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件轰动的事情是发生在“一二八”淞沪抗日之战。这一战役给予全国同胞的兴奋，并不下于黑龙江嫩江一役。因此生活周刊社门口捐款的拥挤，其热烈情形也不下于我们为马占山将军捐款的时候。不过为马将军捐款时，我们因远在上海，只须设法把款汇往黑龙江就行；这次战役，却近在上海，我们同时还参加了战事后方的服务，根据战士们的实际需要，帮同后方的机关采购种种需用品，押送到前线去，所以忙上加忙。同时因为我们的读者对我们特别信任，我们办公处里的电话机上的铃声响个不断，“喂！战事有何新消息？”刚回答了一个，第二个又继续地接上来。我们这号称全体而实际只有十几个人的同事，不得不轮流在电话机旁服务，甚至在深夜还有许多读者来“喂！”我们不但不以此为麻烦，而且感觉到深深的荣幸，很诚恳地很客气地回答了每一个读者在电话中的询问。幸而我们不但有人参加了后方的服务，和军事的后方机关有密切的接触，而且战地记者也有不少是我们的熟友，所以在战事消息方面的确有“独到”之处，尚不辜负读者对于我们的特殊信任。除在电话里不断地为读者服务外，因为有许多读者经过我们的门口时，往往都要弯进来问问最近的战事消息。尤其是在下午以后没有报看的时候，于是我们每天居然写了几次大张的“号外”，在门外专备的大木板上贴着，报告最近的军事消息，在那里你常常可以看到数千成群的读者静悄悄地仰着头细细地看着。他们对于我们的“号外”的信任，超过对于任何日报的“号外”。在这样鼓励之下，我们同事尽管缩短睡眠，疲于奔命，但是精神上的愉快却是无法形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