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既有必然或必要，则社会科学里，亦和自然科学一样，可以有预言。这当然不是宗教式的预言，而是科学的预言。我们知道天文学能够预言日蚀和月蚀，气象家能够预言气候、风雨、阴晴。这种预言里没有丝毫神秘成分。天文学家知道行星转动的公律，知道他们转动的速度，知道他们轨道的位置，如此各方面推算起来而能知道月蚀或日蚀，——有什么稀奇呢？社会科学里能否如此？当然能够的。假使我们知道社会发展的公律，发展的方向，我们当然不难预测社会的将来。社会科学里的预言，居然应验的也不止一次。我们根据于社会科学的公律预言经济界的危机，纸币价格的跌落，世界大战，社会革命，革命时各阶级各政党的行为。譬如俄国的社会学家曾经预言“社会革命党”（Le parti de secialistes revolutionnaires）在无产阶级革命后必定变成富农的反革命党，——果不其然？十九世纪的九十年代，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便预言俄国资本主义必定大发展，而工人运动亦必随之而发达。这类的实例，非常之多。社会科学家既然知道社会发展的公律，当然就能预言，并没有什么稀奇。
我们现在还不能预言社会现象发见的时日。这是因为我们的科学智识还没有使用正确数目字之能力。我们不能知道社会发展的速度，然而我们知道社会发展的方向。
俄国蒲勒嘉夸夫（Bulgakoff）说：“马克思以为可以现在及过去测度将来；其实实际上每一时期都有新的事实，都有历史发展的新力量发现，——历史的创造决不重复得讨人厌的。——所以一切对于将来的预言都是错的。”（《资本主义与农业》）他又说：“社会科学的预见尤其有限得很，——以科学预定那利于社会主义的‘发展倾向’，实在与自然科学的公律大不相同，……这不过是‘经验的公律’。他另有一种逻辑的性质，比起机械学的公律来……”
所谓“经验的公律”，就是说另有一种规律性，还待试验，并未发见因果的联系。譬如说女子比男子多，——这是我们所知道，而且大多数的地方都是如此；可是我们还没有知道这种现象的原因。这种公律，当然另有一种逻辑的性质。然而资本主义发展的公律并非如此，他有因果的联系性。譬如资本之集中律确非经验的公律，而是自然科学式的公律。因为只要有大小两种生产相竞争，大生产一定（必然）得胜的。我们所知道的的确是原因的联系关系。所以能预言中央非洲、日本以至于任何地方大生产必然得胜。蒲勒嘉夸夫的话是不对的。只可以说道我们不能完全知道；可是并不因此而社会科学不能成立，——自然科学亦还不能完全知道呢。
社会科学中之有定论及预言之可能说引起不少人的反对。譬如说社会主义必然发现，和月蚀日蚀的必然是一样的；——史塔摩勒克尔便问道：“既然如此，社会党（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又这样出力的去实行社会主义呢？两者之中只能有其一：不是社会主义之来有如日蚀；便是马克思主义者组成政党努力奋斗。若是社会主义之来有如月蚀，又何必组织劳工阶级的政党，又何必奋斗，何必努力；天下决没有想组织太阳系以求月蚀的，若是你们组织政党，那便是：社会主义亦许不来，可是你们要他来，所以你们奋斗。那就社会主义并不是必然的了。”
社会现象之意义我们上几节已经详述；史塔摩勒尔的错误不难看见。月蚀对于人的意志间接直接绝无关系，——正如人皆有死不论其阶级别、性别、国别。人人都可以不看见月蚀，不关心月蚀，而在一定的时候月蚀必然发现。社会现象却不是如此。社会现象之发现或成就，是经过人的意志的。社会现象而没有人——没有社会，那便等于“方的圆形”或“热的冰”。社会主义不免要发现，因为无产阶级不免要实行他，并且必定要在他们已经得有政治上的胜利之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否认意志，他不过解释意志罢了。马克思主义者组织共产党而奋斗，——这亦是历史的必要之表现，历史的必要本来是经过人的意志和行动而表现的。
社会的有定论不应当与宿命论（Le fatalisme）相混淆。有定论说的是：一切社会现象都有原因，既有原因则必然发现。宿命论——却是盲目的信仰命运，一切都服从命运。那时人的意志等于零；人并非原因之一而是消极的材料而已。这种宿命论才否定人的意志，以为他不是发展之一因素，——有定论却并非如此。
宿命论的“命运”往往变成超自然的神，希腊时的Moyra，罗马时的Pral，中古教会里的“前定”（destinasio），都有如此的性质。中国的“八字”、“青龙白虎正官七煞”等等，亦是如此。回教里的宿命论尤其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