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父受业于征藏史，韩非传其书，儒家道家法家异也，有其同。庄周述儒、墨、名、法之变，已与老聃分流，尽道家也，有其异。是樊然者，我乃知之矣。
老聃据人事嬗变，议不逾方。庄周者，旁罗死生之变、神明之运，是以巨细有校。儒法者流，削小老氏以为省，终之其殊在量，非在质也。
然自伊尹、太公有拨乱之材，未尝不以道家言为急（《汉·艺文志》道家有《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迹其行事，以间谍欺诈取人，异于儒法。今可见者，犹在《逸周书》。故周公诋齐国之政，而仲尼不称伊、吕。管子者，祖述太公，谓之小器，有由也（《管子》八十六篇，亦在道家）。
老聃为周征藏史，多识故事。约《金版》《六弢》之旨，著五千言以极其情，则伊、吕亡所用。亡所用故归于朴，若墨翟守城矣，巧过于公输般，故能坏其攻具矣。谈者多以老聃为任权数，其流为范蠡、张良。今以庄周《胠箧》《马蹄》相角。深黜圣知，为其助大盗，岂遽与老聃异哉？老聃所以言术，将以掸前王之隐慝，取之玉版，布之短书，使人人户知其术则术败。会前世简毕重滞，力不行远，故二三奸人得因自利。及今世有赫蹄、雕镂之技，其书遍行，虽权数亦几无施矣。
老聃称“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愚之何道哉？以其明之，所以愚之。今是驵侩则欺罔人，然不敢欺罔其同类，交知其术也，故耿介甚。以是知去民之诈，在使民户知诈。故曰“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何谓稽式？谓人有发奸擿伏之具矣。粤无镈，燕无函，秦无卢，胡无弓车。夫人而能之，则工巧废矣。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远，而与物反。伊尹、太公、管仲虽知道，其道盗也。得盗之情，以网捕者，莫若老聃。故老聃反于王伯之辅，同于庄周。嬗及儒家，痟矣！
若其开物成务，以前民用，玄家弗能知，儒者杨雄之徒亦莫识也。知此者韩非最贤。（凡周秦解故之书，今多亡佚，诸子尤寡。《老子》独有《解老》《喻老》二篇。后有说《老子》者，宜据韩非为大传，而疏通证明之，其贤于王辅嗣远矣。韩非他篇亦多言术，由其所习不纯。然《解老》《喻老》未尝杂以异说，盖其所得深矣。）非之言曰：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以詹何之察，苦心伤神而后与五尺之愚童子同功。故曰“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也”。（《喻老》）夫不事前识，则卜筮废，图谶断，建除、堪舆、相人之道黜矣。巫守既绝，智术穿凿亦因以废，其事尽于征表。此为道艺之根，政令之原。是故私智不效则问人，问人不效则求图书，图书不效则以身按验。故曰“绝圣去智”者，事有未来，物有未睹，不以小慧隐度也；“绝学无忧”者，方策足以识梗概，古今异、方国异、详略异，则方策不独任也；“不上贤使民不争”者，以事观功，将率必出于介胄，宰相必起于州部，不贵豪杰，不以流誉用人也。（按不上贤之说。历世守此者寡。汉世选吏多出掾史，犹合斯义。及魏晋间而专徇虚名矣。其后停年格兴，弊亦差少。选曹之官，即古司士，所不得废也。观远西立宪之政，至于朋党争权，树标揭鼓以求选任，处大官者，悉以苞苴酒食得之，然后知老子、韩非所规深远矣。顾炎武、黄宗羲皆自谓明习法制，而多扬破格用人之美，攻选曹拘牵之失，夫乌知法？）名其为简，繁则如牛毛。夫繁故足以为简矣，剧故足以为整暇矣。
庄周因之，以号齐物。齐物者，吹万不同，使其自已。官天下者以是为北斗招摇，不慕往古，不师异域，清问下民以制其中，故相地以衰征、因俗以定契，自此始。韩非又重申束之曰：凡物之有形者，易裁割也。何以论之？有形则有短长，有短长则有小大，有小大则有方圆，有方圆则有坚脆，有坚脆则有轻重，有轻重则有黑白。短长、小大、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理定而物易割。故议于大庭而后言，则立权议之士知之矣。故欲成方圆而随其规矩，则万物之功形矣。万物莫不有规矩，议言之士，计会规矩也。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故曰“不敢为天下先”。（《解老》）推此以观，其用至纤悉也。玄家或佚荡为简，犹高山之与深渊黑漆之与白垩也。
玄家之为老，息废事服，吟啸以忘治乱。韩非论之曰：随时以举事，因资而立功，用万物之能而获利其上，故曰“不为而成”。（《喻老》）明“不为”在于任官，非旷务也。又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玄家以为老聃无所事法。韩非论之曰：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亡五人功。万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亡五万人功矣！然则数变业者，其人弥众，其亏弥大。（《解老》）明官府征令不可亟易，非废法也。
综是数者，其要在废私智、绝县朵，不身质疑事而因众以参伍。非出史官周于国闻者，谁与领此？然故去古之宥，成今之别，其名当，其辞辩，小家珍说无所容其<辶王>，诸以伪抵谰者，无所阅其奸欺？老聃之言，则可以保傅人天矣！大匠不斫，大庖不豆，故《春秋》宝书之文，任之孔、左。断神事而公孟言“无鬼”，尚裁制而公孙论“坚白”，贵期验而王充作《论衡》，明齐物而儒名法不道“天志”。（按儒家法家皆出于道，道则非出于儒也。韩愈疑田子方为庄子师。按庄子所称巨人明哲，非独一田子方。其题篇者，又有则阳、徐无鬼辈，将悉是庄子师耶？俗儒又云，庄子述《天下篇》，首列六经，明其尊仰儒术。六经者，周之史籍，道墨亦诵习之，岂专儒家之业？）
老子之道，任于汉文，而太史公《儒林列传》言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是老氏固与名法相倚也。然孝文假借便佞，令邓通铸钱布满天下，既悖刑名之术；信任爰盎，淮南之狱，不自责躬，而迁怒县传不发封者，枉杀不辜，戾法已甚。岂老氏所以莅政哉！盖公、汲黯以清净不扰为治，特其一端。世人云，汉治本于黄老。然未足尽什一也。
诸葛治蜀，庶有冥符。夫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声教遗言，经事综物，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老氏所经，盖尽于此。（诸葛之缺，犹在上贤。刘巴方略未著，而云运筹帷幄，吾不如子初远矣；马谡言过其实，优于兵谋，非能亲莅行陈者也，而违众用之，以取覆败。盖汉末人士，务在崇奖虚名，诸葛亦未能自外尔。）汉世学者，数言救僿以忠，终其所尚，乃在正朔、服色、徽识之间，不悟礼为忠信之薄，外炫仪容，适与忠反。不有诸葛，谁知其所底哉？
杜预为黜陟课，云：使名不越功而独美，功不后名而独隐。亦有不上贤遗意。韩延寿治郡，谢安柄国，并得老氏绪言。而延寿以奢僭致戮，谢安不综名实，皆非其至。其在下者，谈、迁父子其著也。道家出于史官，故史官亦贵道家。然太史持论，过在上贤，不察功实。李广数败而见称，晁错立效而被黜，多与道家背驰。要其贵忠任质则是也。
黄生以汤、武弑君，此不明庄子意者。七国齐晋之主，多由强臣盗位，故庄生言之则为抗；汉世天位已定，君能恣行，故黄生言之则为谄。要与伊、吕殊旨，则犹老氏意也。杨王孙之流，徒有一节，未足多尚。晋世嵇康，愤世之流，近于庄氏。李充亦称老子，而好刑名之学，深抑虚浮之士。阮裕谓人不须广学，应以礼让为先。皆往往得其微旨。葛洪虽抵拒老庄，然持论必与前识上贤相反，故其言曰：叔向之母、申氏之子，非不一得，然不能常也。陶唐稽古而失任，姬公钦明而谬授，尼父远得崇替于未兆，近失澹台于形骸，延州审清浊于千载之外，而蔽奇士于咫尺之内。知人之难，如此其甚。郭泰所论，皆为此人过上圣乎？但其所得者显而易识，其失者人不能纪。（《抱朴子·清鉴篇》）是亦可谓崇实者矣。
若夫扇虚言以流闻望，借玄辞以文膏粱，适与老子尚朴之义相戾。然则晋之乱端，远起汉末。林宗、子将，实惟国蠹。祸始于前王，而衅彰于叔季。若厉上贤之戒，知前识之非，浮民夸士，何由至哉！王粹尝图庄周于室，欲令嵇含为赞，含援笔为吊文曰：“帝婿王弘远，华池丰屋，广延贤彦，图庄生垂纶之象，记先达辞聘之事，画真人于刻桷之室，载退士于进趣之堂，可谓托非其所，可吊不可赞也。”（《晋书·嵇含传》）斯足以扬榷诚伪，平章白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