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噬，啮也。嗑，合也。物有间者啮而合之也，卦名）。
臣按：此后世为市之始。先儒谓《易》之十二卦制器尚象，始《离》，次《盖》，次《噬嗑》，所取者食货而已，食货者生民之本也。民之于食货有此者无彼，盖以其所居异其处而所食所用者不能以皆有，故当日中之时致其人于一处、聚其货于一所，所致所聚之处是即所谓市也。人各持其所有于市之中而相交相易焉，以其所有易其所无，各求得其所欲而后退，则人无不足之用，民用既足则国用有余也。
《周礼》：司市（市官之长）掌市之治（治以理之）教（教以化之）、政（政以正之）刑（刑以制之）、量（量多寡）度（度长短）、禁（使勿为）令（使之为）以次叙分地而经市（以所居之次为叙，分地以掌之），以陈肆辨物而平市（陈物于市肆，使各以类相从）。大市（交易众多）日昃而市，朝市朝时而市，夕市夕时而市。凡治市之货贿、六畜、珍异，亡者使有（物之无者常使之有），利者使阜（有利益者使之阜盛），害者使亡（物之害财者贱之使至于亡），靡者使微（侈靡者抑之使微少）。
叶时曰：“先王授民以井田，足食也；制商以市廛，通货也。大宰阜财之职而与农谷并任，司徒通财之事而与稼穑同颁，诚以食足货通而后教化可成也，是以匠人营国则前朝而后市，内宰建国则佐后而立市，市者所以通商贾而阜财也。”
胥师（市中群胥之长）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货贿（平其价不得擅为高下），宪刑禁焉。
贾师（知物价者）各掌其次之货贿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视也）其成（物之成者）而奠（定也）其贾（使之有常），然后令市。
臣按：《周官》于市肆一事设官如此之详，所以使民懋迁其有无也，有者得以售，无者得以济，斯民之各遂其所欲，是亦王政之一端也。
泉府（泉布委积之府）掌以市之征布（征布廛人所敛之五布），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市货有积滞不售者则以征布买而收之）以其贾买之（使民不丧其本），物揭而书之（逐物表揭而书其价），以待不时而买者（以待民之乏用）。买者各从其抵（抵音帝，本也），都鄙从其主，国人、郊人从其有司（主与有司即所谓抵也），然后予之，凡赊者祭祀无过旬日、丧纪无过三月，凡民之贷（借用也）者与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国服为之息（国服，谓民于国所服之业，如农圃之类也。民贷物不取其息，俾其出力以服国事以代出息也）。
叶适曰：“泉府之法，敛市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以其贾买之，其赊者祭祀、丧纪皆有数而以国服为之息。盖当是时民皆齐民，未有特富者也，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一出于上，均之田而使之耕，筑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无不毕与，然而祭祀、丧纪犹有所不足，上之人不之与则谁与之？故赊而贷之使以日数偿而以其所服者为息，且其事之不售、货之滞于民用者，民不足于此而上不敛之则为不仁，然则二者之法盖三代固行之矣。今天下之民不齐久矣，开阖、敛散、轻重之权不一出于上，而富人大贾分而有之不知其几千百年也，而遽夺之，可乎？夺之可也，疾其自利而欲为国利，可乎？”马端临曰：“泉府一官最为便民，滞则官买之，民不时而欲买者官则卖之，无力者则赊贷与之。盖先王视民如子，洞察其隐微而多方济其缺乏，仁政莫尚于此，初非专为谋利取息设也。王安石不原其立官之本意，而剿郑注‘国服为息’一语，行青苗以误天下，可乎？”
臣按：泉府之设以泉为名，盖主泉布（泉，古“钱”字）之官也。古者以泉布流通天下之物，无非以便民而已。泉布出于上，货物生于民，民之货物不能以皆有也，欲通其有无必资钱以易物，然后无者各有焉。然其物之聚也有多有少，时之用物也有急有缓，少而急于用则通，多而不急于用则滞，上之人因其滞也则以泉布收之，俾其少而通焉，所以厚民生也。上既收之矣，下之人或有所急而需焉，则随其原价而卖之，所以济民之用也。然买物必以价，彼民之贫者无价以买，官则或赊或贷，与之赊则取偿而不取息，贷则按本以计其息，所以不取息者，应其丧祭之急而必取息者，限其浮浪之费也。然其取息也则又不以钱而以力焉，所谓国服为之息者，偿本之后以服役公家为息，服如国中七十及六十、野自六尺及六十有五征之以供服役之服也。凡若此者，无非以阜民之财、济民之急而上之人无分毫利焉，岂若王莽、王安石之所为哉？
《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于市，兵车不中度不粥于市，布帛精粗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奸色乱正色不粥于市，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木不中伐不粥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于市。
李觏曰：“理财之道去伪为先，民之诈伪盖其常心，矧兹市井，饰行儥慝何所不至哉？奸伪恶物而可杂乱欺人以取利，则人竞趋之矣。岂惟愚民见欺耶？使人妨日废业以作无用之物，人废业则本不厚矣，物无用则国不实矣，下去本而上失实，祸自此始也。”
臣按：市肆所陈虽商贾之事，然而风俗之奢俭、人情之华实、国用之盈缩皆由于斯焉。
汉武帝元封元年，用桑弘羊言，置均输官于郡国，尽笼天下之货，贵则卖之、贱则买之，使富商大贾亡所牟大利而物价不得腾跃，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准。
桑弘羊曰：“往者郡县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难，物多苦恶，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则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牟利，故命曰平准。”
文学曰：“古之赋税于人也，因其所工，不求其拙，农人纳其获，工女效其职。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间者郡国或令作布絮，吏恣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济陶之缣、蜀汉之布也，亦人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人并收，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牟利，自市则吏容奸，豪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物。”
臣按：桑弘羊作均输法以为平准，观其与贤良文学之士所辨论者，大略尽之矣。然理之在天下，公与私、义与利而已矣，义则公、利则私，公则为人而有余、私则自为而不足，堂堂朝廷而为商贾贸易之事，且曰欲商贾无所牟利。噫，商贾且不可牟利，乃以万乘之尊而牟商贾之利，可乎？
王莽于长安及五都立五均官。
马端临曰：“古人立五均以均市价，立泉府以收滞货，而时其买卖皆所以便民也。所谓国服为息者，乃以官物赊贷与民则取其息耳。今莽借五均泉府之说，令民采山泽者、畜牧者、纺织者以至医巫、技艺，各自占所为而计其息十一分之一，以其一为贡，则是直攫取之耳，周公何尝有此法乎？”
臣按：《乐语》河间献王所传，道五均事，言天子取诸侯之土以立五均，则市无贰价，四民常均。此王莽五均之说所自出也。莽借古人良法以罔市利无足道者，姑录之以示世戒。
汉章帝时尚书张林言：“县官宜自交趾、益州上计吏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所谓均输也。”诏议之，尚书仆射朱晖曰：“按《王制》，天子不言有无，诸侯不言多少，食禄之家不与百姓争利，今均输之法与商贩无异，非明王所宜行。”帝不从，其后用度益奢。
臣按：均输之法谓郡国租赋并雇运之直官总取之而为之转输于京，此非但商贾之事，盖贫民无产者为人佣雇之事也，不但非明主所宜行，虽乡里之名为士大夫者亦不宜行也。章帝为汉七制主之一而亦为此，岂非武帝诒谋之不善哉？
唐德宗以宦者为宫市，使置白望数百人抑买人物，以红紫染故衣败缯，尺寸裂而给之，仍索进奉门户及脚价钱。名为宫市，其实夺之。谏官、御史数谏，不听。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入朝，具奏之，上颇嘉纳，以问判度支苏弁，弁希宦者意，对曰：“京师游手万家无生业，仰宫市取给。”上信之，故凡言宫市者皆不听。
胡寅曰：“百姓豪夺，县令得而治之；县令强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倚法以削，按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人敛，天子得而逐之。天子而兼是数者，不恤咨怨、不畏非议、不纳谏说则无如何矣。匹夫交易，价不相直取而有之，旁观不平，廉者愧耻，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书之青史千古不泯，岂非永监哉？”
臣按：万乘之主而有四海之富，乃白夺贫人之物以为食用，无以异于盗贼之白日行劫。然方其未知也而为左右之人所蒙蔽，其责犹有可诿者，幸而农夫以驴负柴者殴宦者得以上闻，谏官、御史又数言之，而方镇来朝者又以言，是可以罢之矣。夫以众人所言者皆不信而区区信一人之言，谓京师游手万家仰宫市以取给。嗟夫，人君听言当揆之于理，吾取物于市而游手何预焉，而赖此以给乎？盍遣亲信不欺者往侦其实，则情伪见矣。
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诏宫中买物，有原不出产处毋得抑配扰民。
宋初，京师有杂买务、杂买场以主禁中贸易，仁宗谓辅臣曰：“国朝惩唐宫市之弊，置务以京朝官内侍参主之，以防侵扰，而近岁非所急务一切收市，扰人甚矣，及申旧令，使皆给实直。”其间内东门市民间物或累岁不偿钱，有司请自今宜以见钱售之。
臣按：宫中有所用度或有所阙，不能不求之于市肆，要之不必设场务、专官使、过有所用，遣廉谨之人赍见钱随时价两平交易而不折以他物，不限以异时、不易以坏币，则官府有实用而小民无怨声矣。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转运使李士衡请令官司预给帛钱，俾及时输送，则民获利而官亦足用。从之，仍令优与其直。
臣按：宋朝预买绢谓之和买绢，夫买而谓之和，必两无亏损、上下同欲而无抑配之谓也。宋朝所谓和买，犹是民以乏钱而须卖，官以先期而便民，其后之弊且至与夏税并输，而民家营运生生之具悉从折计，而为民无穷之害。今所谓和买者，非止于绢，凡宫闱、官府有所匮乏，一切取之于州郡，州郡取之于民，然后计其直，俾其诣官库给价偿之。名曰和买，其实非民间所有，而欲以出卖者亦是州郡于民常赋之外敛钱收买，以应官司之求，及其领价之际，文移上下，展转伺候，动经旬月，所得不偿所费。呜呼，官府所为如此，九重之上何由而知其详哉？
神宗熙宁二年，制置三司条例司始制均输之法以通天下之货，制为轻重敛散之法，使富商大贾不得乘公私之急以擅其权，假发运使以钱货资其用度，俾周知财赋有无，而移用之得以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所当供办者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以发运使薛向领其事。时议多以为非，后迄不能成。
苏轼曰：“均输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予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矣。”
臣按：此桑弘羊之故智，然弘羊自立法而自行之犹有其弊，况后世之人不及弘羊而又付之庸庸之辈，使之奉行乎？大抵民自为市则物之良恶、钱之多少易以通融准折取舍，官与民为市，物必以其良，价必有定数，又有私心诡计百出其间，而欲行之有利而无弊，难矣。政不若不为之为愈也。
熙宁五年，诏曰：“天下商旅物货至京，多为兼并之家所困，宜出内藏库钱帛，选官于京师置市易务。”
臣按：先是，草泽魏继宗上言：“京师百货所居，市无常价，贵贱相倾，富能夺、贫能与，乃可以为天下。”于是下此诏。呜呼，天生众民，有贫有富，为天下王者惟省力役、薄税敛、平物价，使富者安其富，贫者不至于贫，各安其分，止其所得矣。乃欲夺富与贫以为天下，乌有是理哉？夺富之所有以与贫人且犹不可，况夺之而归之于公上哉？吁，以人君而争商贾之利，可丑之甚也。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尚书省言：“预买钱多人户愿请，比岁例增，给诏诸路提举司，假本司剩利钱同漕司来岁市绢，计纲赴京。”
陈瓘曰：“预买之息重于常平数倍，人皆以为苦，何谓愿请？今复增创，虽名济乏，实聚敛之术。”
臣按：上之取下有常赋、有定制，凡于常赋定制之外有所建请，必是欲行己私趋时好，以希爵禄、干恩典者。其所以建请者，必曰不益赋而国用饶，又曰民所愿请而非强迫之者，又曰其行之上下俱便益而永远无弊。人君听其言非不美，及其施行之际不徒不能如其言，而损国课、戕民生、促国脉以贻后世羞者多矣，人主于此不可不察。
孝宗隆兴二年，臣僚言：“熙宁初创立市（交易也）舶（海舟）以通货物，旧法抽解有定数而取之不苛，纳税宽其期而使之待价，怀远之意实寓焉。”
臣按：互市之法自汉通南越始，历代皆行之，然置司而以市兼舶为名则始于宋焉，盖前此互市兼通西北，至此始专于航海也。元因宋制，每岁招集舶商于蕃邦，博易珠翠、香货等物，及次年回帆验货抽解，然后听其货卖。其抽分之数，细色于二十五分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中取一，漏税者断没，仍禁金银铜铁、男女不许溢出。本朝市舶司之名虽沿其旧，而无抽分之法，惟于浙、闽，广三处置司以待海外诸蕃之进贡者，盖用以怀柔远人，实无所利其入也。臣惟国家富有万国，故无待于海岛之利，然中国之物自足其用，固无待于外夷，而外夷所用则不可无中国物也，私通溢出之患断不能绝，虽律有明禁，但利之所在，民不畏死，民犯法而罪之，罪之而又有犯者，乃因之以罪其应禁之官吏，如此，则吾非徒无其利，而又有其害焉。臣考《大明律》于“户律”有舶商匿货之条，则是本朝固许人泛海为商，不知何时始禁，窃以为当如前代互市之法，庶几置司之名与事相称。或者若谓恐其招惹边患，臣请以前代史册考之，海上诸蕃自古未有为吾边寇者，且暹罗、爪哇诸番隔越涨海，地势不接，非西北戎狄比也，惟日本一国号为倭奴，人工巧而国贫窘，屡为沿海之寇，当遵祖训不与之通。傥以臣言为可采，乞下有司详议以闻，然后制下滨海去处，有欲经贩者俾其先期赴舶司告知，行下所司审勘，果无违碍，许其自陈自造舶舟若干料数、收贩货物若干种数，经行某处等国，于何年月回还，并不敢私带违禁物件，及回之日，不致透漏，待其回帆，差官封检抽分之余，方许变卖，如此则岁计常赋之外未必不得其助。矧今朝廷每岁恒以蕃夷所贡椒木折支京官常俸，夫然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是亦足国用之一端也，其视前代算闲架经总制钱之类滥取于民者，岂不犹贤乎哉？（以上市）
齐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谓贾人多蓄积），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以十收百）。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即准平。守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藏，藏镪千万（六斛四斗为钟），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藏，藏镪百万，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器械、钟饷粮食必取赡焉，故大贾畜家不得豪（谓轻侮之）夺吾民矣。”又曰：“国之广狭、壤之肥硗有数，终岁食余有数，彼守国者守谷而已矣，曰某县之壤广若干、某县之壤狭若干，则必积委币（委，蓄也。各于州县里蓄积钱币，即上文万室、千室所藏者），于是县州里受公钱，君下令谓郡县属大夫，里邑皆籍谷入若干。”
臣按：管仲，伯者之相也，其辅桓公以兵车伯天下，而其治国犹知以守谷为急务，而通轻重之权，为敛散之法。岁穰民有余则轻谷，因其轻之之时官为敛籴，则轻者重；岁凶民不足则重谷，因其重之之时官为散粜，则重者轻。上之人制其轻重之权而因时以敛散，使米价常平以便人，是虽伯者之政而王道亦在所取也。
魏文侯相李悝曰：“粜甚贵伤人（人谓士工商），甚贱伤农，人伤则离散，农伤则国贫，故甚贵与甚贱其伤一也。善为国者使人无伤而农益劝，是故善平籴者必谨观，岁有上中下三熟，大熟则上籴三而舍一，中熟则籴二，下熟籴一，使人适足价平则止。”（又见“固邦本”）
马端临曰：“古今言粜籴敛散之法始于齐管仲、魏李悝，管仲之意兼主于富国，李悝之意专主于济民。管仲言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此则桑、孔以来所谓理财之道大率皆宗此说。然山海天地之藏，关市物货之聚，而豪强擅之则取以富国可也，至于农人服田力穑之赢余，上之人为制其轻重、时其敛散，使不以甚贵甚贱为患，乃仁者之用心。若诿曰国家不取必为兼并者所取，遂敛而不复散而资以富国，误矣。”
臣按：天生万物，惟谷于人为最急之物而不可一日无者，有之则生，无之则死，是以自古善为治者莫不重谷。三代以前，世无不耕之民，人无不给之家，后世田不井授，人不皆农，耕者少而食者多，天下之人，食力者什三四而资籴以食者什七八矣。农民无远虑，一有收熟，视米谷如粪土，变谷以为钱，又变钱以为服食日用之需，曾未几时，随即罄尽，不幸而有荒年，则伐桑枣、卖子女，流离失所，草芽木皮无不食者，天下之民莫不皆然，而淮北、山东为甚。臣愿朝廷举李悝平籴之法，于此二处各立一常平司，每司注户部属官三员，量地大小借与官钱为本，每岁亲临所分属县，验其所种之谷，麦熟几分、粟熟几分，与夫大小豆之类皆定分数，申达户部，因种类之丰荒、随时价之多少，收籴在官，其所收者不分是何米谷，逐月验其地之所收、市之所售，粟少则发粟，麦少则发麦，诸谷俱不收然后尽发之（若易朽腐者又在临时斟酌），随处立仓通融，般运分散，量时取直，凡货物可用者皆售之，不必专取银与钱也，其所得货物可资国用者其数送官，其余听从随时变卖以为籴本。臣言傥有可采，乞下有司计议，先行此二处试其可否，由是推之天下州郡可行之处，仍乞敕谕奉行之。臣俾其体李悝立法之心，必使农与人两不伤、丰与歉两俱足，其法虽不尽合于古人，是亦足以为今日养民足食之一助也。
汉宣帝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奏言：“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中漕卒过半。又令边郡皆筑仓，以谷贱时增其价而籴，贵时减价而粜，名曰常平仓。”
司马光曰：“常平仓乃三代圣王之遗法，非独李悝、耿寿昌能为之也。谷贱不伤农，谷贵不伤民，民赖其食而官取其利，法之善者无过于此。”
臣按：寿昌于宣帝时上言欲籴三辅及弘农等四郡谷以足京师，可省关中漕卒，至明帝时，刘般已谓常平外有利民之名而内实侵刻百姓，豪右因缘为奸，小民不得其平，置之不便。考寿昌初立法时兼请立法于边郡，臣愚亦窃以为内地行之不能无弊，惟用之边郡为宜，非独可以为丰荒敛散之法，亦因之以足边郡之食、宽内郡之民焉。请于辽东、宣府、大同极边之处各立一常平司，不必专设官，惟于户部属遣官一二员岁往其处莅其事，每岁于收成之候，不问是何种谷，遇其收获之时即发官钱收籴贮之于仓，谷不必一种，惟其贱而收之，官不必定价，随其时而予之，其可久留者储之以实边城，其不可久者随时以给廪食之人。凡诸谷一以粟为则，如粟直八百、豆直四百，则支一石者以二石与之，他皆准此，然后计边仓之所有，豫行应运边储州县，俾其依价收钱以输于边。如此不独可以足边郡，而亦可以宽内郡矣。由是推之，则虽关中盐粮之法亦可以是而渐有更革焉。（又见“经制之义下”仓人条）
唐都关中，土地所入不足以供军国之用，岁不登，天子常幸东都以就食。玄宗时，有彭果者献策，请行和籴于关中，自是京师粮廪溢羡，玄宗不复幸东都。
马端临曰：“三代以前，京畿千里，自甸服百里赋纳总至于五百里米，而五百里之外皆诸侯国，不过任土作贡以输王府，而赋税米粟则未尝征之。当时宗庙、百官、有司与后世不殊，然赋税取之千里之内而自足，不闻其责饷运于畿外之诸侯、籴米粟于畿内之百姓也，然则不能量入为出以制国用，虽竭天下之力以奉之，多为法以取之，祗益见其不足耳。”
德宗时，宰相陆贽以关中谷贱，请和籴，可至百余万斛。一年和籴之数当转运之二年，一斗转运之资当和籴之五斗，减转运以实边，存转运以备时。
贞元四年，诏京兆府于时价外加估和籴，差清强官先给价直，然后收纳，续令所司自般运载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籴多被抑配，或物估逾于时价，或先敛而后给直，追集停拥，百姓苦之，及闻是诏，皆忻忭乐输。宪宗即位之初，有司以岁丰熟，请畿内和籴，当时府县配户督限有稽，违则迫蹙鞭挞甚于税赋，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白居易曰：“凡曰和籴，则官出钱、人出谷，两和商量，然后交易。今则配户督限，蹙迫鞭挞，何名和籴？今若令有司出钱开场自籴，比时价稍有优饶，利之诱人，人必情愿。”
臣按：和籴之法始于唐，今若效其法，遇米谷狼戾之秋，遣官赍钱，于丰熟之处开场设法自籴，比时价稍有优饶，如白居易之言，是亦足国之一助也。但恐任之不得其人，一切委之吏胥，配户督限，蹙迫鞭挞，则利未必得于国而害已先及于民，又不若不籴之为愈也。
宋太宗淳化三年，京畿大穰，物价甚贱，分遣使臣于京城四门置场，增价以籴，俟岁饥即减价粜与贫民。真宗景德元年，内出银三十万付河北经度贸易军粮，自兵罢后，凡边州积谷可给三岁，即止市籴，其后连岁登稔，乃令河北、河东、陕西增籴。
马端临曰：“古之国用，食租衣税而已，毋俟于籴也。平籴法始于魏李悝，然丰则取之于民、歉则捐以济民，凡以为民而已，军国之用未尝仰此，历代因之。自唐始以和籴充他用，至于宋而籴遂为军饷边储一大事，熙丰而后始有结籴（熙宁八年，刘佐体量川茶因便结籴）、寄籴（元丰二年，王子渊因纲舟利害设寄籴以权轻重）俵籴（熙宁八年，设傅散于民）、均籴（政和元年，童贯奏行以人户家业田土均敷）、博籴（熙宁七年，以岁用余粮听民博买，秋成博籴）、兑籴（熙宁九年，诏淮南常平司及时兑籴）、括籴（元符元年，章楶括索蓄家，量存其一）等名，何其多也。推原其故，盖自真宗、仁宗以来，西北用兵，粮储阙乏，遂以茶盐货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贾遂至低价估货、高价入粟，国家急仰军储，致有此弊。后来惩其弊，所以只取之民而不复堕商人之计，然至于计其家产而均敷之，量其蓄积而括索之，甚至或不偿其直，或强敷其数，其为民病又有不可胜言者。盖始也官为商所亏，终也民又为官所亏，其失一也。”
臣按：马氏此言唐以前所谓籴者聚米以赈民，宋以后所谓籴者聚米以养兵。所以为民者，今日宜行之内郡，臣向谓置常平司于辽以东、淮以北是也；所以为兵者，今日宜行之边郡，臣向谓置常平司于辽东、大同等处是也。伏惟尧舜在上，不弃刍荛之言，下有司究竟其可否以闻，其于国家储蓄之计未必无助云。
神宗用王安石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言诸路常平、广惠仓敛散未得其宜，以见在斛斗，遇贵量减市价粜，遇贱量增市价籴，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取，民情愿预给令随税纳斛斗，内有愿请本色，或纳时价价贵愿纳钱者，皆许从便。其青苗法以钱贷民，春散秋敛，取二分息。
苏辙曰：“以钱贷民使出息二分，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如此，则鞭笞必用，州县多事矣。”
臣按：青苗之法，谓苗青在田则贷民以钱，使之出息也，贷与一百文使出息二十文，夏料于正月俵散，秋料于五月俵散，盖假《周礼》泉府“国服为息”之说，虽曰不使富民取民倍息，其实欲专其利也。昔人谓其所以为民害者三，曰征钱也、取息也、抑配也。条例司初请之时曰随租纳斗斛，如以价贵愿纳钱者听，则是未尝征钱；曰凡以为民，公家无利其入，则是未尝取息；曰愿给者听，则是未尝抑配。及其施行之际，实则不然者，建请之初姑为此美言以惑上听而厌众论耳。夫奄有四海之大、亿兆之众，所以富国之术义无不可，而取举贷出息之利，则是万乘而为匹夫之事也，假令不征钱、不抑配，有利而无害，尚且不可，况无利而有害哉？神宗用王安石而行此法，其流祸至于民离散而国破败，后世英君硕辅宜鉴宋人覆辙，尚其以义为利而毋专利以贻害哉。
以上市籴之令。臣按：昔人谓市者商贾之事，古之帝王其物货取之任土作贡而有余，未有国家而市物者也；籴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所赋而有余，未有国家而籴粟者也。市之说昉于《周官》泉府，籴之说昉于李悝平籴，然其初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滞于民用也则官买之籴之，及其适于民用也则官卖之粜之，盖懋迁有无，曲为贫民之地，初未尝有一毫征利富国之意焉。后世则争商贾之利、利民庶之有矣，岂古人立法之初意哉？臣愚就二者观之，籴之事犹可为，盖以米粟民食所需，虽收于官亦是为民。若夫市贾之事，乘时贵贱以为敛散，则是以人君而为商贾之为矣，虽曰摧抑商贾居货待价之谋，然贫吾民也，富亦吾民也，彼之所有，孰非吾之所有哉？况物货居之既多，则虽甚乏其价自然不至甚贵也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