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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堂回想录》一四七 语丝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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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武装接收女师大,已经是一九二六年的事,《语丝》却是一九二四年创刊的,现在要来讲它,须得退两年回去,可是如来从头讲起,那便非先说孙伏园办《晨报副刊》不可,那就更早了。——但是我且不去管它,如今且来跑一通野马,说一说这件事的始末吧。

孙伏园原名福源,是我在绍兴做中学教员那时候的学生,我查来北京以后的日记,在一九一七年有这一项记载:

他在北大第一院上课听讲,住在第二院对过的中老胡同,和北大有名的师生都颇熟习了,这时五四运动发生,他就得了机会施展他的能力。他最初是据我所记得,同罗家伦在《国民公报》里工作,后来那报停了,他便转入了《晨报》,因为这两种报同是研究系报纸,研究系是很聪明的政党,见事敏捷,善于见风使帆,所以对于五四后的所谓新文化运动,它是首先赞助,在这《晨报》中间更有一位杰出的人物,他名叫蒲伯英,但在前清末年四川争路风潮的时候,已很有名,那时叫蒲殿俊,是清朝的一位“太史公”。孙福源在《晨报》最初是编第五版,仿佛是文艺栏,登载些随感杂文,我的《山中杂记》便都是在那上边发表的,这是一九二一年的秋天的事情,等到鲁迅的《阿Q正传》分期登载,已经是《晨报副刊》了。这是报纸对开的四页,虽是附张却有独立的性质,是《晨报》首创的形式,这可能是蒲伯英孙伏园两个人的智慧,出版的时期是一九二一年的冬天吧。报上有这么一个副刊,让人家可以自由投稿,的确是很好的,孙福源的编辑手段也是很高明,所以一向很是发达,别的新闻都陆续仿照增加。但是好景不长,他的《晨报副刊》办了三年多,于一九二四年十月便交卸了,查旧日记上记着:

“十月二十四日,下午伏园来,云已出晨报社,在川岛处住一宿。”伏园辞职的原因,据说是因为刘勉己擅自抽去副刊上的稿子,这是明明排挤他的意思,所以他觉得不能不走了。伏园既然离开了《晨报副刊》,便提自己来办一个出版物,大家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不受别人的干涉,于是由他自联络筹办,结果除他自己以外还有李小峰章川岛,作为经营出版的人,做文章的则另外约了些人,经过一次会商,这刊物的事情就算决定了。日记上记载着道:

“十八日,上午孙福源来,为致学长函。”这是写给陈独秀,代他请求准许旁听的信,当时旁听章程,一年后随班考试及格,可以改为正科生,这条章程可是在第二年就修正了,以后旁听生一律不得改为正科了。那一年入学的旁听生,只有国文系二人,其一是孙福源,其二则是成平,即是办《世界日报》的成合我,在一榜之中出了两位报人,也可以说不是偶然的事。

“十一月二日,下午至市场开成北楼,同玄同伏园小峰川岛绍原颉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板,晚八时散。”至于刊物的名字的来源,是从一本什么人的诗集中得来,这并不是原来有那样的一句话,乃是随便用手指一个字,分两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还可以用,就请疑古玄同照样的写了。周刊的发刊词是由我所拟的,但是手头没有《语丝》的原本,所以不能记得了,因为本来没有什么固定的宗旨,所以说得很是笼统,到后来与《现代评论》打架的时候,《语丝》举出两句口号来,“用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也就是这个意思,不过针对《现代评论》的接受官方津贴,话里有刺罢了。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一篇文章里说道:

“八月廿一日,下午得孙福源十五日上海函。”那年因为有复辟之役,北大的招考改迟了,他来上海是为的应试,但是那一年没有录取。次年暑假里回家去,他来访四次,我于九月十日返北京,可是过了六天,他老先生也飘然的来了。他说想进大学旁听,这事假如当初对我说了,我一定会阻止他的,但是既然来了,也没得话说。日记上说:

“于是《语丝》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时也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但应该产生怎样的新,却并无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陈源教授痛斥语丝派的时候,说我们不敢直骂军阀,而偏和握笔的名人为难,便由于这一点。但是,叱吧儿狗险于叱狗主人,我们其实也知道的,所以隐约其词者,不过要使走狗嗅得,跑去献功时,必须详加说明,比较地费些气力,不能直捷痛快,就得好处而已。”这一节话很能说明《语丝》杂文的一方面的特色,于叱吧儿狗的确有用,可是吧儿狗也不是好惹的东西,一不小心就要被咬,我自己有过经验,吃了一点亏,但是也怪自己不能彻底,还要讲人情的缘故。我根据张凤举的报告,揭发陈源曾经扬言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后来陈源追问来源,欲待发表,而凤举竭力央求,为息事宁人计,只好说是得之传闻,等于认输,当时川岛很是不平,因为他也在场听到张凤举的话,有一回在会贤堂聚会的时候,想当面揭穿,也是我阻止了。这是当断不断的一个好教训。关于《语丝》说了不少的空话,至于实在的文章如何,好在世间还有印本流传,只得请好事者自己去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