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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讲论语》第九章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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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辜讲

孔子在谈话中几乎不谈利益、宗教和道德。

辜解

一日,晤幕僚汪某,谓余曰:“君言皆从是非上著论,故不能耸听。襄帅为人是知利害不知是非,君欲其动听,必从利害上讲,始能人。”后有人将此语传文襄耳,文襄大怒,立召余入,谓余曰:“是何人言余知利害不知是非?如谓余知利害,试问余今日有偌大家事否?所谓利者安在?我所讲究者乃公利,并非私利。私利不可讲,而公利却不可不讲。”余对曰:“当日孔子罕言利,然则孔子亦讲私利乎?”文襄又多方辩难,执定公利私利之分。谓公利断不可不讲。末后余曰:“《大学》言:‘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然则小人为长国家而务财用,岂非亦系言公利乎。”于是文襄默默然让茶,余即退出。

编者注

有一天,前去拜访同为张之洞幕僚的汪某,他对我说:“你所说的话都是从是非上出发,所以不能打动张之洞大人。张大人的为人只知道趋利避害而不知道大是大非,你想让自己的话有效,必须从利害上分析,才能打动他。”后来有人把这句话传到张之洞耳中,张之洞大怒,立刻把我叫过去,说:“是谁对你说我只知利害不知是非呢?假如我只知道趋利避害,试问我能开创这么大的事业吗?所谓利体现在哪里呢?我所讲追求的是公利,并非私利。私利当然不能追求,但是公利却不能不追求啊。”我回答说:“从前孔子很少说利,但是孔子仅仅说的是私利的利吗?”张之洞又多方争辩,非要按实公利私利的分别,说公利必须得讲。最后我说:“《大学》中说:‘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虽然小人能够发展国家而增长财物,岂难道指的就不是公利吗?”于是张之洞默然不说话,我当时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