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愿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治也）耨（耘也），壮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杖也）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故曰仁者无敌，王请勿疑。”
朱熹曰：“百里，小国也，然能行仁政则天下之民归之矣。省刑罚、薄税敛，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君行仁政则民得尽力于农亩，而又有暇日以修礼义，是以尊君亲上而乐于效死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亲上之民往正其罪，彼民方怨其上而乐归于我，则谁与我为敌哉？仁者无敌，盖古语也。百里可王，以此而已，恐王疑其迂阔，故勉使勿疑也。”
孔文子曰：“惠王之志在于报怨，孟子之论在于救民，所谓惟天吏则可以伐之，盖孟子之本意。”
臣按：惠王之问孟子，意欲强兵以报怨，孟子乃教之以施仁政于民，以为天下莫敌之策。徐观其策，不过使民深耕易耨、孝弟忠信则可以制梃而挞秦楚之兵，夫车徒之众、兵刃之利不足以当秦楚之强，乃欲制梃以挞之，岂不大迂阔而不切于事情哉？然观战国之时其国有六，其后皆亡于秦，固以秦之强而有坚甲利兵也，及秦之亡乃不过起于折竿斩木之匹夫，当是时也，天下一家、万国一君，岂无坚甲利兵哉？然而无救于秦之亡，由是观之，坚甲利兵虽可以张国威于一时，而孝弟忠信终可以结民心于悠久也，孰谓孟子之言迂阔哉？
齐宣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对曰：“王请无好小勇，夫抚剑疾视（怒目而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敌一人者也，王请大之。《诗》云：‘王赫（怒貌）斯怒，爰（于也）整其旅（众也），以遏（止也）徂（往也）莒（密人侵阮，徂共之众），以笃（厚也）周祜（福也），以对（答也）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书》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遏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谓作乱也）于天下，武王耻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朱熹曰：“小勇血气所为，大勇义理所发。《诗》，《大雅皇矣》篇，此文王之大勇也；《书》，《周书泰誓》之篇也，言武王亦大勇也。王若能如文、武之为，则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乱而拯己于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
又曰：“此章言人君能惩小忿则能恤小事，大以交邻国能养大勇，则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
张栻曰：“小勇者血气之怒也，大勇者礼义之怒也。血气之怒不可有，礼义之怒不可无，知此则可以见性情之正而识天理、人欲之分矣。”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也，怒与喜对，圣人之情发皆中节，其喜也则为庆赏，天下莫不仰其泽，其怒也则为刑戮，天下莫不畏其威。密人侵阮徂共，二国之人涂炭极矣，文王一怒而二国之人得其安；商辛横行于天下，天下之人荼毒甚矣，武王一怒而天下之人除其害，是则当世之民惟恐吾君之不怒也。若夫汉武帝之出师塞北，隋炀帝之渡海征辽，元世祖之兴师日本，斯民生于元狩、太初之间，大业至元之世者，何不幸而遭其君之怒哉。吁，文武之怒，上怒而下喜；三君之怒，上怒而下怨，后世人君尚知所鉴戒哉！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于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朱熹曰：“按《史记》，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而国大乱，齐因伐之，燕士卒不战、城门不闭，遂大胜燕。运，转也。言齐若更为暴虐，则民将转而望救于他人矣。”
赵岐曰：“征伐之道当顺民心，民心悦则天意得矣。”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书》（《商书仲虺之诰》，下同）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言何为不先来伐我）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虹也）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动也），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书》曰：‘徯（待也）我后（君也），后来其苏（复生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救也）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絷缚也）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宝玉之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并燕而增一倍之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老人）倪（小儿），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则犹（尚也）可及止（及其未发而止之也）也。”
朱熹曰：“千里畏人，指齐王也。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为暴也。此言汤之所以七十里而为政于天下也，齐之取燕，若能如汤之征葛则燕人悦之，而齐可为政于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为残虐，则无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人也。”
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未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
吕大临曰：“奉行天命谓之天吏。废兴存亡惟天所命，不敢不从，若汤武是也。”
臣按：燕、齐皆列国也，燕虽不道，齐非天子而擅兴师以伐之，律之以春秋之法固有不当然者，此孟子所以有天吏之说也。况燕之与齐，地丑德齐，无甚相远，然燕之君不当以先君之位而予诸人，而其臣亦不当受其君之位而不辞，是时周室微弱，不能执九伐之权，燕齐接壤而邻国有变乱为之救正，亦不为过。然是时燕民无罪而为乱者在子哙、子之，齐人既胜燕之后，即当如孟子所言，速出令而返其民之老小，置其国之宝器，诛其君臣之作乱者，然后谋于燕之世臣耆旧，别立君而去，其于燕之土地、人民无所利之，如此，则是为邻国定乱非取而有之也。齐王虽非天吏，然存兴灭继绝之心、诛乱安人之意，亦庶几乎汤武之师矣。先儒谓汤十一征不是全灭其国取之，则是蹊田而夺之牛，齐王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则是灭绝其国矣，安能逆止诸侯之兵哉？此孟子为齐人画为区处取燕之策，可以为后世用兵定乱之法。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外城），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甲也）非不坚利也，米粟（谷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朱熹曰：“天时，谓时日支干、孤虚旺相之属也。地利，险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和也。三里、七里，城郭之小者。郭，外城；环，围也。言四面攻围，旷日持久，必有值天时之善者。委，弃也。言不得民心，民不为守也。域，界限也。言不战则已，战则必胜。”
张栻曰：“得道者顺乎理而已，举措顺理则人心悦服矣，先王之所以致人和者在此而极。夫多助之效至于天下顺之，其王也孰能御之？失道则违拂人心，心之所暌，虽亲亦疏也，不亦孤且殆哉？虽有高城深池，谁与为守？”
臣按：孟子言天时、地利、人和三言者，万世用兵之要也，然就其中权其轻重而言，则天不如地、地不如人，用兵以争天下而不得人心之和，虽得天时、地利，犹无得也。先儒谓得天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得人心在得道，本乎道以得人心，则地利之险有人以为之守，天时之善有人以为之乘，先王之守国家用天下，本末具举，如此，则固以得道得人心为本，而亦不废天时、地利之末也。夫用兵者固欲夫三者之兼举，然所以收人心而使之和者，又非临时可致者也，则又在乎平日省刑罚、薄税敛，教之以孝弟忠信，行先王之政以恤其民，如此，则无敌于天下而为天吏矣，则虽地利不固而天时未顺，亦足以自守矣，况兼得天时、地利也哉？
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
朱熹曰：“《春秋》每书诸侯战伐之事必加讥贬，以著其擅兴之罪，无有以为合于义而许之者，但就中彼善于此者则有之，如召陵之师之类是也。征所以正人也，诸侯有罪则天子讨而正之，此《春秋》所以无义战也。”
孟子曰：“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舂杵）也。”
朱熹曰：“《武成》言武王伐纣，纣之前徒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则其不可信者，然《书》本意乃谓商人自相杀，非谓武王杀之也。孟子之设是言惧后世之惑，且长不仁之心耳。”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
朱熹曰：“制行伍曰陈，交兵曰战。民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来正己之国也。”
张栻曰：“不志于仁而徒欲以功力取胜，则天下孰非吾敌？胜与负均为残民而逆行耳。”
许谦曰：“孟子之时，皆尚攻战，能者为贤臣，而孟子乃以为大罪。盖国君苟能行仁政以爱其民，使之饱暖安佚，则下民亲戴其上矣，其他国之民受虐于君者心必归于此，人既乐归于我，我以亲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则其民岂肯与我为敌哉？”
臣按：孟子此三章皆明征伐之事，一章言春秋之时无义战之兵，二章言武王仁义之师无血流漂杵之事，三章言汤武仁义之师必不用我善为战之人。
《老子》曰：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矣，不敢以取强焉。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物壮则老，是谓非道，非道早已。
林希逸曰：“兵，凶器也。我以害人，人亦将以害我，故曰其事好还。用师之地，农不得耕，则荆棘生焉；用兵之后，伤天地之和气，则必有凶年之灾。”
臣按：人臣之佐君，当以道胜天下，使天下之臣庶皆出于吾道化之下，若不能以道胜而惟以兵强焉，则所以佐其君者非其道矣。所以然者，好胜者必遇其敌，吾以兵加人，而人亦以兵加我，一往一返，必然之理也。矧兵戈一兴，农业必废，杀戮既盛，天和必伤，在地则生荆棘，在天则召水旱，在人则致疾疫，兵虽不可用，亦不能不用，是以善于用兵者必果焉。果者何？果决其所行也。所以除残暴、戡祸乱，不果则民害不除而无有已时，如是用兵，斯之谓善，非用以之取强于天下也，用之取强则非善矣。然所谓果者，若矜伐自骄，得已而不已，恃强以陵人，则不可也。必勿矜、勿伐、勿骄、勿强，不得已焉，恒于果敢之中而存抑谨之意，如是，则吾之兵不至于过壮而老矣。盖兵直为壮，曲为老，凡物皆然，故曰物壮则老。苟用兵而矜伐骄强，可以已而不已，则必过壮而老矣，如此，则是不能以道佐主，不能以道佐主则有速死之理，故曰非道早已。
又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是以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故不美也。若美必乐之，乐之者是乐杀人也。夫乐杀人者，不可得志于天下矣。
臣按：佳之为言美也，兵者凶事而以之为佳美，是乃世间一种不吉利不祥善之器具也，惟其为不祥之器，是以其用也，在物无不恶之，乃人亦或有以为佳美不恶之者，无乃反以兵为佳乎哉？有道之士心恬淡而志无为，惟以道德为乐，不以兵戎为佳，岂肯处其身于不祥之地而杀人以为乐哉？后世人主如以用兵为佳、杀人为乐，本欲求以得志于天下，卒之殒身覆宗者多矣，老氏之言所宜深戒。
又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臣按：老氏此三言所谓以正治国、以无事取天下，与圣人之道无以异也。以奇用兵，说者谓奇为诈术，臣窃以为不然，盖所谓奇者，若所谓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避实击虚、乘机设覆，非所谓偏邪不正也。
又曰：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
臣按：为士者必以文事，而武自名非以善士矣。战所以行天讨，非以泄己怒也，以怒为战，非善战矣。与人战而胜焉非善胜也，不与敌战而敌服，斯乃为善胜矣。用人而为之下，不以己长胜物，不以己有陵物，则于用人之道善矣。若是者，皆是不争之德而能用人之力者也。
又曰：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仍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
臣按：老氏所谓用兵有言，谓世人之用兵者有如此言也。我不敢先动而惟应人，是为不敢为主而为客；我之进也固寸步不敢先，若其退也虽至于尺亦不计焉。行然后能行，吾之用兵行而若不行；攘者必以臂，吾之行兵如人之攘而不用臂；遇敌必因仍之，吾所因者敌而若无敌；执持必以兵，吾所执者兵而若无兵，若是者盖以不争为德也。然争固不可，而轻敌亦不可，是故行兵之祸，轻敌为最大，轻敌而忽之，不以为哀而反以为喜，则吾所以为国之宝，几何而不为所丧乎？故两敌之国，抗兵以相加，其一自哀者常胜，哀者不以用兵为喜，恒戚戚然悲念也。惟其不喜于用兵，其志恒有哀矜之意，惟恐或至失误以丧吾所恃之宝也，则宝常为我所有矣。宝者何？国宝于民也，用兵而能哀，其亦异乎以兵为佳者矣。不以兵为佳而以为哀，非不得已不用焉，则必不至于败衄而丧吾之所宝者矣。
《荀子》曰：观国之强弱，贫富有征验，上不隆礼则兵弱，下不爱民则兵弱，己诺不信则兵弱，庆赏不渐则兵弱，将率（与帅同）不能则兵弱。
臣按：国之强弱在乎兵，就《荀子》之言而反观之，是故上隆礼则兵强矣，下爱民则兵强矣，己诺而能信则兵强矣，庆赏以其渐则兵强矣，将率能其任则兵强矣。观人之国者不必观乎其卒伍，观是五者有能有不能者，则其强弱可知也已。
临武君（盖楚将，不知其姓名）与孙卿议兵于赵成王前，王曰：“请问兵要。”对曰：“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术也。”孙卿曰：“不然。臣所闻古之道，凡用兵攻战之本在乎一民，弓矢不调则羿不能以中六微，马不和则造父不能以致远，士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附民而已。”临武君曰：“不然。兵之所贵者势力也，所行者变诈也，善用兵者感忽（恍忽也）悠闇（远视）莫之所从出，孙、吴用之无敌于天下，岂必待附民哉？”孙卿曰：“不然。臣之所道，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贵，权谋势力也；所行，攻夺变诈者，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诈也，彼可诈者，怠慢者也、路（暴露）亶（读为袒，露袒谓上下不相覆）者也、君臣之间滑（乱也）然有离德也，故以桀诈桀犹巧拙有幸焉，以桀诈尧，譬之以卵投石、以指挠（搅也）沸（汤也），若赴水火，入焉焦没耳。故仁人上下百将一心，三军同力，臣之于君也、下之于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捍头目而覆胸腹也，诈而袭之于先惊而后击之一也。”
臣按：荀卿此言反本之论也。所谓兵要在附民，民不亲附则汤武不能以必胜，若权谋势力以行诈，施之于其敌犹有工拙，若遇仁义之主，民亲附而将用命，何所用哉？
陈嚣问孙卿子曰：“先王议兵，常以仁义为本，仁者爱人，义者循理，然则又何以兵为？凡所为有兵者，为争夺也。”孙卿曰：“仁者爱人，爱人故恶人之害之也；义者循理，循理故恶人之乱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争夺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过者化，若时雨之降，莫不说喜。”
臣按：荀卿此言可见帝王之兵非禁暴除害不敢轻举，所以为仁义之师，故其所存者神妙而不测，所过者化融而无迹，此其所以为王道而上下与天地同流，固非伯功小小补塞间隙之可比，又岂非因小忿、争小利者所可同年语哉？
《三略》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又曰：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将以诛暴讨乱也。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坠，其克必矣。所以优游恬淡而不进者，重伤人物也。夫兵者不祥之器，天道恶之，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夫人之在道，若鱼之在水，得水而生，失水而死，故君子者常惧而不敢失道。
臣按：《三略》之书，或谓为太公之书，然其中所引《军谶》及所谓英雄侵盗县官等语，皆非三代以前之言，然汉光武尝引其言以为诏，则此书之传亦已远矣。其中可取者鲜，然此数言者庶几不悖于圣贤之旨，故录之，不以人而废言也。
《司马法》曰：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故仁见亲，义见说，智见恃，勇见方，信见信。内得爱焉，所以守也；外得威焉，所以战也。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故国虽大，好战必忘；天下虽安，忘战必危。
先王之治，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说怀，海外来服，狱弭而兵寝，圣德之治也。其次，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以讨不义。礼与法，表里也；文与武，左右也。
陈师道曰：“齐威王使其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附以先齐大司马田穰苴之说，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夫所谓古者《司马兵法》，国之政典也；所谓《穰苴兵法》，太史迁之所论，今博士弟子之所诵说者也。昔周公作政典，司马守之以佐天子平邦国、正百官、均万民，故征伐出于天子，及上废其典、下失其职而周衰矣，故征伐出于诸侯，典之用舍兴坏系焉。迁徒见七国楚汉之战以诈胜而身固未尝行道也，遂以仁义为虚名而疑三代以文具，可谓不学矣。谨按传记所载《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之，则亦非齐之全书也，然其书曰‘礼与法表里，文与武左右’，又曰‘杀人以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去战，虽战可也’，又曰‘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此先王之政何所难哉？”
臣按：宋人辑兵法择其切要者为七书，而《司马法》比诸家为优，其言多可取者，而此数言其尤也。
《尉缭子》曰：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兵之所加者，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士夫不离其官府，由其武议，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亲焉。又曰：欲生于无度，邪生于无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于无夺民时、无损民财。夫禁必以武而成，赏以文而成。又曰：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事必有本，故王者伐暴乱本仁义焉。战国以立威、抗敌、相图而不能废兵也。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能审此二者，知胜败矣。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弱、力攻守也。
臣按：先儒谓《尉缭子》虽未能纯王政，亦可谓窥本统矣，而此数言庶几古人仁义之师可取也，至其他篇以杀垂教，弃而不用可也。
《史记》：兵者，圣人所以讨强暴、平乱世、夷险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昔黄帝有涿鹿之战以定火灾，颛顼有共工之陈以平水害，成汤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乱，递兴递废，胜者用事，所受于天也。自是之后，名士迭兴，晋用舅犯而齐用王子（子成父），吴用孙武，申明军约，赏罚必信，卒伯诸侯，兼列邦土，虽不及三代之诰誓，然身宠君尊，当世显扬，可不谓荣焉？岂与世儒闇于大较（法也），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窘辱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夏桀、殷纣手搏豺狼、足追驷马，勇非微也；百战克胜，诸侯摄伏，权非轻也；秦二世宿军无用之地，连兵于边陲，力非弱也；结怨匈奴，絓祸于越，势非寡也。及其威尽势极，闾巷之人为敌国，咎生穷武之不知足，甘得之心不息也。
臣按：司马迁载此于《律书》，言律而先言兵，不言兵之用而言兵之偃，首推原兵戎之始而及春秋、战国善战之士，次及桀、纣二世之失，而以孝文拒陈武之言终焉。盖欲世主偃兵息民、绥和通使，使民气欢洽，阴阳协和，以为造律之本，其意善矣。但其谓孙武辈申明军约，身宠君尊以为荣，则犹战国之气习也。夫帝王用兵，出于不得已以除民害耳，岂所以为身荣哉？若夫所谓世儒闇于大较，不权轻重，权之一字，诚用兵可否之决也。臣以为权于轻重以事言之，不若权于是非则以理决之之为得也。
汉高祖时，陆贾时时前说《诗》《书》，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
臣按：文武并用，长久之道也，必古有是言而贾称之，其言仅八字，古今为治，所以立国本、成国治、延国祚诚莫外焉。承天命以安民生者，其可用一而遗一乎？
陆贾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调则士豫附，天下虽有变，权不分。”
臣按：陆贾此言虽一时为陈平画计以谋诸吕，然而国家有变，未有将相乖异而能安定者，此则百世之所同也。
汉宣帝时，魏相上书曰：“臣闻之，救乱诛暴谓之义兵，兵义者王；敌加于己不得已而起者谓之应兵，兵应者胜；争恨小故、不忍愤怒者谓之忿兵，兵忿者败；利人土地货宝者谓之贪兵，兵贪者破；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于敌者谓之骄兵，兵骄者灭。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臣按：魏相论用兵之名有五，首以臣闻之为言，盖自古有此言而相引之以为宣帝告也。后世人主有欲用兵者，恒必以其所遇之敌、所行之事揆之以五者之名，于兹五者果何当欤？必合于义而王、应而胜，然后不得已而兴师动众，苟或有类于所谓忿、贪、骄者则亟止之，而不使其沦于败破灭之地，则所行者下顺人心、上合天道而无敌于天下矣。
宋欧阳修言于仁宗曰：“自古王者之治天下，虽有忧勤之心而不知致理之要则心愈劳而事愈乖，虽有纳谏之明而无力行之果断则言愈多而听愈惑。伏思圣心所甚忧而当今所最阙者，不过曰无兵也、无将也、无财用也、无御戎之策也、无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忧其末，而臣谓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之者，何哉？曰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谓三大弊？一曰不谨号令，二曰不明赏罚，三曰不责功实，三弊因循于上，则万事废坏于下。”
臣按：欧阳修当仁宗时上此疏，其言虽为宋而发，然而天下后世威武所以不振、治道所以不立者，政坐此三者而已。诚能谨号令之颁、明赏罚之施、责功实之效，则兵将财用不患其无，任用有其臣、御戎有其策矣，内修外攘，百事具举，威武岂有不振也哉？
韩琦言于仁宗曰：“今献策陈边事者，不过欲朝廷选择将帅、训习士卒、修利戈甲、营葺城隍、广畜资粮，以待黠羌之可胜，此为安边捍寇之切务，然而凡人之虑皆能及之。臣窃以谓此特外忧而已，虽汉唐全盛之时，岂能使四夷常自窜伏而保不为盗哉？若乃纲纪不立、忠佞不分、赏罚不明、号令不信、浮费靡节、横赐无常、务宴安之逸游、纵宫庭之奢靡、受女谒之干请，容近昵之侥幸，此臣所谓内患也。且四夷内窥中国，必观衅而后动，故外忧之起必始内患。臣今为陛下计，莫若先治内患以去外忧，内患既平外忧自息，譬若木之有本末，未有本固而枝叶不盛者也。”
臣按：为治之大纲曰文与武，文事修而武事不备，犹天之有阳而无阴、地之有柔而无刚、人之有仁而无义也。是以自古帝王虽以文德为治，而所以济其文而使之久安长治者，未尝不资于武事焉。然武之为用，不以用之为功而以不用为大故，武之为文以止戈为义也，是以国家常以武备与文教并行，先事而为之备，无事而为之防，所以遏祸乱于将萌、卫治安于长久，不待乎临事而始为之、有事而后备之也，不然，则无及矣。臣故历考经史所载威武之事备载之，而举韩琦先治内患之说终焉。昔所谓上策莫如自治者也，琦谓自治之策，立纪纲、分忠佞、明赏罚、慎号令、节浮费、罢横赐、省逸游、禁奢靡、绝干请、抑侥幸，能行此数者则内无患矣，内既无患则威武之本立矣，虽有外患，庸何忧哉？
已上总论威武之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