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氵中，蒲州虞乡人，隋时饶州刺史柳庄的曾孙。父名楚贤，大业年间为河北县长。高祖举兵，尧君素坚守郡城，楚贤劝他说“：隋亡是天下共知的事。唐公的名字应了图谶，举动以诚信为本，英豪们积极响应，是天赞助的人。君子应见机而动，哪能终日等待呢？”君素不听，楚贤就不辞而自归唐，被任为侍御史。贞观年间，持节前往突厥册拜，突厥所赠礼品均不接受。历任交、桂二州都督、杭州刺史，均有名。
柳氵中好学，研习广泛。天授初年，任司府寺主簿，诏令他去安抚淮南，得到美称，封河东县男爵。中宗景龙年间，升为左散骑常侍、编撰国史。
当初，太宗命儒官们撰《氏族志》，以甄别众姓的身份。但这些姓氏的后裔兴衰不定，柳氵中建议重新编写。皇帝诏令魏元忠、张锡、萧至忠、岑羲、崔..、徐坚、刘宪、吴兢及柳氵中等人按照德行、功劳、声望、国籍家族等类别分等级依次编撰。
夷蕃酋长继承祖先受封官爵的，分作另一类。魏元忠等人不久相继去世，到先天年间，又诏令柳氵中及徐坚、吴兢再加上魏知古、陆象先、刘子玄等人研究续编。书成，称《姓系录》。氵中历任太子宾客、宋王师、昭文馆学士。后来因年老退休。开元初年，诏令氵中与薛南金再加修改，才最后定稿。
后来柳芳撰文论之甚详，现摘要如下：“氏族，是古代史官所记。过去周朝史官定世系、辨宗庙。所以古有《世本》，录黄帝以来直至春秋时诸侯、卿、大夫的名号继统。左丘明为《春秋》做传也说：‘天子以德建诸侯，以其出生赐姓，分封土地，又据以命氏；诸侯以其字为氏，以谥号为族号。’过去尧赐伯禹姓‘姒’，氏为‘有夏’；赐伯夷姓‘姜’，氏为‘有吕’。
下及三代，官有世代之功，就有了官族，邑也是如此。后代有的以国为氏，就有了齐、鲁、秦、吴；有的以谥号为氏，就有了文、武、成、宣；有的以官为氏，就有了司马、司徒；有的以爵位为氏，就有了王孙、公孙；有的以字为氏，就有了孟孙、叔孙；有的以住处为氏，就有了东门、北郭；有的以族标为氏，就有了三乌、五鹿；有的以职业为氏，就有了巫、乙、匠、陶。于是接受姓、确定氏，也就越来越多了。
“秦毁了文化，公侯子孙失去了本系。汉兴，司马迁父子根据《世本》写《史记》。依周谱理清世家，才知姓氏之来源。虞、夏、商、周、昆吾、大彭、豕韦、齐桓、晋文都同一个祖先。王霸不断更迭，多的上千纪，少的几十代。先王的封土制既绝，后代蒙福的还是强家。
“汉高祖起于平民，有了天下。以贤德命官，以功劳封爵，并发誓‘：非刘氏而王，无功而侯的，天下人共同讨伐。’先王公卿的后裔，有才就用，无才就弃置，不管是士还是平民。此时开始崇尚官职。
不过还将山东的豪族迁来以充实京师。
齐国的田，楚国的屈、景都是大姓。后来选拔英豪，论等录用。这就是七相五公的由来。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家、轻寒微，政权归于大姓。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都选显姓士族担任，并以之确定门第、鉴别人物。晋、宋沿用，开始重视姓了。但用姓来别贵贱、分士庶的办法未能改变。当时有司选用人才，一定要查氏族谱籍，且要考核真伪。所以官有世家，谱有世官，贾氏王氏的‘谱学’兴起了。从此有了谱局，令、史等职具全。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姓；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姓；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姓；关中也称‘郡姓’，韦、裴、柳、薛、杨、杜当其首；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当其首。所谓虏姓，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有八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于帝宗族，或各国随从魏的；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代均为部落首领。号称河南洛阳人。所谓郡姓，以中国士人的等级门阀而定。凡三代有三公的称‘膏粱’，有使令、仆役的称‘华腴’，尚书、统领、护卫以上的为‘甲姓’，九卿如方伯等的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等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能排入的称之为‘四姓’。又诏令代人的各后裔，初无族姓，其中穆、陆、奚、于等姓，下吏部不担任杂流官，当‘四姓’看待。北齐沿用此制，选拔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入选。所以江左定氏族，凡郡上姓第一，则为大姓；太和时以郡四姓为大姓；齐国和尚昙刚的《类例》中，凡甲门为大姓；北周建德氏族以四海知名的为大姓；隋开皇氏族以位高者、人数多的为大姓；唐《贞观氏族志》中凡第一等则为大姓；路氏著《姓略》，以显赫者为大姓；柳氵中《姓族系录》中凡四海知名家族为大姓。
不通晓历代的说法，是无法与之谈谱的。
如今世俗仅以崔、卢、李、郑为四姓，加太原王氏号称五姓，实在是不合规矩啊。
“选文的弊端，莫过于以官为准；选官的弊端，莫过于以姓为准；因崇尚姓氏姓的弊端，以至于伪造。隋承继了这些弊端而不知为何而起。于是提倡古道，停止乡举，不讲究出生地而尊崇掌事的官吏。以致士不问籍贯，里内衣冠混着，人不辨廉耻。因此士族混乱，庶人妄尊。
一个高明的谱家要联系人的籍贯、考查人的姓氏、附加婚姻状况，这才能分辨确立。山东的人朴实，看重婚姻，其诚信可取；江左的人多才，看重人物，其智敏可取；关中之人魁伟，看重地位，其显贵可取；代北之人威武，看重贵戚，其宽容可取。至于弊，则看重婚姻的，会先看外族后看本宗；看重人物的，会先取庶人旁支而后见嫡族本系；看重地位的，会追慕荣华而忽略夫妻匹配；看重贵戚的，会趋附势利而失去礼教。如果四者都弊占先，那就依据全无了。
“人如无节守，则削弱了士族；士族弱，国家也随之而衰。管仲曾说：‘治国之道，政出一门的称王，出二门的国强，出三门的国弱，出四门的国亡。’所以成年而婚是人道中的大伦。汉的官人，政策划一，令出一门，使在下者知道行动准则，这是政出一门的，所以称王；魏晋的官人，尊崇中正，制定九品，乡有异政，家有竞心，这是政出二门的，所以国强；江左代北各姓，纷乱而无一统，关键在于无所归属，这是政出三门的，所以国弱；隋氏官人，以吏道治天下，人的行状不依据其乡党，上面政繁多变，下面纷乱无谱，这是政出四门的，所以国亡。唐承统于隋乱时，宜以忠救乱。忠厚则乡党的约束立；乡党有了约束，人物的道德厚；人物崇尚道德，则官爵的地位显；官爵的地位显了，社会教化的风气就好了。这就可与古代比美了。
“晋太元年间，散骑常侍河东贾弼著《姓氏簿状》，十八州一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别条析士庶无所遗漏。宋王弘、刘湛甚爱此书。王弘每天要接待上千客人，可以不犯一个人的讳。刘湛为选曹，著《百家谱》，帮助选拔任用人才，但文字过简，王俭增扩之，王僧孺又扩演为十八篇，东南各族独自成篇，不入百家之列。贾弼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镜，希镜著《姓氏要状》十五篇，更是研习已久。希镜传子执，执又做《姓氏英贤》一百篇，又著《百家谱》，扩充两王所记。
执传其孙冠，冠著《梁国亲皇太子序亲簿》四篇。王氏之学，源于贾氏。
“唐兴，谈谱的人以路敬淳为正统，柳氵中、韦述次之。李守素也了解姓氏，时人称之为“肉谱”。后来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都受到称道。
“当初，汉有邓氏的《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的《潜夫论》也有《姓氏》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谱学情况大概如此。魏太和时，诏令诸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次第作为荐举选拔的根据，称为‘方司格’，人们至今尚称道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