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是“生活精神”最重要的因素，也可说是“生活书店”的奠基石，它在《生活》周刊时代就已萌芽了。最初的表现是尽心竭力答复广大读者的来信，当时我们答复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一点不肯马虎，鞠躬尽瘁，写而后已！最盛的时候，有四位同事专门担任拆信与抄信的事情。读者和我们真做成了好朋友，不但大大小小的事要和我们商量，在海外的侨胞和在内地的同胞，还时常寄钱来托我们买东西，买鞋子，买衣料，都在“义不容辞”之列，这当然需要跑腿，选择，包寄，买得不十分对还要包换：麻烦虽是麻烦，但是寥寥几个同事却没有丝毫烦躁或不高兴的意识，简直跑得愉快，麻烦得愉快！他们为什么不信托别人而却那样信托我们呢？这是本刊在读者中所建立的信任心。所代买的东西之中，书报占最大部分，其初我们只是由同事兼带照料，后来愈来愈多，兼带不了，于是才于民国十九年设立“书报代办部”，对读者还是纯尽义务，不过与同行立有合同，用特殊批发折扣的一些收入作该部一部分的开销。最初主持书报代办部的是严长衍同事。这“书报代办部”是附属于“生活周刊社”的，它可算是“生活书店”的胚胎。最可注意的是它的产生完全是“服务”做它的产妇，服务成为“生活精神”的最重要的因素，这不是凭着口说说的，是的确有着它的可宝贵的历史。
“生活书店”的发达，当然有许多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但是服务精神，鞠躬尽瘁的服务精神，在千百万读者好友心坎中播下的种子，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是我们所不能否认的，这是我们所应永远记取，发扬光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