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次不幸被捕的几个朋友，承蒙许多亲友和同志们的热诚慰问，奔走援救，实在觉得非常的感愧。我每看到许多好友们，无论曾经见过面没有，有的冒着大雨大雪，有的不顾长途跋涉，充满着满腔的热烈情绪来探望我们；每读到许多读者好友们的函电纷驰，横溢着满纸的义愤和系念来安慰我们：未尝不深深地感到深情厚意，永不能忘。我们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努力于为大众谋福利的工作。
当然，救国运动决不是少数人所干得好的，必须大家都来干；为大众谋福利的工作千头万绪，也不是少数人所能干得完的。我们一方面固然要各就自己的能力，对于救国的整个动向，对于国家建设工作的整个的计划，尽其相当的贡献；一方面还要各就自己的能力，在这整个的救国动向和整个的国家建设计划之下，努力于自己所能干的局部的工作。
根据这个观点，我一方面愿竭尽我的棉薄，追随许多救国的同志们，共同努力于整个动向和整个计划的商讨和遵守；一方面愿在这整个动向和计划之下，努力于我十几年来所辛勤从事的文化事业。我深信一个人的工作的效率，同他的特长和经验有着密切的关系：如能善用他的特长和经验，比较地容易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抛弃了他自己的特长和经验而另外去干别的事情——与原有的特长和经验不相干的事情——那在个人是自暴自弃，在国家和社会也是一种损失。这当然不是无条件地反对改业。有些人觉察到自己的能力更适宜于某种新的事业或职务，于是抛弃原有的事业或职务，这是对的。我们各人都该求得最大的贡献。所谓“最大的贡献”，我的意思并不是指什么夸大狂的心理，不是说要和什么别人比大小，却是说自己对自己比。你自己能善用自己的能力和适于发展自己能力的环境，这样的贡献，比不能善用自己的能力和适于发展自己能力的环境，当然是要大些；你如能尽量善用自己的能力和适于发展自己能力的环境，那在你便是最大的贡献了。各人的能力虽有大小，但是依这样的意义说起来，无论何人，除了有害人群的事业外（倘若这可称为事业），各人都可有各人的最大的贡献。竭智尽力求得这种“最大的贡献”：这是人人对于自己对于社会应负的责任。
我常常督促自己担负起这个责任，常常提醒自己不要忘却这个责任。我曾经告诉过诸君，我在小学里就想要做个新闻记者，二十年来虽因处境的困苦艰难，在求学和就业方面往往不得不“走曲线”，但是平日的修养训练，以及十几年来所聚精会神的工作，都和新闻事业脱离不了关系，——虽则其间办周刊的时间较长，办日报的时间较短。我在二十年前想要做个新闻记者，在今日要做的还是个新闻记者——不过意识要比二十年前明确些，要在“新闻记者”这个名词上面，加上“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一个形容词。我所仅有的一点微薄的能力，只是提着这枝秃笔和黑暗势力作坚苦的抗斗，为民族和大众的光明前途尽一部分的推动工作。我要肩着这枝秃笔，挥洒我的热血，倾献我的精诚，追随为民族解放和大众自由而冲锋陷阵的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我写到这里，要写几句结束这《二十年的经历》的话了。这篇文共有五十一节，第六节以前是曾在《生活星期刊》上发表过的，第七节以后是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分所里写的。自廿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起动笔，至廿六年一月廿二日写完。写这一节的时候，正是在一月廿二日这天的下午，很静寂地坐在看守所的餐室里一个方桌的一旁，在这方桌的右边坐着章先生，对面坐着沙先生，都在和我一样地拿着笔很快地写着，右边坐着王先生，很静默地看着他的书。
在我写着这节文字的时候，我们在苏州过着监狱生活已经四十九天了（被捕到现在整整两个月了），检察官来侦查过了四次，每次问的话都差不多。我们几时能离开这个监狱生活，或竟要再关下去，在我写的时候都还不得而知。但是这本书，我这时却想先把它结束一下付排，关于我们的消息，让我在最后付排的《弁言》里报告吧。
（民国廿六年一月廿二日下午五点，脱稿于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