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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传》第八章荆公与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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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孟子皆称其学焉然后臣之。盖在**政体之下,其政治家苟非得君之专,而能有所建树者,未之闻也。是故非秦孝公不能用商君,非汉昭烈不能用诸葛武侯,非苻坚不能用王景略,非英玛努埃不能用加富尔,非维廉不能用俾士麦。若其君不足以有为,而以诡遇得之者,则下之将为王叔文王□,上之亦不过为张居正,是故欲知荆公者,不可以不知神宗。

宋史神宗纪赞曰:“帝天性孝友,其入事两宫,必侍立终日,虽寒暑不变。尝与歧嘉二王读书东宫,侍讲王陶讲论经史,辄相率拜之,由是中外翕然称贤。其即位也,小心谦抑,敬畏辅相,求直言,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夫宋史本成于嫉恶荆公者之手,其于神宗,往往有微词焉。然即如其所称述,则其君德已为秦汉以下所不一二者矣。愿神宗之所以为神者犹不止此,彼其痛心于数世之国耻,夙夜淬厉,而思所以振之,乃以越勾践卧薪尝胆之精神,行赵武云胡服骑射之英断,史称艺祖尝欲积缣帛二百万易胡人首,又别储于景福殿。帝即位,乃更景福殿库名,自制诗以揭之曰:五季失固,犭严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徵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守之,敢忘厥志。

自是设为三十二库,基后积羡赢,又揭以诗曰:

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由此观之,帝之隐痛与其远志,不已昭然与天下后世共见耶?善夫王船山之论曰:“神宗有不能畅言之隐,当国大臣无能达其意而善谋之者。帝初莅政,谓文彦博曰: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此非安石导之也,其志定久矣。(中略)神宗若处□棘之台,尽然不容已于伤心,奋起而思有以张之。然而弗能昌言于众,以启劲敌之心,但曰养兵备边,侍廷臣之默喻,宰执大臣,恶容不与其焦劳,而思所以善处之者乎!”其于论神宗,可谓窥见至隐矣。若神宗者,诚荆公所谓有至诚恻恒忧天下之心,而非因循苟且趋过目前。以终身之狼疾为忧,而不以一日之瞑眩为苦。凡公之所以期于仁宗而不得者,至是而乃得之。而帝亦环顾廷臣,无一可语,见公然后若获左右手,其鱼水相投,为二千年来未有之佳话,岂偶然哉!

荆公既耻其君不为尧舜,而神宗亦毅然以学尧舜自任,则荆公之事业,皆神宗之事业,今不沓述。惟录公奏议一二,以着其辅相之勤焉。其进戒疏曰:

臣窃以为陛下既终亮阴,考之于经,则群臣进戒之时,而臣待罪近司,职当先事有言者也。窃闻孔子论为邦,先放郑声而后曰远佞人。仲虺称汤之德,先不迩声色,不殖货利,而后日用人惟已。盖以谓不氵㸒耳目于声色玩好之物,然后能精于用志;能精于用志,然后能明于见理;能明于见理,然后能知人;能知人,然后佞入可得而远,忠臣良士与有道之君子类进于时,有以自竭,则法度之行,风俗之成,甚易也。若夫人主虽有过人之材,而不能早自戒于耳目之欲,至于过差,以乱其心之所思,则用志不精;用志不精;则见理不明;见理不明,则邪说诐行,必窥间乘殆而作。则其至于危乱也。岂难哉?伏惟陛下即位以来,未有声色玩好之过闻于外,然孔子圣人之盛,尚自以为七十而后敢从心所欲也。今陛下以鼎盛之春秋,而享天下之大奉,所以惑移耳目者为不少矣。则臣之所豫虑,而陛下之所深戒,宜在于此。天之生圣人之材甚吝,而人之值圣人之时甚难。天既以圣人之材付陛下,则人亦将望圣人之泽于此时。伏惟陛下自爱以成德,而自强以赴功,使后世不失圣人之名,而天下皆蒙陛下之泽,则岂非可愿之事哉!

其论馆职札子第一云:

(前略)自尧舜文武,皆好问以穷理,择人而官之以自助。其意以为王者之职,在于论道,而不在于任事;在于择人而官之,而不在于自用。愿陛下以尧舜文武为法,则圣人之功,必见于天下。至于有司业脞之务,恐不足以弃日力劳圣虑也。(中略)自备位政府,每得进见,所论皆有司业脞之事,至于大体,粗有所及,则迫于日咎,已复旅退。而方今之事,非博论详说,令所改更施设本末先后小大详略之方,已熟于圣心,然后以次奉行,则治道终无由兴起。然则如臣者,非蒙陛下赐之从容,则所怀何能自竭?盖自古大有为之君,未有不始于忧勤,而终于逸乐,今陛下仁圣之质,秦汉以来人主,未有企及者也。于天下事又非不忧勤,然所操或非其要,所施或未得其方,则恐未能终于逸乐,无为而治也。

读此二书,则公之所以启沃其君者,可以见矣。其所谓不氵㸒耳目,然后能精于用志;能精于用志,然后能明于见理;能明于见理,然后能知人,岂惟君德,凡治学治事者皆当服矣。其所谓改更施设本末先后小大详略之方,宜博论详说,则又事业之本原,而神宗后此所以能信之笃而不惑于铄金之口者,盖有由也。

其论馆职札子第二云:

陛下自即位以来,以在事之人或乏材能,故所拔用者,多士之有小材而无行义者。此等人得志则风俗坏,风俗坏则朝夕左右者,皆怀利以事陛下,而不足以质朝廷之是非;使于四方者,皆怀利以事陛下,而不可以知天下之利害。其弊已效见于前矣,恐不宜不察也。欲救此弊,亦在亲近忠良而已。

呜呼!吾读此而知熙丰间用人有失当者,其责固不尽在荆公矣。神宗求治太急,而君子之能将顺其美者太寡,故于用人若有不暇择焉。此则神宗之类累,而亦荆公之类累也。

【译文】

商汤对于伊尹,齐桓公对于管仲,孟子都说是先向他们学习然后再将他们作为臣子。在**政体下,政治家如果不能得到君主对自己的绝对信任,而能有所建树的,没有听说过。因此如果不是秦孝公就不会用商鞅,不是刘备就不会用诸葛亮,不是苻坚就不会用王猛,不是英玛努埃就不会用加富尔,不是威廉就不会用俾斯麦。如果他们的君主不能有所作为,而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那幺坏一些的就如同王叔文、王伾,好一些的也不过如张居正,所以想了解王安石,就不能不了解一下宋神宗。

《宋史-神宗纪赞》中说:“神宗天性孝顺友善,他侍奉英宗和皇太后,一定是站立终日,即使是盛夏或严冬,也不改变。曾经与歧王、嘉王在东宫读书,侍讲王陶讲论经文,神宗总是与二王一起拜见王陶,因此朝廷内外一致称赞他的贤德。神宗即皇帝位以后,小心谦恭,尊重宰相大臣,诏求直言劝谏,考察民间疾苦,抚恤孤儿,奉养老人,救济贫困家庭,不兴土木修宫室,不嗜好游山玩水。”《宋史》本是恨王安石的人所写的,对神宗往往有微词,就其中所称赞的内容,他做君主的品德已经是秦汉以来数一数二的了。神宗之所以赠他谥号为“神”还不限于此,他为几代以来的国耻而痛心,日夜磨炼自己,而考虑怎样振兴国家,他有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英明果断。史书上说宋太祖曾经想积攒二百万匹丝绢来换胡人的头颅,又另存在景福殿。宋神宗即位,更换了景福殿的名称,建成时他写诗道:

五季失固,猃狁孔炽。艺祖肇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守之,敢忘厥志。

从此设立了三十二库,之后又将赋税的盈余积累起来,又写诗说:

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遗业。顾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由此看来,宋神宗的隐痛和他的远大志向,不是很显然被天人下和后世人所看到了吗?王夫之对他的评说得多好啊:“宋神宗有不能畅快说出来的隐痛,执政的大臣们没有一个能了解他的意图而又能够谋划的。宋神宗才即位,对文彦博说: 养兵守边,库府中不能不充足。 这不是王安石的引导,他这个志向下定已久了。(中略)宋神宗如同处在满是阻碍和荆棘的台上,悲伤痛惜的心情不能停止,想奋起而有所作为,然而却不能对众人说明心迹而启迪他们共同抗敌的决心,只说养兵守边,等着这些大臣们默许。这些执政的大臣,变了脸色而不愿与他一起为这事考虑,是在想怎幺能够与敌方好好相处吗?”他评论神宗,可以说是看到了他最隐痛的地方。像宋神宗这样的人,正是王安石所说的“有诚实恳切忧虑天下的心意,而不是因循守旧,得过且过的人;他忧虑一生的昏乱,而不怕一时的眩晕”。王安石所有在仁宗那里没有得到的,到这时都得到了;而宋神宗也环顾朝廷中的大臣,没有一个可与他说话的,见到王安石如同有了左右手,他们鱼水相投,成为二千年来从没有过的佳话,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王安石既然以自己的君王不是尧舜为耻,而宋神宗也就毅然以主动去学习尧舜,而王安石的事业,也就是宋神宗的事业,这里就不再多说,只抄录王安石的奏议二两篇,以表明他作为丞相的勤勉。在他的《进戒疏》中说:

我私下认为陛下照察阴暗的角落,在经书中考证,是群臣进谏的时候了,我离陛下很近,根据职责应该先说一说自己的看法。我听说孔子谈论治理国家,先排斥柔靡的音乐,然后说疏远奸人,仲虺称赞汤的品德,先说他不靠近声色,不谋求财利,然后说只按自己的意图选用人才。他们认为不使自己沉溺于声色玩耍的物品当中,然后才能励精图治;能够励精图治,才能明白事理;能够明白事理才能了解人才;能了解人才然后奸人才能远离自己,忠臣良士有道的君子才会在这个时代聚集,对朝廷竭尽自己的忠心,那幺法度的施行、风俗的形成就很容易了。国君虽然有超过他人的才能,却不能早点断绝耳目的贪欲,甚至过于迷恋,就会扰乱心中的思路,运用思想不能专心致志,不能专心致志就不明白事理,不明白事理,那幺邪说诡行就会乘你疏忽的时候侵入而兴风作浪,最后发展到危难的地步有什幺困难呢。陛下即位以来,没听说喜欢什幺声色玩耍的东西,但孔子那样的圣人还以为要到七十岁以后才敢随心所欲,现在陛下正当盛年,享受天下的供奉,能迷惑你耳目的东西不在少数,我预先要考虑,陛下应该注意戒断这些东西。上天很吝惜出生一个圣人,而人遇到一个圣人的时代也很难。上天既然给了你圣人的资质,我们也盼望在这个时代享受圣人的恩泽。希望陛下自爱以成就自己的品德,自强以建立功业,使你在后代保有圣人的名声,天下人都会承受陛下的恩泽,这不是可以希望的事吗?

他的《论馆职札子》第一篇中说:

(前略)从尧、舜、周文王、周武王以来,历代圣君都喜欢询问以搞通事理,选择适当的人授予官职以帮助自己。他们的想法是,国君的职责在于探讨道,而不是处理事情,在于选择适当的人任命他们官职,而不是自己去做。希望陛下效法尧、舜、周文王、周武王,那幺圣人治国的功效,必定会在当今天下出现。至于政府琐碎的事务,是不值得陛下花时间、费思虑的。(中略)我自从在政府任职以来,每次进见皇帝,谈论的都是政府的琐碎事务,对于国家大事虽略略有些涉及,但限于时间,不能详说就得告退。但今天所谈的事,如果不博论详说,使陛下对改革的本末、先后、大小等方方面面,都了然于胸,然后再逐步施行,就无法实现天下大治。既然如此,像我这样的人,如果陛下不赐给很多时间,我又怎幺能当面把自己的想法说完呢?自古以来大有作为的君主,开始时没有谁不是勤俭奋发,而最终享受安逸的。现在陛下具备了仁慈圣哲的素质,自秦汉以来历代君主,没有谁能比得上您。您对国家大事不是不勤俭奋发,但所抓的有的不是最重要的事,所安排的事有的不得法,那幺我担心陛下最终不能享受安逸,无为而治。

读这两篇文章 ,则王安石是怎样辅佐和开导皇上的,就可以看出来了。他所说的不使自己沉溺于声色然后才能励精图治,能够励精图治,才能明白事理,能够明白事理才能了解人才,能了解人才,不只是说君王的品德,凡是做学问做事情的人,都应该铭记在心。他所说的改革的本末、先后、大小等方方面面的方法,应该详细论说,则这又是事业的本源。而宋神宗之后能非常信任他而不被别人的诽谤所迷惑,可能是有原因的。

他的《论馆职札子》第二里面说:

陛下自从即位以来,因为任职的人有的缺乏才能,所以他们选拔的人才,大多是有小才而没有品行道义的人。这种人做了官就会搞坏社会风气,社会风气坏了,那幺在您身边早晚侍奉的人都会带着功利目的侍奉陛下,不足以评定朝廷大事的是非;到各地出使的人,都带着功利心侍奉陛下,就不能够了解天下的利害。这种弊病在以前已经出现过了,恐怕不应该不审察。想整治这种弊病,也在于亲近忠良罢了。

唉,我读这些就知道熙宁间用人有失当的地方,这责任本来就不全都在王安石身上。宋神宗求成的心太急,而君子中能顺势促成好事的也太少,所以在用人上就没有工夫细选。这是神宗的错误,也是王安石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