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帝元朔二年，卫青出云中，西至高阙，遂至陇西，捕首虏数千，走白羊楼烦王，取河南地为朔方郡。主父偃言：“河南地肥饶，外阻河，蒙恬城之以逐匈奴，省转戍漕，广中国，灭胡之本也。”公卿皆不便，上竟用偃计，立朔方郡，募民徒者十万口，筑城缮寨，因河为固，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
臣按：汉立朔方郡即赫连勃勃命叱干阿利蒸土筑城之处，所谓夏州是也。后秦姚兴以赫连勃勃为安北将军，镇朔方，勃勃僭称天王，建国曰夏，命其臣叱干阿利发岭北夷夏十万人于朔方永北黑水之南营起都城，号为统万，命其秘书监胡义周作颂，曰：“营启都城，开建京邑，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盖此地在汉已有城，而赫连夏乃于此建都也。隋以朔方地分置胜州榆林郡，唐开元中置朔方郡大总管，兼安北都护，唐末拓拔思恭镇是州，唐赐姓李，五代李仁福、彝超继领节镇，号定难军。宋太平兴国八年，李继捧来朝，愿纳土，其弟继迁不乐内附，亡命啸聚扰边。淳化中，太宗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之以窃据，欲堕其城，吕蒙正曰：“自赫连筑城以来，颇与关右为患，若废之，万世利也。”遂诏废之，迁其民于银、绥，分官地给之，其州兵不徙，相聚置营，仍曰夏州。真宗咸平末，继迁死。景德中，其子德明款寨内附，朝廷假以本道节制，始自夏州迁怀远镇改为兴州居之，即今宁夏卫是也。德明之子元昊僭号自称夏帝，史谓其境土方一万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河南之州九曰灵、曰洪、曰宥、曰银、曰夏、曰石、曰盐、曰南威、曰会，河西之州九曰兴、曰定、曰怀、曰永、曰凉、曰甘、曰肃、曰瓜、曰沙，熙秦河外之州四曰西宁、曰乐、曰廓、曰积石，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即今州郡考之，所谓兴即今宁夏也，河西及河外之州今多存焉，其河南九州，虽其一二可考，而其七者不知其所在，意者皆在今河套中邪。自昔守边者皆袭前代之旧，汉因秦，唐因隋，其边城营堡往往皆仍故迹，惟我朝守边则无所因袭而创为之制焉。盖自唐天宝以后，河朔以北多为方镇所有，其朝廷所自御者突厥、吐蕃、南诏而已，五代以来石晋以燕云赂契丹而河西尽属拓拔氏，宋人以内地为边境，金、元又无所谓边者。我圣祖得天下，遍于西北边城立为藩府，统重兵，据要害，然皆在近边而未尝远戍境外如汉唐之世也。洪武之初，西北边防重镇曰宣府、曰大同、曰甘肃、曰辽东、曰大宁，永乐初革去大宁，惟存四镇，宁夏守镇肇于永乐之初，榆林控制始于正统之世，其余花马池等堡皆是边境多事之秋创置者也方今要害之处，朝廷处置固已严密，但所谓黄河套者尚若阙焉，何也？前代所以废弃之者，以其边城之防守在内而其地在外故也，今日吾之守镇顾有在河套之外者，秋高马肥，风寒河冻，彼或长驱而入，屯结其中以为吾内地之扰，幸其素无深谋，未用华人之计，不为据地之争，是以亟来亟往，有获即去，似若无足为意者，然谋事贵乎先，防患贵乎豫，往者彼固尝深入矣，议者虑其为吾内地害，百计谋所以驱而出之者，未得其便，幸其自去矣，遂无有一人议及之者，万一再来，何以处之乎？夫事之未来者虽未能逆料其有无，计之万全者不可不先为之擘画，臣愚过为之虑，今日西北诸边，祖宗以来所以备御之具固已详尽，惟此一处偶未之及，非遗之也，芽蘖未萌也，今则已暴著矣，所以先事而豫为之防者，兹其时乎。自昔中国守边者皆将卒守其内而拒戎人于外，兹地则彼反入吾之内而吾之所守者反在其外焉，彼所以从入者必有其物，皆一一推求其故，于其所经行之路则预扼其要冲，于其所屯聚之处则先据其形胜，勿但幸其眼前之无事，而必为后日之远图，议者若谓置为城守则馈饷为难，将至于汉人之劳费，盍思赫连之建国、元昊之列郡皆在此地，何从得食乎？《宋史》明言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汉人于境外轮台之地尚为之屯营，况此乃在黄河之南次边之地乎？臣请下合朝议，当此无事之秋，北敌远遁之际，遣通古今识事体大臣躬莅其地，详察可否，以闻傥以为可行，或于河之南筑城池以为之镇遏，或于河之北据要害以为之扼塞，或沿河之堧设营堡以防其径渡，事必出于万全然后行之，不然，较其利害足以相当，姑仍其旧可也。愚儒未履边地，姑以意言，可否惟上之命。
后汉王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余里。
李贤曰：“飞狐道在蔚州飞狐县北，通妫州怀戎县，即古之蜚狐口也。”臣按：飞狐口在今蔚州广昌县。
北魏中书监高闾表以为：“北部所长者野战，所短者攻城，若以彼之所短夺其所长，则虽众不能成患，虽来不能深入，又彼散居野泽，随逐水草，战则与家业并至，奔则与畜牧俱逃，不赍资粮而饮食自足，是以历代能为边患，六镇势分，倍众不斗，互相围逼，难以制之。请依秦汉故事，于六镇之北筑长城，择要害之地往往开门，造小城于其侧，置兵捍守，彼既不攻城，野掠无获，草尽则走，终必惩艾，计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疆弱相兼，不过用十万人一月可就。虽有暂劳，可以永逸。凡长城有五利，罢游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无钞掠之患，二也；登城观敌，以逸待劳，三也；息无时之备，四也；岁常游运，永得不匮，五也。”
臣按：我朝建都于燕，切临边境，所以设险以捍蔽其国都者尤宜慎固，太行西来，逶迤而北，历居庸而东极于医巫闾，是为第一层之内藩篱也；又东起旧大宁界，越宣府、大同、代州之境而西至于保德州之黄河，又为第二层之外藩篱也；其内之藩篱天造地设，重冈叠嶂，以为国家北门之屏蔽，《易》所谓地险者也；若夫外之藩篱，固有天然之地险，然其间多有间断之处，因而补其缺、塞其罅以为外寇之防，则又赖乎王公之设险焉。臣闻云代一带其设墩台以守候也，有大边有小边，大边以谨斥候，小边以严守备，今诚于大边墩台之间、空缺之处，因其崖险，随其地势，筑为城墙以相连缀，实为守边长久之计。高闾谓六镇东西不过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成三步之地，强弱相兼，不过十万人一月可就。臣窃以为今山后缘边之地，东起永宁之四海冶，西底保德之河堧，自东而西，计其所长一千三百二十里而已，其间墩台相望，远者十数里、近者数里，就其空处而加筑塞之功，延引以相连接，亦无甚劳费者。昔人谓一月可就，臣请以三年为期，遇夫边方无警之秋、米谷丰登之岁，孟夏、仲秋天气温凉之候，量拨骑兵以为防护，借十万人之工力，费十数万之赀粮，三年之中仅劳一百八十日，成此千百年莫大之功，夫然则边城寇盗永清，国家藩篱益厚。高闾所谓五利者，彼徒托之空言，而我今日真实享其利矣。
唐高祖时，突厥岁盗边，帝会群臣问所以备边者，将作大匠于筠请于五原、灵武置舟师于河扼其入，中书侍郎温彦博曰：“魏为长堑遏匈奴，今可用。”帝使桑显和堑边大道，召江南船工，大发卒治战舰。
臣按：据于筠所请，于五原、灵武置舟师于河扼敌之入，彦博亦言魏为长堑，则是迤西黄河固可以行舟，而沿河之地亦可以堑也。
始，朔方军与突厥以河为境，非厓有拂云祠，突厥每犯边必先谒祠祷解，然后料兵度而南。时默啜悉兵西击突驰施，张仁愿请乘虚取漠南地，于河北筑三受降城，绝其南寇路。唐休璟以为两汉以来皆北守城，今筑城彼腹中，终为所有。仁愿固请，中宗从之，表留岁满兵以助功，咸阳兵五百人逃归，仁愿擒之，尽斩城下，军中股栗，役者尽力六旬而三城就，以拂云为中城南直朔方，西城南直灵武，东城南直榆林，三垒相距各四百余里，其北皆大碛也，斥地三百里而远，又于牛头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逾山牧马，朔方益无寇，岁损费亿计，减镇兵数万。
王禹偁曰：“兵势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今固未能专委一人，则请于沿边要害之地为三城以备之，若有唐受降城之类，如国家有兵三十万人，使互相救援，责其成功。”
臣按：朔方军即今河套地也，唐初与突厥以河为界，则是固常守河矣，而张仁愿所筑三受降城皆在黄河之北、大漠之南。史谓中城南直朔方，意今河套之地；西城南直灵武，意今宁夏之地；东城南直榆林，意今在绥云之间。今其故址无复可考，说者多谓东胜州即古东受降城所在，其地今有断头山，地最肥腴且宜焉，疑即史所谓牛头朝那也。国朝设东胜卫于此，其后移于内地，宣德、正统间往往有建议者欲复其故，然而卒不果焉。夫自古守封疆者必据险阻，然守险也不守其险而守于险之外，若即险而守则敌与我共其险矣，是以古人之守江也必守淮而河亦然，唐人御突厥也，始以河为界，其后张仁愿乃建三城于河之外焉，是即守江之意，盖择其要害之地扼其吭而折其胁也，是以唐自有此城之后朔方益无寇，岁省费亿计，减镇兵数万，此其明验也。今日边城营堡措置已定，固无可更革之理，然事有暂劳而久安、费少而效大者，古人亦不惮改作，在乎行之有其渐、处之有其道焉耳。臣故微举其端而不敢尽其说，以候后之经国远图者云。
五代晋高祖割幽（今顺天地）、蓟（今蓟州）、瀛（今河间地）、莫（今任丘地）、涿（今涿州）、檀（今密云县）、顺（今顺义县）、新（今保安州）、妫（今隆庆州）、儒（今永宁县）、武（在今朔州西境）、云（今大同地）、应（今应州）、寰（今马邑县）、朔（今朔州）、蔚（今蔚州）十六州与契丹。
胡三省曰：“石晋以十六州与契丹，人以为北方自撤藩篱之始，予谓雁门以北诸州，弃之犹有关隘可守，若燕、顺、蓟等州则失地险矣。然卢龙之险在营（今昌黎等县地）、平（今永平地）二州界，自刘守光僭窃，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间遂据营、平，自同光以来，契丹南来直抵朔易，其失险也久矣。其后天福八年，契丹主乃集山后，及卢龙兵合五万人，使赵延寿将之，经界中国。所谓山后即云、应诸州，而卢龙即幽州军号也。此乃天福初割与契丹之土地、人民，契丹用中国之将，将中国之兵，以攻中国，籍寇兵而赍盗粮，自此中国胥为患矣。”
臣按：石晋所赂契丹十六州地，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在山前，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九州在山后，合前此契丹所自取营、平二州通计之，盖十有八州也。自是中国非但失其土地、人民，乃并其关隘而失之，晋人自捐其险隘与人，既无以自守其国，宋人承其后而不能复中国之旧，遂以白沟河为界，故二国所受祸略同。夫自晋天福元年以其地赂契丹，首尾四百五十余年，我太祖始援之于泥涂之中，又于此建都，则隮之天日之上矣。夫以百二山河而有天然之地险，重城万雉，屯百万貔貅于此镇压之，是诚万万年不拔之基也。今山前、山后皆吾中国之地，山前七州今为畿甸之地，太行西来，连冈垒嶂，环而绕之，东极于医巫闾之境以为内之藩篱，山后诸州自永宁四海冶以西，历云、代之境，重关列戍以为外之藩篱，苟委任得人、守御有法，可保其无外患也。惟昌平以东遵化、永平一带，往者有大宁都司兴营义会等卫在山之后以为外障，其后移入内地，以此之故，京师东北藩篱单薄之甚，异时卒有外患，未必不出于此，夫天下之患往往出于意料之外，然能谋画于未事之先而豫有以防备之，则所患者消泯于无迹矣。请下大臣议，居庸以东历黄花镇、古北口，直抵山海关山之后，皆荒漠无人之境，非如居庸以西大小边镇两层可以防备，若何可以善其后而使之永无外患，必有奇谋宏略出于其间，必不得已而臣有一见，请将洪武中大宁都司后移保定者立于永平，或遵化或蓟州以为重镇，凡旧所属卫所移于沿山要害，相为声势，仍于山之后去山五里，或十里或三四十里量其地势、因其形便筑为墩台，就其空缺之地接连以为边墙，就于其间择一要地设为关镇，屯军守备，以为乌梁海入贡之道，一以卫都城，一以护陵寝，此诚千万年之远谋也。不然，国家养锐储材，俟吾力有余而其机可乘，仍复洪武中山后帅阃之旧，俾与宣府、大同列为三镇，直达辽东之境，则是国家之险要既失，复得藩篱厚而无可乘之隙，根本固而无意外之患矣。伏惟圣明，当此太平无事之时，思患豫防，有以为国家万年无穷之虑，勿以为书生过虑而忽之。
宋仁宗时，范仲淹攻守二议，其议攻曰：“窃见延州之西、庆州之东，有贼界百余里侵入汉地，可攻之地其在外。此军行入界当先布号令，生降者赏，杀降者斩，得精强者赏，害老幼妇人者斩，拒者并力以戮之，服者厚利以安之，逃遁者勿追，疑有质也，居者勿迁，俾安土也，乃大为城寨以据其地。俟城寨坚牢，当留土兵以守之，方诸旧寨必倍其数，使使臣以安抚之，必严其戒曰贼大至则明斥候，召援兵，坚壁清野以困之外，至则扼险设伏以待之，居常高估入中及置营田以助之。如此，则分彼贼势，振此兵威，所用主兵官员使臣勇夫身死者居其前，可用策应者居其次，使臣中可当一队者参以前，队有心力干事者营立城寨。臣观后汉段纪明以骑三千、步万人、车三千两、钱五十四亿，三冬三夏，大破诸羌。如此，取下一处城寨，平定则更图一处，为据守之策。”
其议守曰：“西戎居绝漠之外、长河之北，倚远恃险，未易可取，建官置兵不用禄食，每举众犯边，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风集云散，未尝聚养。中国则不可，远戍之兵久而不代，负星霜之苦，怀乡国之望，又日给廪食，月给库缗，春冬之衣鞋、馈输满道不绝，国用、民力日以屈乏，军情愁怨，须务姑息，此中原积兵之忧也。臣谓塞垣镇守当务经远，臣观赵充国兴屯田，大获地利，遂破先零；魏武于征伐之中，令带甲之士随宜垦辟，故不甚劳大功克举，数年之中所在积粟食，廪皆满。唐置屯由天宝八年，河西收二十六万石、陇西收四十四万石，孙武曰分建诸侯以其利而利之，使其食地之毛，实役其人民之力，故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
臣按：仲淹上攻、守二议，终之曰：“国家用攻则宜取其近而兵势不危，用守则必图其久而民力不匮，可谓得攻守之宜矣。”
仲淹又上和守攻备四策，其守策曰：“久守之计须用土兵，各谙山川习战斗，比之东兵战守功倍，然缘边次边土兵数少，分守不足，更当于要便城寨招置土兵，若近里土兵愿改隶边寨者，即迁其家团集之，何则？关内诸州土兵多在边上，或得代归营，数月之间复出远戍，岂徒星霜之苦极，伤骨肉之思，征夫不保其家，嫠妇颇多犯法，人情不免，久则怨起，如得并迁其家于缘边住营，更免出军，父母妻子乐于团聚，战则相救，守则相安。又缘边无税之地所招弓箭手，各使聚居险要，每一两指挥共修一堡，以全其家，与城寨相应，彼或小至则使弓箭手与诸寨土兵共力捍御，彼或大举则二旬之前必闻举集，我之次边军马尽可勾呼驻于坚城，以待敌之进退。缘边山阪重复，彼之重兵必循大川而行，先求疾速，俟其得胜，使我师沮而不出，方敢散兵虑掠，过越险阻更无顾虑。我若持重不战，则彼之重兵行川路中粮草无所给、牛羊无所获，不数日人马困毙，彼之重兵更不敢越险，又未能决胜，必不得已而散兵虏掠，我于山谷村落中伏精锐以待之，彼散掠之兵轻而寡弱，可击可逐，使散无所掠，聚不得战，欲长驱深入我则使诸将出奇以蹑其后，欲全师以归我则使诸城出兵以乘其弊，此守策之要也。”
其攻策曰：“臣常计陕西四路之兵数几三十万，非不多也，然各分守城寨，故每岁点兵不过二万余人，坐食刍粮，不敢举动，岁岁设备常如寇至，不知贼人之谋果犯何路。贼界则不然，种落散居，衣食自给，忽尔点集并攻一路，故动号十余万，以我分散之兵拒彼专一之势，众寡不敌，遂及于败，且彼为客当劳而反逸，我为主当逸而反劳。我若复用此计，彼劳我逸则取胜必矣。请于鄜延、环庆、泾原路各选将佐三五人、使臣一二十人、步兵二万、骑兵三千以为三军，以新定陈法训练岁余，候其精勇，然后观贼之隙，使三军互掠于横山，降者厚赏，各令安土，拒者并兵急击，必破其族。假若鄜延一军先出，贼必大举来应，我则退守边寨，或据险要，不与大战，不越旬日彼自困弊，势将溃归，则我环庆之师复出焉，彼若再图点集来拒王师，则又有泾原之师乘间而入，彼则奔命不暇，部落携怨，则我兵势自振，三五年间，山界可以尽取，此春秋时吴用三师破楚之策也。”
臣按：仲淹所议攻守之策虽以防当时之西夏，然以通论后世之边事，势不同而理同，择而行之，举而措之，未必不可用也。
张亢上仁宗论边机军政所疑十事，其三曰：“今鄜延副总管许怀德兼环庆军马，环庆副总管王仲宝复兼鄜延，其泾原、秦凤总管等亦兼邻路，虽令互相策应，然环州至延州十四五程，直路亦不下十驿，泾原至秦州又远于此，若一处有事，自此发兵赴援而山谷险恶、人马已困，欲责其功，何可得也？”
臣按：兵势贵乎相接，苟相去悬绝，则首尾不能相应，必致缓不及事之失。
亢又言曰：“四路军马各不下五六万，朝廷尽力供亿而边臣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万人，亦未见成功之效。且兵无节制，一弊也；无奇正，二弊也；无应援，三弊也；主将不一，四弊也；兵分势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驱市人而战，虽有百万，亦无益于事。”
臣按：张亢所言五弊，非但当时有之而今世亦然。
欧阳修上英宗曰：“御边之备，东起麟府，西尽秦陇，地长二千余里，分为路者五而分为州为军者二十有四，而军州分为寨、为堡、为城者又几二百，皆须列兵以守之，故吾兵虽众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贼之出也常举其国众合聚为一而来，是吾兵虽多分之而寡，彼众虽寡聚之为多，以彼之多击吾之寡，不得不败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将军所谓战兵者分在二十四州军，欲合而出则惧后空而无备，欲各留守备而合其余则数少不足以出攻，退不能自守，所以用兵累年，终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又曰：“夫兵分备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劳，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今诚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敌，夺敌所利者在我，如此，则动而有成功也。”
臣按：今日备边之地，东起辽东、西极陇蜀，非但若宋人之边地起麟府尽秦陇而已，洪武、永乐之盛，所守不过数处，然皆据其总会、扼其要害，人聚而力全，而彼之来有以待之，得以全力而制胜也。正统以后，分为堡寨日多，军卒之数不减前日而堡寨之设日益加多，诚有如欧阳修所谓吾兵虽多分之而寡，彼众虽寡聚而为多者也。今兵无可添而堡寨不可减，乞敕知边事大臣躬临边境，审视寨堡之设，若非要害或虽要害而兵力寡少不足以守之处，革其稍缓者而并归于最要害之地，如此，则城堡不虚设而将卒皆有用矣。
以上守边固圉之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