米尔，并且建议他尽快离开巴黎。“带上它，把你能办的证件都办出来，说不定你还能搞到身份证。”安德烈的姓氏是贝尔德，他不是犹太人，因此，对埃米尔来说，这张出生证明就是他的免死金牌。
在奥斯特利茨火车站，埃米尔等待着去图卢兹的火车，他在那边有一个叔叔。火车一到站，他便钻了进去，藏到座椅下一动不动。车厢里的乘客都没有发现：就在他们脚下，一个小孩正面临性命攸关的时刻。
列车开动，埃米尔就这样纹丝不动地待了好几个小时。当列车驶入自由区的一刹那，他突然从座位底下冒了出来。乘客们无比惊讶地看着他。当他承认自己没有任何证件时，一位先生让他马上藏回去：“我很熟悉这条路线，宪兵马上就会再来巡查一次。你听到我的通知再出来。”
你看到了吗？在这样一个满目疮痍的法国，不只有好心的看门太太，还有善良的母亲、慈悲的乘客，有许多无名氏听从自己良心的召唤，有许多普通人拒绝遵照无耻的法规行事。
就在杜布朗太太租给我的这个小房间里，埃米尔来了，带着他所有的故事与过往。直觉告诉我，即使对他一无所知，我们也会成为挚友。
“你就是那个新来的？”埃米尔问我。
“是我们。”我把弟弟拉到身边，我知道他最不喜欢受冷落了。
“你们拍过照片了吗？”埃米尔从兜里掏出两张身份证、一些配给券和一个图章。帮我们把证件造好之后，他站起来将椅子掉了个头，再骑坐上去：
“现在说一下你的第一个任务。哦，不对，你们有两个人，所以，是你们的第一个任务。”
弟弟的眼睛在放光，我不知道他是因为太饿而眼冒金星，还是因为听到有任务而激动不已。总之，我看得很清楚，他的眼睛里闪着光芒。
“你们要去偷自行车。”
克劳德听了这话后，倒在床上，神情沮丧：“这就是抵抗运动？去偷自行车？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这里，就是为了当小偷？”
“难道你认为应该开着小轿车去执行任务？自行车是我们抵抗分子最好的朋友。好好想想吧。没人会注意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你只是一个去工厂上班的普通人。有了自行车，你可以轻易地混入人群。在执行完任务之后，又可以迅速地骑车离开现场。等人们反应过来的时候，你早已经逃之夭夭了。所以，你要是想执行重要任务的话，就得从偷自行车开始！”
一切已经解释得再清楚不过了，现在我们需要知道应该去哪里偷车。埃米尔好像猜到了我的想法。他已经踩过点，告诉我们在某栋建筑的走廊里停着三辆自行车，从来不上锁。他要求我们马上行动，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到晚上七八点时去一个朋友家与他会合。那位朋友住在离这里几公里远的图卢兹郊区，一处由鲁贝尔地区的小火车站改建的住所。我必须把他的地址背下来。“赶快行动吧！你们一定要在宵禁之前赶到那边。”这是春日的一天，离夜幕降临还有一段时间，停自行车的楼就在不远处。埃米尔离开了，而弟弟还在生气。
我劝克劳德，埃米尔讲得没错，而且这可能是对我们的一次考验。弟弟还在抱怨，但答应跟我一起去偷车。
这第一项任务我们算是完成得相当顺利。我让克劳德藏在街角，自己走进了楼里：毕竟，偷自行车可能会被判两年监禁。走廊里空荡荡的，正如埃米尔所说，停着三辆自行车，紧挨着，没有上锁。
埃米尔让我偷前面两辆，但是剩下的靠墙摆放着的那辆是运动型自行车，车架是鲜红色的，把手还是皮的。于是我把前面的那辆放到了一旁，但一不小心发出了声响。我赶紧抬头望向看门人的房间，还好，房间里空无一人，没人会发现我。我看中的这辆车并不好拿，特别是紧张的时候，我的手脚就更不听话了。好不容易安全地把两辆车偷了出来，我又发现自行车的踏板紧紧缠在一起，怎么分都分不开。在无数的尝试外加心脏一阵剧烈跳动之后，我终于把分开的两辆车推到了弟弟面前。克劳德已经等得两眼发直了：“你怎么才来啊？！我的天！”
“别吵了，给你车。”
“为什么不给我红色的那辆？”
“因为它对你来说太大了！”
克劳德不停地嘀咕着什么。我警告他，我们正在执行任务，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他耸耸肩膀，骑上了自行车。我们沿着废弃的铁路飞快地朝鲁贝尔的老火车站赶去，一刻钟后来到了约定的地点。
埃米尔开了门。
“埃米尔，快看我们的自行车！”
他的表情很奇怪，好像并不想见到我们。随后他让我们进了屋。詹瘦瘦高高的，微笑着看着我们。雅克也在屋里。他先是祝贺我们俩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但一看到我选的红色自行车，就开始放声大笑：“查理会处理的，要让它不那么显眼才行。”
我还是搞不懂到底有什么可笑的地方，大概埃米尔也一样，因为他看起来很不高兴。
一个穿着运动衫的人从楼上走了下来，他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也是我们的机械师。他负责装配自行车、制造炸弹、在火车站站台搞破坏，他向我们解释如何对组装线上的驾驶舱做手脚，还有剪断战斗机机翼上的线路。等它们被运回德国组装起来后，也没法在短时间内起飞。这就是查理，我们不同寻常的伙伴。他在西班牙内战中被打掉了几乎所有门牙；他的口音自成一派，混合了他所到国家的各种语言，所以没人真正听得懂他到底在讲什么。查理是我们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人物，没有他，我们接下来几个月的行动就不可能展开。
这一晚，就在这间老火车站改建的屋子里，我们这群十七岁到二十岁的年轻人积极地做着战斗的准备。刚刚还因为看到我的红色自行车而爆笑不已的雅克，现在的表情充满了忧虑。我很快就明白是为什么了。
又有人敲门。这次进来的是卡特琳娜。她长得很漂亮。从她与詹的对视中，我猜测他们是一对恋人。但这不现实。詹坐在桌子旁，一边为我们讲解方向盘的操作方法，一边解释说，地下抵抗运动的第一条准则就是不准谈恋爱。因为这太危险了，如果一方被捕，另一方很有可能为了拯救自己的爱人而泄露机密。“抵抗运动者必须满足的条件就是，互不相干。”詹嘴上这么说，实际上，他的命运已经与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紧紧相连了。弟弟什么也没听进去，他正对着查理做的煎蛋大快朵颐，我要是不上前阻止的话，他应该会把叉子也一并吞下去。盘子里的吃完了，弟弟的眼睛偷偷瞥向锅里。查理笑了笑，站起身来，又给他盛了一些。他做的煎蛋的确好吃，对于饥肠辘辘的我们来说，更是如此。他在火车站后面有一个菜园子，里面养了三只母鸡，还有几只兔子。园丁便是查理日常的身份。这一带的居民都很喜欢他，也不介意他那浓重的外国口音，因为他会常常送蔬菜给大家，而他的菜园无疑也是人们惨淡生活中的一抹亮色。
詹说起话来非常稳重。他只比我大一点点，但看上去成熟得多，冷静的外表让人不禁肃然起敬。他的话语总能让我们精神振奋，我仿佛可以看到他身边围绕着光环。他给我们讲述了马塞尔·朗杰及兵团第一批成员完成的任务，听起来真是恐怖。马塞尔、詹、查理和何塞·里纳雷兹一年前就来到图卢兹加入战斗了。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往纳粹军官的晚宴上扔过手榴弹，点燃过一艘满载汽油的小艇，烧毁过一个德国货车车库……他们完成的任务多得一个晚上都说不完。詹用的字眼很恐怖，但语气异常柔和。这种温暖的感觉正是我们这群流离失所的孩子最需要的。
接着，詹不再讲话了，因为卡特琳娜从城里带来了兵团首领马塞尔的消息。他被关押在圣米迦勒监狱。
马塞尔被捕的过程听起来好像很简单。他是在圣阿涅火车站从一名女兵团成员手里取箱子时被抓住的。箱子里装有炸药和直径二十四毫米的防冻爆炸物。这些六十克重的炸药棒是在保里尔采石场工作的热情的西班牙童工们偷来的。
负责这次取箱行动的是何塞·里纳雷兹。他不同意让马塞尔爬上比利牛斯地区的城际列车去取东西，而是决定让女兵团成员和一名西班牙同伴带着箱子乘坐前往吕雄的列车，箱子的交接地点定在圣阿涅火车站。这座火车站很不起眼，它坐落在很偏僻的乡村一角，鲜有大量人群走动。马塞尔等在车站的栅栏后面。两名宪兵在来回巡逻，监视那些可能将食品运往黑市的乘客。女兵团成员下车时，眼神正好对上了一名宪兵的目光。她吓得立刻往后退了一步，这一举动引起了宪兵的注意。马塞尔知道她的箱子马上就要被搜查了。于是他大步走到了她前面，示意她走近栅栏，把箱子拿了过来，然后轻声命令她赶快逃走。可是宪兵把一切都看在了眼里，他快步追上了马塞尔。被问及箱子里装的是什么时，马塞尔一开始说自己没有钥匙，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但当宪兵让他跟自己走一趟的时候，他回答说这是给抵抗组织的东西，请务必让他通过。
宪兵没有相信他的话，把他押到了中央警察局。后来刊登出来的报道说，一名持六十根炸药棒的恐怖分子在圣阿涅火车站被逮捕。
这是一次很严重的事件。一名叫科西耶的警察接手了工作。接下来的几天里，马塞尔遭到严刑拷打，但他咬紧牙关，没有透露抵抗组织的任何信息。科西耶感觉这个人的身份不一般，于是前往里昂请示上级。法国警方和盖世太保最终掌握了他的情况：除了是一名持有炸药的外国人之外，马塞尔还是犹太人、共产党员。对他们来说，用恐怖分子的名义逮捕马塞尔，完全可以起到杀鸡儆猴的作用，让人们不敢再妄想进行什么抵抗行动。
马塞尔被图卢兹法院特殊案件法庭控告。代理检察长莱斯皮纳斯是个极右分子、狂热的反共派，对维希政府推崇备至，对贝当政府绝对忠诚。他无疑是当局最理想的执法者。在他的眼里，法律只是政府恣意妄为的遮羞布，可以罔顾任何切实的环境和证据。就这样，自大的莱斯皮纳斯很快做出判决：在法院前面将马塞尔斩首。
就在马塞尔被捕后，那名逃掉的女兵团成员迅速将情况通知了抵抗组织。队员们马上联系了阿纳尔，他是律师公会会长，也是最优秀的律师之一。对阿纳尔来说，真正的敌人是德国人，他非常愿意帮助这群因为奋起抵抗而遭到无礼对待的人。兵团虽然失去了马塞尔，却迎来了一个深受尊敬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当卡特琳娜跟他谈到时薪时，他摇头拒绝了报酬。
1943年6月11日的早晨是恐怖的，尤其在每位兵团成员的记忆中。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人生道路，但在某些时刻，命运会有交会之处。马塞尔待在牢房里，透过天窗可以感觉到新的一天的到来。今天他就要被审判了，他知道自己一定会被判死刑，因此不抱任何希望。在离牢房不远处的一所公寓里，年迈的阿纳尔律师正在整理辩护资料。清洁妇走进来问他要不要吃早餐，但在1943年6月11日的这天早上，阿纳尔一点饿的感觉都没有。此前的一整夜，代理检察长要求将马塞尔斩首的声音一直在他耳边环绕；他无数次从床上起身，写下一句又一句措辞激烈但无比正义的辩护词。他要打败他的对手——莱斯皮纳斯代理检察长。
就在阿纳尔反复斟酌辩词之时，可怕的莱斯皮纳斯正坐在他那奢华的饭厅里，一边看报纸，一边喝着妻子准备的咖啡。
此时的马塞尔也在牢房里喝着狱卒给的热饮。图卢兹法院特殊案件法庭的传票已经到他手上了。天窗外，太阳比刚才升得又高了一些。此刻的他，异常思念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她们远在山脉的另一头，住在西班牙的某个地方。
莱斯皮纳斯太太起身同丈夫吻别，她要出门去参加一场慈善聚会。代理检察长也穿上了外套，不停地在镜子面前打量着自己，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所有陈词他都已经熟记于心。很矛盾吧？他不是没有心肝的吗？随后，一辆黑色雪铁龙载着没有心肝的代理检察长前往法院。
在城市的另一边，一名宪兵穿上了自己衣柜里最漂亮的衬衫。衬衫的颜色白得耀眼，领口异常挺括。正是他逮捕了马塞尔，今天他也被传唤出庭。年轻的宪兵卡巴纳克整了整自己的领带，手心里紧张得冒出了汗。他知道一会儿将有丑陋的事情发生，他知道的。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他或许会放走那个提着黑色箱子的人。真正的敌人应该是德国鬼子，而不是像马塞尔那样的年轻人。但为了法国政府，为了自己的行政机构，他只能这么做。他只不过是机构中一个小小的零件，不能出半点差错。卡巴纳克很熟悉政府机构，父亲将它的组织构架和行事精神都告诉过他。每个周末，他都喜欢在父亲的车棚里检修自己的摩托车。他明白一个道理：如果机构中任何一个小部件出了问题，全局都会受到影响。怀着这样的信念，卡巴纳克紧了紧领带，走向了电车站。
黑色雪铁龙从电车轨道上飞驰而过。阿纳尔坐在电车后排的木长凳上，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自己的辩词。偶尔，他会抬起头来略加思索，然后继续阅读。辩词虽然简洁紧凑，但面面俱到。法兰西的法院竟然会判一位爱国者死刑，实在令人难以想象。马塞尔是一个勇敢的人，从他第一次在监狱里看到马塞尔开始，他便对此坚信不疑。当时马塞尔的脸已经完全变了样，颧骨和脸颊上到处是被重拳击打过的痕迹，嘴唇发紫，而且肿得很厉害。阿纳尔很想知道在没有遭受这番血腥的迫害之前，马塞尔长什么样子。这帮畜生！他们居然这样对待为了我们的自由而努力奋战的人！马塞尔他们的目的，不是显而易见的吗？如果法院的人连这点都看不出来，他们真是瞎了狗眼！如果法院为了保全颜面硬要把马塞尔关上几天的话，还勉强说得过去。但是死刑，绝不可以！这将是法国全体法官的耻辱。伴着带有金属摩擦声的刹车，电车到达了法院站。阿纳尔对自己的辩护充满信心：他将与莱斯皮纳斯代理检察长正面交锋，他一定会赢得诉讼，挽救马塞尔这个年轻人的性命。他一边往前走，一边反复念叨着马塞尔·朗杰这个名字。
阿纳尔律师在法院走廊里前行的同时，被宪兵戴上了手铐的马塞尔正等候在一间小办公室里。
审判过程禁止旁听。马塞尔站在被告席上，莱斯皮纳斯站起来开始陈述。他根本不屑于看马塞尔一眼，对自己要控诉的对象毫无兴趣。在他面前摆着的，不过是寥寥数页的记录，马塞尔的“滔天罪行”他早已背得滚瓜烂熟。我们的代理检察长首先向宪兵队致意，高度赞扬了他们面对恐怖分子时表现出的敏锐洞察力。然后，他向法院重申了自己的职责：遵守法律，并确保法律得到人们的广泛尊重。再然后，莱斯皮纳斯开始列举被告的罪状了。他那长长的受害者名单里全是德国人的名字。他表示，法国已经与德国签署了停战协议，而被告甚至连法国人都不是，当然没有任何权利质疑法国的国家权威。谈及可减轻罪行的情况时，他搬出了元帅的“名言警句”帮忙，并且总结说：“元帅签订停战协议完全是为了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这份功劳不是一个危险的恐怖分子可以否定的。”
检察长先生还不无幽默地说，马塞尔·朗杰所携带的可不是国庆日要燃放的烟花，而是试图摧毁德军设施的炸药，也就是说，他企图扰乱人民的安定生活。马塞尔微微一笑：国庆日的烟花表演，那是多么遥远的事情。
阿纳尔在辩护过程中反复提到了马塞尔的爱国情怀，希望为他赢得从轻发落的机会。但莱斯皮纳斯向法官指出，被告是一个无国籍的人，他将自己的妻子和年幼的女儿遗弃在西班牙，并且不顾自己原本的波兰人身份，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西班牙进行了一系列破坏活动；是我们法国向他敞开了宽容的怀抱，我们收留他并不是为了让他将混乱带进来。“一个没有祖国的人，怎么可能为了他所谓的爱国主义而行动呢？”在潇洒地完成了自己的指控后，好像生怕法官忘记了什么，莱斯皮纳斯紧接着宣读了控告所依据的法律条款，整个过程可谓一气呵成。最后，他终于转向了被告，第一次正视马塞尔的眼睛：“您是外国人、共产党员和抵抗分子，仅凭这三条，我就可以要求法院判处您死刑。”于是，他面对法官，用平静的语气请求判处马塞尔·朗杰死刑。
阿纳尔律师脸色惨白地站起来，与此同时，完成发言的莱斯皮纳斯心满意足地回到了自己的位置。年迈的阿纳尔眼睛一直半闭着，下巴微微向外突出，双手紧握着放在嘴前。整个法院里一片寂静，记录员轻手轻脚地放下笔，连宪兵们都屏住了呼吸，每个人都想听听他要说什么。可是此时，阿纳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只觉得一阵恶心。
很明显，他是这里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法律条文早已被篡改，法院在开庭前便已有了决定。早在监狱里时，马塞尔就对他说过，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自己难逃一死。但当时的阿纳尔依然相信法律和正义，他还一直劝慰马塞尔，让他不要绝望，他一定会竭尽全力为他辩护，他坚信自己可以赢得这场诉讼。可是现在呢，他仿佛感到马塞尔在他身后悄声地说：“您看到了吧，我早就说过了。但我不会怪您，因为我知道您无能为力。”
老律师举起了手臂，他的衣袖似乎在空中飘动着。深吸一口气之后，他做出了最后的辩护：当我们看到宪兵队在被告脸上留下的无数条惨不忍睹的疤痕时，怎么还能对他们的行为大唱赞歌？在您拿国庆日来开玩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早已被剥夺了庆祝自己祖国生日的权利？代理检察长先生，您对自己指控的这些外国人又到底真正了解多少？
自从在监狱里认识马塞尔，阿纳尔就发现，像他们这种所谓“无国籍的人”，对这个收容他们的国家是那么热爱，爱到甚至可以为了保卫它而牺牲自己。被告根本就不是代理检察长所说的那个样子。他是一个诚实而真挚的人，他深爱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在西班牙并不是搞破坏，而是在为了全人类的自由和权利抗争。法国不也曾是个有人权的国家吗？判处马塞尔·朗杰死刑，就是掐灭我们走向美好世界的希望。
阿纳尔辩护了一个多小时，用尽了自己最后一丝力气，但他的声音并没有在这个死气沉沉的大厅里激起半点回音。1943年6月11日，无比悲伤的一天。判决下达了，马塞尔很快就会被送上断头台。当卡特琳娜在阿纳尔的办公室听到这个消息时，她双唇紧闭，悲痛欲绝。阿纳尔并没有放弃，他决定前往维希进行上诉。
这一晚，在查理这间由小火车站改建的住所和车间里坐满了人。马塞尔被逮捕后，詹成了兵团的指挥官。卡特琳娜坐在他旁边。从他们互相交换的眼神里，我可以肯定他们是相爱的。但卡特琳娜的眼神里充满了哀伤，她用颤抖的双唇告诉了我们城里发生的一切。她让我们了解到，是一个法国代理检察长要求将马塞尔处决的。虽然不认识马塞尔，但我同所有围坐在桌边的伙伴一样，心情异常沉重。我的弟弟也是，现在的他，什么也吃不下去了。
詹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大家都不说话，等着他的决定。
“既然他们做得那么绝，我们就想办法整死莱斯皮纳斯，让他们不敢再做蠢事。否则这帮浑蛋会把所有逮捕的兵团成员都处死的。”
“阿纳尔在上诉的同时，我们就可以准备行动了。”雅克说。
“可准备工作需要很长时间。”查理用他那奇怪的口音小声说。
只有卡特琳娜能听懂他的话：“那我们就这么等着，什么都不做吗？”
詹想了想，接着说：
“现在就要采取行动。他们要处决马塞尔，我们就先弄死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再说。明天，我们先去袭击一名德国军官，然后趁乱发放讨伐法院的传单。”
我虽然没有什么政治斗争的经验，但脑袋里突然灵光一现，于是鼓起勇气说道：
“如果我们真的想让法院的人知道厉害，就应该先发传单，然后再袭击德国军官。”
“这样的话，德国军官们个个都会提高警惕，我们就很难得手了。你还有更好的主意吗？”埃米尔好像很不赞同我的想法。
“这个主意就很好啊，只要两边的行动错开几分钟进行，并且顺序正确就可以了。先袭击德国鬼子再发传单的话，我们会被看成卑鄙小人。在民众眼中，马塞尔是先经过审判，然后才被定罪的。”
“我想《快报》肯定不会报道说，一位英勇的兵团成员被随意定罪了。他们会说，一名恐怖分子被法院判处死刑。那我们就按照他们那套来做吧，这样整座城市都会站到我们这一边的。”
埃米尔想打断我的话，但詹示意他让我继续说下去。我的理由相当充分，只要用合适的语言说给伙伴们听就行了。
“我们从明天早上开始就印传单，在上面写明，作为对马塞尔·朗杰判决的报复，抵抗组织将判处一名德国军官死刑，并且注明，处决行动将在当天下午执行。我负责去杀军官，你们同时四下发传单。人们马上就会知道传单上的信息，而军官被杀的新闻要隔天才会传开：只有第二天的报纸才有时间刊登头天发生的事情。这样的时间安排应该可以做到万无一失。”
詹向每个人征询了意见，最后，他的目光与我对上了。我知道他完全同意我的想法，只是当我提出自己去杀德国人时，他稍微显得有点惊讶。
不管怎么说，他没办法拒绝我的要求，因为这是我的想法，而且我也有了自己的自行车，已经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兵团成员了。
詹看了看埃米尔、阿隆索和罗伯特，最后又看了一眼冲他点头的卡特琳娜。查理明白了他的意思，起身走到楼梯下方，取出一只装皮鞋的盒子，从里面拿出一把左轮手枪交给我：
“今晚你最好和弟弟一起睡在这里。”
詹走到我面前：
“你是射手。你，”他对着阿隆索说，“西班牙人，你负责放哨。你呢，小不点儿，负责在逃跑的路线上看好自行车。”
一切都布置妥当。詹和卡特琳娜在午夜时分离开了。我手里多了一把手枪和六颗子弹，弟弟在旁边缠着我，说要看看枪到底是怎么用的。阿隆索问我詹是怎么知道他是西班牙人的，他明明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我耸了耸肩回答说：“那他是怎么知道我是射手的？”虽然没回答他的问题，但阿隆索不再说话了，因为显然我的问题比他的难得多。
这晚，我们第一次睡在查理的饭厅里。躺下的时候虽然已经筋疲力尽，但我的胸中充满一种神圣的力量。弟弟的头一直粘在我身上，自从离开父母，他就养成了这个坏毛病。更糟糕的是，手枪放在我左上方的衣袋里，虽然里面没装子弹，但我还是怕自己会在半梦半醒中把弟弟的脑袋打开花。
等所有人都进入梦乡以后，我爬起来，踮着脚走到了屋子后面的花园。查理在花园里养了一只憨态可掬的狗。
之所以会想到它，是因为这天晚上我非常需要它热情的亲吻。我坐在晾衣绳下面的椅子上，望着天空，从口袋里掏出了手枪。那只狗跑过来不停地嗅着枪管。我一边摸着它的头，一边告诉它，它是唯一在我还活着的时候就能闻到我枪管的动物。和它说话的同时，我的心情也开始慢慢平静下来。
就这样，在某个傍晚，我偷了两辆自行车，然后加入了抵抗组织。听着弟弟鼻中发出的呼吸声，我慢慢回过神来：我的名字叫让诺，马塞尔·朗杰兵团中的一员，在未来的日子里，我将会炸飞火车、捣毁电线杆、破坏飞机引擎和机翼。
我和伙伴们骑着自行车就能干掉德国鬼子，没人比我们更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