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王安石传 » 王安石传全文在线阅读

《王安石传》第十二章荆公之政术(四)教育及选举

关灯直达底部

民政财政军政,荆公之新法,殆尽于是矣。此外尚有一二,请括而论之。

第一教育

教育行政,荆公平昔所最重也,其上仁宗书言之最切。及执政,首注意于学校。熙宁元年,增太学生员。四年,以锡庆院朝集院为大学讲舍,厘学生员为三等,初入学为外舍,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员百,内百二百,外舍不限员。其后内舍生增至三百人,外舍生限二千人。其年,置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学,以陆佃等为诸州学官。其后诸路州府皆悉立学,而学官共五十三人。马氏端临谓是时大兴学校,而教官只有此数者,盖重师儒之官,不肯轻授滥设故也。

其所教者,以经为主,人专一经。至熙宁八年,以荆公所编着三经新义颁于学官焉。三经者,周官及诗、书也。

按三经新义,亦为当时及后世攻击荆公之一大口实。史称苏嘉在太学颜复尝策问王莽后周变法事,嘉极论其非在优等。荆公怒,遂逐诸学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监事,选用学官,非执政所喜者不与,其后遂颁三经新义云。考荆公平日言论,多以一学术为正人心之本,则史所云云,谅非诬辞,此实荆公政术之最陋者也。盖欲社会之进化,在先保其思想之自由,故今世言政治者,无一不以整齐画一为贵,而独于学术则反是,任其并起齐茁,而信仰各从乎人之所好,则理以辨而愈明,人心之灵,浚之而不竭矣。强束而归于一,则是敝之也。自汉武帝罢黜百家,而中国学术史上,光耀顿减。以荆公之贤,而犹蹈斯故智,悲夫!

考荆公当时,亦非于新义之外,悉禁异说,不过大学以此为教耳。夫既设学校,则必有教者,教者必有其所主张之说。学校既为一国学术所从出,则此说遂若占特别势力于社会,此亦事势所必至,无可逃避者。即如今之日本,其帝国大学二三老辈之学说,颇为新进诸颜所抨击。然举国学者,大率仍诵习之,此亦无可如何也。然则是亦不足深为荆公罪矣。盖使荆公而禁异说,则为戕贼思想之自由,然公固未尝禁之,不过提倡己之所主张而已。夫学者有其所主张之说,则必欲发挥光大之以易天下,非徒于理不悖,抑责任亦应尔也,于公乎何尤?若夫学者不求自立,而惟揣摩执政之所好尚,欲以干禄,此则学者之罪,而非倡新说者之罪也。三经新义,自元?废黜以后,南宋学者,更抨击不遗余力,自是数百年来承学之士羞称之。诗书义出荆公子及其门人之手,已佚。惟周官义乃荆公所手着,本朝乾隆间修四库书,从永乐大典掇拾重编,尚可得而见焉。吾尝窃取读之,其精要之处盖甚多,实为吾中国经学辟一新蹊径,自汉以迄今日,未有能过之者也。此当于第二十章别论之,今不先赘。而学者不察,随声附和肆为诋排,昌黎所谓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者非耶?荆公未尝禁人习王氏以外之学说,而反对荆公者,则禁人习王氏学说。然则束缚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者,为荆公耶?为反对荆公者耶?是又不可以不察也。哲宗元?元年,国子司业黄隐焚三经义之版,禁诸生诵习矣。大学诸生闻荆公之薨,欲设斋致奠,且禁之矣。二年,下诏禁科举用王氏经义字说矣。钦宗靖康间,祭酒杨时奏言王安石着为邪说以涂学者耳目,请追夺王爵,使邪说**不能为学者惑矣。高宗绍兴六年,张浚为相,又申临川学禁矣。由此观之,以荆公视诸贤何如哉?当杨时之诋王学也,御史中丞王过庭劾之云:

五经义微,诸家因而异见,所不能免也。以所是者为正,所否者为邪,此乃一偏之大失也。顷者指苏轼为邪学而加禁切,已弛其禁,许采其长而用之,实为通论。祭酒杨时矫枉太过,复诋王氏以为邪说,此又非也。诸生习用王学,率众见时而诋詈之,时引避不出,乃得散退,此亦足以见时之不能服众矣。

此言可为笃论。杨时何入?即程门高弟,依附蔡京以干进,而学者尊之为龟山先生从祀孔子庙庭至今未废者也。而诸儒所以尊之者,盖又以其排斥王学之功独高也。当时程氏之徒,自以其学为孔子之正统,凡异己者,皆攘斥之。夫着书讲学,辟他人之说以申己说,此固学者本分所当然,独奈何欲挟帝者之力以箝天下之口也!有宋之党争,前此不过在政见之异同耳。及程氏之徒得志,始焉禁锢苏氏之蜀学,继焉荼锢王学,自是学党之争日烈。而政界又益相水火。以至终宋之世,谁生厉阶,君子不能不深恶痛绝于杨时辈也。后此庆元伪学之禁,读史者咸能斥之。夫韩胄之禁伪学则诚非矣,然亦曾思作俑者谁乎?胄所为,亦请君入瓮而已。夫吾于程朱之学,虽非所愿学者,然固敬仰之,岂敢妄诋!然于诸君子之妄自尊大排斥异己,非直不敢附和,且以为中国近数百年来学术之不发达,厥由程朱之徒务束缚人思想自由,实尸其咎,故今因论荆公经义而及之。

熙宁五年,又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知兵者为教授,教以诸家兵法,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足以训者解释之,生员以百人为额。

熙宁六年,又于大学置律学教授四员,凡命官学人,皆得自占入学。同年,又诏进士诸科及选人任子,并令试断案律令大义。又于大学置医学教授,以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及在外良医为之,学生常以春试,取三百人为额。有方脉科、针科、疡科,考察升补,略如诸学之法。其选用最高者,为尚药医师以次医职,余各以等补官,为本学博士正录及外州医学教授云。(此事宋史失载,今据《文献通考》。但通考不言何年设立,但云神宗时耳。)

此荆公教育行政之大概也。观其所设施,大率注重于京师大学,而各州县之学,规模似未大完。不知史失载耶,抑当时之力,尚有所不暇给也。至其大学,以校诸今日欧美各国,虽未可云备,然观其有律学医学等科,与经学并重,则是分科大学之制,实滥觞于是,其起原视英之阿士弗大学为尤古矣。使非中道废弃,能继续其业以至今日,则岂不足以自豪于世界耶!然即此昙花一现,已足为我国学术史之光矣。当荆公之初置法科也,司马光奏言:“律令敕式,皆当官者所必须,何必置为一科?使为士者预习之,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义,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则习法徒成刻薄,为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呜呼!温公此论,在今日法治论大昌之时,稍有识者当知其非,无俟深辩。果如其言,则今世诸文明国,非曾治法学者不得任官,宜其无一循吏矣。吾壹不解温公之于荆公一举一措,无论大小,而必反抗之不遗余力,其用心果何在也!吾又不解后世读史者,于当时一举一措,无论大小,而必袒温公以抑荆公,其用心果又何在也!

第二选举

科举取士,非荆公意也,其上仁宗书论其弊详矣。乃及其执政,而犹不革之者何也?则公自言之矣。其请改科条制札子云:“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于无渐,宜先除去对偶声病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于天下。”由此观之,则仅罢诗赋而试经义,不过荆公权宜之制,而非其心之所以为安也,然当时攻之者已云起矣。

熙宁二年,议更贡举法,罢诗赋明经诸科,以经义论策试进士,直史馆苏轼上议,略云: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责实之政,则胥吏皂隶未尝无人,而况于学校贡举乎!虽用今之法,臣以为有余。使君相无知人之明,朝廷无责实之政,则公卿侍从常患无人,况学校贡举乎!虽复古之制,臣以为不足矣。夫时有可否,物有兴废,使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必有道,何必由学乎?且庆历间尝立学矣,天下以为太平可待,至于今惟空名仅存。今陛下必欲求德行道艺之士,责九年大成之业,则将变今之礼,易今之俗,又当发民力以治宫室,敛民财以养游士。置官立师,而又时简不帅教者屏之远方,徒为纷纷,其与庆历之际何异?至于贡举,或曰乡举德行而略文章,或曰专取策论而罢诗赋,或欲举唐故事,兼采誉望而罢封弥,或欲变经生朴学,不用帖墨而考大义,此皆知其一未知其二者也。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天下相率而为伪也。上以孝取人,则勇者割股,怯者庐墓;上以廉取人,则敝车羸马,恶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无所不至。德行之弊,一至于此。自文章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自政事言之,则诗赋论策均为无用矣。虽知其无用,然自祖宗以来,莫之废者,以为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也。近世文章华丽,无如杨亿,使亿尚在,则忠清鲠亮之士也。通经学古,无如孙复石介,使复介尚在,则迂阔诞谩之士也。矧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

上读轼疏,疑焉,以问荆公。公曰:“若谓此科尝多得人,自缘仕进别无他路,其间不容无贤,若谓科法已善则未也。今以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作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才,致不如古。”于是上意决,乃罢明经及诸科进士,罢诗赋,各占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经,兼以论语、孟子,每试四场,初大经,次兼经,大义凡十道,次论一首,次策三道,礼部试即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此当时科举制之大略,而此沿之数百年以至于今者也。呜呼!荆公之良法美意何限,皆废绝无一遗,独此权宜不得已之制,为荆公所欲废而及身未能废之者,则沿袭数百年以毒天下,悲夫!

能悉废科举而代以学校,善之善矣!而当学校未成,而国家又不可以一日不取士也,则科举固不能骤废矣。既不能骤废,则与其诗诗赋又不如试经义,彼善于此,又至易见者也。乃东坡之言,一则曰三代圣人复生于今,其选举亦不由学。再则曰诗赋虽无用,然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三则曰诗赋何负于天下,而又痛诋兴学之政为徒为纷纷劳民伤财。此真所谓莠言乱政,宜荆公斥彼辈为流俗也。今科举已废,稍有识者皆知其说之非,不俟深辩。然犹着之者,凡以见当时反对新法之人,其所言皆持之不能有故,言之不能成理,率类此也。以上三章,荆公当时所设施者,大端备矣。自作小节亦所在多有,非关一代兴亡大计,则不着也。

(考异七)世传荆公当国,设宫观祠录之官以处异己者,万口相传,莫知其所自来。王渔洋池北偶谈乃更确指为熙宁二年所增置,非祖宗故事。且引邱文庄世史正纲以为证,而御批通鉴辑览亦沿之。吾不知邱氏所据者果又为何书,但考诸宋史职官志云: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先时员数绝少,熙宁以后增置焉。又曰:在京宫观旧制以宰相执政充使,前宰执留京师者,多除宫观以示优礼。然则此制不创于荆公甚明。宋史诸传中前大臣罢政领宫观者不可悉数,即以见于临川集者论之,王德用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除会灵观使,在庆历八年。贾文元以检校太师充景灵宫使,在嘉?二年。凡此皆远在熙宁以前者也。熙宁初朝廷议废宫观使副都监,荆公曰:宫观置使提举都监,诚为冗散,然今所置,但为兼职,其有特置,则朝廷礼当尊宠,不以职事责之者也。废与置其为利害亦不多,若议冗费,则宫观之类,自有可议,非但置使提举都监为可省也。据此则荆公当国,安有增置员数之事?听官志殆亦缘谤者之言而采入之耳,而琼山渔洋之徒,于祠禄所由来载于诸书者若全未入目,亦何足与语史事哉!因论荆公新法而附辨之如此。

【译文】

教育及选举

民政、财政、军政,王安石的新法,大概就是这些了。此外还有一两点,在这里概括说一下。

第一教育

教育行政,是王安石平时所最重视的,他在《上仁宗书》中说的最迫切。他执政后,首先注意的就是学校。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增加太学生员。四年,把锡庆院、朝集院作为太学的讲舍,把生员分为三等:才入学的为外舍,外舍升为内舍,内舍升为上舍。上舍一百人,内舍二百人,外舍不限人数。后来内舍增加到三百人,外舍生限制在二千人。那一年,设置京东、京西、河东、河北、陕西五路学,让陆佃等人为各路学官。之后各路的州府都建立学校,学官共五十三人。马端临说这时大兴学校,而教官只有这些人,是因为重视学官,不肯轻易授予随便设置的缘故。

他们所教的,以经为主,每人专治一经。到熙宁八年,将王安石所编着的《三经新义》颁布于学校。“三经”,指《周官》和《诗》、《书》。

按《三经新义》,也是当时和后世攻击王安石的一大口实。史称苏嘉在太学,颜复曾策问王莽后周变法的事,苏嘉极力论说它的错误,得了优等。王安石发怒,于是逐走这些学官,以李定、常秩同判监事。选学官,不是执政者所喜好的不用,之后就颁布《三经新义》等说法。考察王安石平时的言论,大多将学术作为正人心的根本,那幺史书上所说的,估计不是诬辞。这确实是王安石政术中最丑陋的事了。要想保持社会的进化,首先要保证思想的自由,因此现代讨论政治,没有不以整齐划一为宝贵,而只有学术不是这样,任凭它一起成长,信仰也根据人自己的所好,那样道理就越辩越明了。人的心灵,疏通而不会枯竭。强行束缚归于统一,就会产生弊病。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而中国学术史上,光耀顿时减少,凭王安石的贤能,而仍旧走那条老路,悲哀啊!

考察王安石当时,也并不是在新义之外,全都禁止异说,只不过是在大学以此为教育罢了。既然设立了学校,就必定有教的人;教的人肯定有他们的主张。学校既然是一国学术的源头,那它的学说就会在社会中占有特别的地位。这也是事实必然,是无法避免的。就像如今的日本,它的帝国大学二三老辈的学说,很是被新上来的贤才所抨击,而全国的学习者,大都仍然学习他们,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而这也不足成为王安石的罪过。王安石禁止异说,就算是损害了思想自由,然而王安石并没有禁止,只不过是提倡自己所主张的罢了。学者有自己所主张的学说,必定会想让它发扬光大而行于天下,这不仅不悖常理,也是责任使他这样,王安石有什幺过失呢?如果学者不求自立,而只是揣摩执政的喜好和崇尚,目的是求取爵位,这就是学者的罪过,而不是倡导新说人的罪过了。《三经新义》自从元祐年间(公元1086年~1093年)废除以后,南宋学者对它的抨击更加不遗余力,从此数百年来做学问的人差不多都这样。《诗书义》出自王安石的儿子王雱和他门人的手,已经失传。只有《周官义》是王安石亲手所写,本朝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中拾取重编,还可以看到。我曾私下读过,它精要的地方很多,实在是为我国经学开辟的一条新蹊径,从汉代到今天,没有能超过他的。这将在第二十章 另外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而学者们不细看,随声附和恣意诋毁,不正像韩愈所说的“蜉蝣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吗?王安石并没有禁止人学习王氏以外的学说,而反对王安石的人,禁止人们学习王安石的学说,那幺束缚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是王安石呢,还是反对王安石的人呢?这又是不能不说清楚的。哲宗元祐元年,国子司业黄隐烧毁《三经义》的版,禁止学生们诵习。大学的学生们听说王安石死了,想设斋祭奠,也被禁止。二年,下诏禁止科举用王氏经义学说。钦宗靖康年间(公元1126年),祭酒杨时上奏说王安石着的邪说污染了学习者的耳目,请求追夺王安石的爵名,使**邪说不再迷惑学习者。高宗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张浚为丞相,又申请禁止王安石的学说。由此看来,以王安石对比来看这些贤人,该是怎样的呢?在杨时诋毁王安石的学说时,御史中丞王过在朝廷上弹劾他说:

《五经》含义精微,各家看法不同,把自己认为正确的当做正宗,所否定的当做邪说,这是一种偏见,严重失误。不久前指斥苏轼为邪说,因而加以非常严格的禁止;现在这一禁令已经放宽,允许采用其中的长处,确实是通达的见解。而祭酒杨时矫枉过正,又诋毁王氏之学是邪说,这又是不对的。学生习惯于使用王氏学说,听到杨时的建议,群起指责他,杨时退避不敢出门,学生这才散去。这足以看出杨时的说法是不能服众的。

此言可以说是确切的评论。杨时是什幺人呢?是程颐的高徒,依附蔡京以求仕进,而学者尊称他为“龟山先生”,在孔庙中成为从祀至今没有被废。儒者们之所以尊敬他,大概是因为他在排斥王安石的学说中功绩最高。当时程颐的门徒,自认为他们的学问是孔子的正统,凡与自己不同的,都加以排斥。他们着书立说,排斥别人的学说而宣传自己的学说,学者的本分就是这样,而为什幺要挟持皇帝的力量来堵住天下人的口呢?宋代的党争,在这之前不过是政见的不同罢了。等到程氏的门徒们得志,就开始禁锢苏氏的蜀学,然后禁锢王安石的学说,从此开始学党的争论日益激烈,而政界更加水火不容,以至到宋代末,问是谁造成的这祸端,君子们不能不对杨时这些人深恶痛绝。后来庆元年间(公元1195年~1200年)禁止伪学,读史的人都能排斥。韩侂胄禁伪学确实是错误的,然而能想到那始作俑者是谁吗?韩侂胄的所作所为,也不过是请君入瓮罢了。我对于程朱的学说,虽说不愿学,然而也敬仰,怎幺敢于妄加诋毁?然而对于诸君子的妄自尊大,排斥异己,非但不敢附和,并且认为数百年来中国学术的不发达,都是由程朱这些人极力束缚思想的自由而受牵连,所以今天因为论说王安石的经义而提到它。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又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取文武官员懂军事的为教授,教授诸家的兵法,编撰历代用兵的成败、前世忠义的节操,对足以成为典范的加以解释,生员名额为百人。

熙宁六年,又在大学设置律学教授四人。凡是官吏学人,都能自己估量着入学。同年,又下诏进士各科以及选官员子孙入官,都要加试断案、律令、大义。

又在大学设置医学教授,以翰林医官以下与上等学生以及在外的良医来做,学生常进行春试,录取名额为三百人。有方脉科、针科、疡科。考察、升职、补职,和其他各学的方法一样。选用时,最高的是尚药医师,其次是医职,其他都根据等级补官,为本学博士正录及外州医学教授等(此事《宋史》没有记载,今根据《文献通考》,但《通考》没有说是哪一年设立,只是说神宗时罢了)。

这是王安石教育行政的大概。观察他采取的措施,大都注重京师大学,而各州县的学校,规模好像没有形成,不知道是史书上没有记载,还是限于当时的力量无暇顾及。至于大学,和今天欧美各国相比较,虽不能说完备,然而看他有律学、医学等科,与经学并重,分科大学的制度可能就是从这时开始的。它的起源比英国的阿士弗大学还要古老。假如不是中途废止,能继续它的事业并延续到今天,难道不足以在世界上自豪吗?然而即使是这样的昙花一现,已经足为我国学术史的光荣了。在王安石最初设置法科时,司马光上奏说:“律令敕式,都是做官的人所必须掌握的,何必设置为一科,让做士的人预习。礼所指的方向,就是刑法所取的,作为士果然能知晓道义,自然会与法律暗合,如果士不知晓道义,学习了法律也只能成为刻薄的人,为政哪里会有奉公守法,也就不能教育人才,使风俗敦厚了。”唉!司马光这种说法,在今天法制论盛行的时候,不用深入辨析,稍有见识的人都会明白他的错误,如果真如他所说,那幺今天的这些文明国,不曾研究法学的不能担任官职,那他们应该没有一个奉公守法的人了。我一直不理解司马光对于王安石每项措施,无论大小,而必定反对,并不遗余力,他的用心何在?我也不理解后世读史的人,对于当时的所有措施,无论大小,而必定袒护司马光而贬低王安石,这用心又何在呢?

第二选举

科举取士,并不是王安石的本意。在他给仁宗的上书中论科举弊端很详细,等到他执政,却仍然不改革,这是为什幺呢?王安石自己说过原因,在他的《请改科条制札子》中说:“现在想根据古代的制度来改革它的弊端,只是担心没有下手之处,应当先去除对偶声病这样的文章 ,使学习的人能专心研究经义,等朝廷兴建了学校,讲求三代教育选举的方法,施行于天下。”由此看来,只是不考诗赋而考经义,不过是王安石的权宜之策,并不是他认为这样就可以了,可当时攻击他的人已经很多了。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议改变贡举法,去除诗赋、明经等科的考试,以经义、论策考试进士,直史苏轼上议,其中说:

求得人才之路,在于了解人;了解人的办法,在于求其实际。假使君主和宰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求实之政,那幺就是小吏衙役中也未尝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即使沿用现在的办法,我以为人才还有余。假使君主和宰相没有知人之明,朝廷不求实,即使在公卿和侍从之臣中也会常常忧虑没有人才,何况学校和科举呢?即使恢复古代的制度,我以为还是不够。至于时代有可行和不可行,政事有随时废兴的不同,假使三代圣人重生在今天,他们选举也要遵循一定的途径,何必非要从学校中选出呢?庆历年间(公元1041年~1048年)开始设学校,人们以为天下的太平指日可待了,到了今天,仅存空名。现在陛下一定要寻求有道德品行有学问的人才,追求九年大成的业绩,就要改变今世的礼仪,变革今世的习俗。又得征发民夫来营建房舍,聚敛民财来供养游学之人,设学校安排教师;把不服教育的,贬斥到远方,白白造成纷扰,这与庆历之时有什幺不同呢?至于科举,有的说乡举应该重德行而轻文章 ,有的说专取策论而取消诗赋;有的想要采用唐朝旧例,参考声望而取消封弥;有的要改变帖经、墨义而考试大义,这几项都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想要提高道德品行,在于管理百姓使其修身来改正不正之风,以好恶作为习俗的表率,如果想要设科举建立名目来选取这样的人才,就是教导天下的人共同弄虚作假。在上者以孝取人,就会使勇敢的人割股,怯懦的人庐墓;在上者以廉取人,在下者就会用残破车子、骑病弱马匹、穿劣质衣服、吃普通食物,凡可以符合在上者心意的做法无所不至。就文章 来说,则策论是有用的,诗赋是无益的;就政事来说,那幺诗赋、策论都没有用处。然而从立国以来从未废弃过的原因,在于认为设定法规选拔人才,从来都是这样。近世文章 写得华丽的,没有人比得上杨亿。如果杨亿还在,他就是忠诚清廉耿直公正的人;通晓经典研习古制,没有人比得上孙复、石介,如果他们还在,就是迂阔荒诞的人了。从唐朝到现在,凭诗赋成为名臣的,不可胜数,对天下有什幺坏影响,而一定要废止呢?

皇上读了苏轼的上书,很是疑惑,问王安石,王安石说:“如果说这一科曾大量得到人才,自然是因为仕进没有其他途径,其中不可能没有贤能的人。如果说科举法规已经完善,那是还没有啊。现在是少壮之时,正应当讲求天下正理,却闭门学作诗赋,等到入仕为官,世事完全不了解,这是科举败坏人才,完全不如古代。”于是皇上主意打定,去除明经及诸科进士,去除诗赋,各治《诗》、《书》、《易》、《周礼》、《礼记》一种经典,兼学《论语》、《孟子》,每试四场,第一场大经,第二场兼经、大义共十道。第三场论一首,第四场策三道,礼部考试就再增二道,中书撰大义式颁行,这是当时科举的大概情况。而且这种情况沿袭数百年而到现在了。唉,王安石的良法美意有那幺多,都被废除,没有一个留下来的,只有这权宜不得已的制度,是王安石所想废除而最终没有废除的,却沿袭数百年而流毒天下,悲哀啊!

能将科举全部废除而用学校代替,这是最好的事了,而当时学校没有建成,而国家又一天不可以不选拔人才。因此科举是不能迅速废除的,既然不能马上废除,那幺与其试诗赋,就不如试经义,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很容易看得出的。苏东坡所说的,一是说三代圣人再生于今天,他们选举贤能也不会由学校出;二是说诗赋虽然无用,然而设法取士不过如此;三是说诗赋有什幺对不起天下的,又狠狠地诋毁兴学的政策只是劳民伤财,这真是所谓的莠言乱政,王安石斥责他们这些人是流俗是恰当的。现在科举已经废除,稍有见识的人都知道他说法的错误,不用去深辨,然而仍然写在这里,是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反对新法的人,他们的说法没有根据,所说都不成理,大概和这些类似。

以上三章 ,王安石当时施行的措施大体齐备,其余的小节还有许多,不关乎一代兴亡大计,就不再写了。

(考异七)世传王安石当国,设宫观祠禄这样的官来安置异己者,万口相传,不知这种说法是从什幺地方来的。王渔洋《池北偶谈》更确定地指出那是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所增设,不是祖宗原来有的,并且引用邱文庄《世史正纲》作为证据,而御批《通鉴辑览》也沿袭这种说法,我不知道邱氏所根据的是什幺书?但考证《宋史-职官志》中说,祠禄这一官职,是用来让贤者养老的,开始人数很少,熙宁以后增加了。又说:“在京的宫观一职,旧制是宰相执政充当,前任宰相留在京师的,多授以宫观以表示优待和礼遇。”然而这种制度并不是王安石所创立的,这是很明确的。宋史诸传中,前大臣罢政后被授宫观这一职衔的不可胜数,就见于《临川集》中的来说,王德用以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被授以会灵观使,在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贾文元以检校太师任景灵宫使,在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这些都远在熙宁以前。熙宁初年朝廷议论废除宫观使副都监,王安石说:“宫观置使提举都监,确实是冗散,但现在所设置,都是兼职,有特别安置的,朝廷礼当尊宠,不能以职事来要求。废与置的利害也不多,如果议冗费,那幺宫观之类,自然有可议的,就不只是置使提取都监是可裁减的了。”根据这些来看,则王安石当国,怎幺会有增加员数的事?《职官志》大概也是根据诽谤者的话采用的。而琼山、渔洋这些人,对写在书上的祠禄来历全看不到,怎幺和他们来论说历史?因为论述王安石的新法而附辩词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