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详于《周礼》。然以吾观之，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之无书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关中也；其东都，今之洛阳也。二都居北山之阳，南山之阴，其地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补，不过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礼》：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画棋局，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大都小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实无所容之，故其畿内远近诸法，类皆空言耳。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一也。《书》称：“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郑子产亦云，古之言封建者盖若是。而《周礼》：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百里，与古说异。郑氏知其不可，而为之说曰：“商爵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犹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于是千乘之赋，自一成十里而出车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国无以受之。”吾窃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势必有所并；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国为之徙者，十有六。对数大国，而天下尽扰。此书生之论，而有国者不为也。传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国而千乘，千里之国而万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为方百里，万乘之国，为方数圻矣。古无是也。《语》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千乘虽古之大国，而于衰周为小。然孔子犹曰：“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然则虽衰周列国之强家，犹有不及五十里矣。韩氏、羊舌氏，晋大夫也，其家赋九县，长毂九百，其余四十县，遗守四千。谓一县而百乘则可，谓一县而百里，则不可。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内，公邑为井田，乡遂为沟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亩，五口而一夫为役，百亩而税之十一，举无异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于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沟、洫、浍三。沟、洫之制，至于万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利者，遂、沟、洫、浍、川五，利害同而法制异，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国者之所不为也。楚蒍掩为司马，町原防，井衍沃。盖平川广泽，可以为井者井之，在阜堤防之间，狭不可井，则町之。【杜预以町为小顷町。】皆因地以制广狭多少之异。井田、沟洫，盖亦然耳，非公邑必为进田，而乡遂必为沟洫。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则凡《周礼》之诡异远于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圣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强人者也。立法以强人，此迂儒之所以乱天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