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说命》：惟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蔡沈曰：“惟事其事，乃其有备，有备故无患也。”
臣按：先儒谓简稼器、修稼政，事乎农事，则农有其备，故水旱不能为之害。是则水旱之备，莫先于事农之事可见矣。
《诗云汉》：倬彼云汉（天河也），昭回于天（回，转也。言其光随天转也）。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与荐通重也）臻（至也）。靡神不举（求废祀而修之），靡爱斯牲。圭璧（礼神玉）既卒（尽也），宁莫我听。
朱熹曰：“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仍叔作此诗以美之。言云汉者，夜晴则天河明，故述王仰诉于天之词如此也。”
臣按：朝廷政治之最急者，莫急于民莫得食，天旱则五谷不成，五谷不成则民无由得食，民无由得食则将趁食于四方，苟处处皆然则民不几于尽瘁乎？是故有志于为民之君，见天下之亢旱则豫忧之，凡可以感天而致雨者无所不用其情，是以《云汉》之诗既告于上天，又告于祖宗父母，又告于百官。索祭之礼既无所遗，礼神之物或至于尽，无所归咎，宁以己身而当其灾，无所控告，惟仰昊天而诉其忧，非徒自贬责于一己而又求助于群臣。宣王之忧民之忧如此，此其所以遇灾不灾而卒成中兴之业也欤。
《周礼》：大司徒以荒政（救凶之政）十有二聚万民，一曰散利（散其所积），二曰薄征（轻租税），三曰缓刑（凶年犯法者多，缓之恐致变），四曰弛力（息繇役），五曰舍禁（舍山林川泽之禁），六曰去几（关市不几察），七曰眚礼（凡有礼节皆从减省），八曰杀哀（凡行丧礼皆从降杀），九曰蕃乐（闭藏乐器），十曰多昏（不备礼而昏娶），十一曰索鬼神（求废祀而修之），十二曰除盗贼（饥馑盗贼多，严刑以除之）。
吕祖谦曰：“聚万民者，札瘥凶荒，民皆转徙之四方，故以政聚之。散利是发公财之已藏者，薄征是减民租之未输者，此两者荒政之始。已藏者散之，未输者薄之，荒政之大纲举矣。缓刑谓民迫于饥寒不幸有过失，缓其刑辟以哀矜之；弛力者平时用民力岁不过三日，今则弛之以休息民力；舍禁谓山、虞、林衡皆舍去其禁，恣民取之；去几谓去关防之几察，使百货流通，商贾求市，此是救荒之要术。眚礼谓凡礼文可省者省之，如有币无牲之类；杀哀谓凡丧纪之节一皆减省，专理会荒政；蕃乐谓岁荒民饥，当忧民之忧，所以闭藏乐器不作；多昏谓凶荒之年杀礼多昏，使男女得以相保；索鬼神谓靡神不举，并走群望之类；前既说缓刑，后又说除盗贼，是经权皆举，处不幸民有过固可哀矜，至于奸民亦有伺变窃发者，凶荒之岁民心易动，一夫叫呼万夫皆集，故以除盗贼终之以止乱之萌。大抵《周礼》六官虽分职，然其关节脉理皆相应，且如散利须考大府、天府、内府凡掌财赋之官，如薄征须考九职、九赋、九贡，如缓刑须考司寇、士师所掌之刑，他莫不然，参观遍考然后可知。”
叶时曰：“圣人为荒政以聚万民，所以救天时之不常而济地利、人和之不及也。盖天灾国家代有，岁凶年谷不登，上之人苟不有以赈救之、存恤之，则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矣，民安得而聚哉？然此十二政曰弛力、曰薄征、曰舍禁、曰去几，固皆有以利民而一以散利为先，则其关系民命尤急也。利不散则民不聚，虽有眚礼、蕃乐、杀哀、多昏之政，未必有实惠及民。”
臣按：《易》曰“何以聚人曰财”，《大学》曰“财散则民聚”，盖天立君以治民，君必得民然后得以为君，是君不可一日无民也。然民必有安居托处之地、日用饮食之具，而后能聚焉。人君为治，所以使一世之民恒有聚处之乐而无分散之忧者，果用何物哉？财而已矣。然是财也，所以耗而费之者固由乎人力，然尤莫甚于天灾焉。是以人君当夫丰穰无事之时而恒为天灾流行之思、斯民乏绝之虑，豫有以蓄积之，以为一旦凶荒之备焉。此无他，恐吾民之散而不可复聚也。是以《周礼》十二荒政而以散利为首，郑氏谓散利者贷种食也，盖予之食以济一时之饥，予之种以为嗣岁之计，圣人忧民之心至矣远矣。既散所有之利而又行薄征以下十一事以济之，此治古之世所以时有丰凶而民无忧患，民生所以长聚而君位所以永安者，其以此欤。
遗人（遗，馈也，掌委积之官）掌邦之委积（少曰委，多曰积）以待施惠，乡里之委积以恤民之艰厄（艰厄谓年谷不熟），门关（在国曰门，在郊曰关）之委积以养老孤，郊里之委积以待宾客（四方至者），野鄙之委积以待羁旅（谓不得去者），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
廪人（主藏未之官长）掌九谷之数（九谷谓黍、稷、稻、粱、秫、苽、麻、麦、豆也）以待国之匪颁（匪颁谓委人之委积）、赒赐（谓赐予）、稍食（谓禄廪），以岁之上下数邦用（上谓丰年，下谓歉岁），以知足否（量入为出，知所用足与不足也），以诏谷用，以治年之凶丰（治之者预为之防也）。凡万民之食（计数万人所食），食（食谓一月之食）者人四釜（六斗四升曰釜），上（丰年为上）也；人三釜（每人一月食三釜），中（中等不丰不歉之年也）也；人二釜（每人一月食二巘），下（歉年为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釜（若一月之食一人不句一石二斗八升），则令邦移民就谷（移民之不足者以就谷有余之处），诏王杀邦用（凶年邦用宜从减省）。
臣按：《周礼》十二荒政是国家遇凶荒之时救济之法也，遗人所掌是国家常时收诸委积以待凶荒施惠之法也，廪人所掌是国家每岁计其丰凶以为嗣岁移就之法也。观此，可以见先王之时所以为生灵虑灾、防患之良法深意矣。盖其未荒也预有以待之，将荒也先有以计之，既荒也大有以救之，此三代之民所以遇灾而无患也欤。今其遗法故在，后世人主诚能师其意而立为三者之法，则民之遇凶荒也无饥饿之患、流移之苦矣。
司救，凡岁时有天患（谓灾害）、民病则以节（旌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
李觏曰：“司救以王命施惠，非直凶荒而后施与也，疾疫亦有之矣。夫四时之厉或连月不愈，或阖门不起，丁壮卧于床蓐则老稚无能为，饮食所不给、医药所不济至于死者，岂天命乎？人主所宜动心矣。是故凶年非直除减田租，彼货赂之征皆舍之，疾疫亦然。夫阻饥之人营求衣食固无所不至，又将笼其货贿，则何所措手足乎？况于疾疫之世，安得助天为虐乎？人主所宜动心矣。”
臣按：疾疫之灾多生于凶荒之岁，凡遇荒年宜豫为之防，使之不至于饥饿而内伤、劳苦而外感、积聚而旁染，是亦救荒之一助也。《春秋》：襄公二十有四年，大饥。
胡安国曰：“古者救灾之政，若国凶荒，或发廪以赈乏、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为粥溢以救饿莩、或兴工作以聚失业之人，缓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盗贼，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杀礼物而不备，虽有旱干水溢，民无菜色。所以备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阴沴之灾而冬大饥，盖所以赈业之者有不备矣，故书之以为戒。”
臣按：胡氏之言救灾之政备矣。举而行之则虽灾勿灾焉，惟民灾而上弗恤，此民之所以灾欤。为人上者其尚体圣人《春秋》之书法，毋坐视民之灾而不为先事之防、临事之恤哉。
穀梁赤曰：五谷不升（成也）为大饥，一谷不升谓之嗛（不足貌），二谷不升谓之饥，三谷不升谓之馑，四谷不升谓之康（康，虚），五谷不升谓之大侵（侵，伤）。大侵之礼，君食不兼味，台榭不涂（饰也），弛（废也）侯（射侯），廷道（廷内道路）不除（修也），百官布而不制（虽布列而不更制作），鬼神祷而不祀（惟祈祷不祭祀），此大侵之礼也。
臣按：君食不兼味以下，此即《周礼》膳夫所谓大荒则不举者也，譬诸父母焉，其子不哺而己乃日余膏粱，于心安乎？
《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饥而食菜则色病），然后天子食日举以乐。
马耇孟曰：“三十年为一世，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至三十年之通，此人力也；凶旱水溢，此天变也。人力备则可以应天变，盖王者与民同患，故虽有凶旱水溢而民无菜色于下，然后天子日食举庶羞，备礼而以乐侑之也。”
臣按：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食也。耕虽出于民而食则聚于国，方无事之时、丰稔之岁，民自食其食固无赖于国也，不幸而有水旱之灾、凶荒之岁，民之日食不继，所以继之者国也，国又无蓄焉，民将何赖哉？民之饥饿至于死且散则国空虚矣，其何以为国哉？是以国无九年、六年之蓄，虽非完国，然犹足以为国也，至于无三年之蓄则国非其国矣。国非其国，非谓无土地也，无食以聚民云尔。是以三年耕必余一年食，九年耕必余三年食，以至三十年之久其余至于十年之多，则国无不足之患，民有有余之食。一遇凶荒，民有所恃而不散、有所食而不死，而国本安固矣。虽然，为治者非不欲蓄积以备凶歉也，然而一岁之所出仅足以给一岁之所费，奈何？曰数口之家、十金之产，苟有智虑者尚能营为以度日、积聚以备患，况有天下之大、四海之富者哉？
《玉藻》：年不顺成则天子素服、乘素车、食无乐。又曰：年不顺成，君衣布（布衣也）搢（插也）本（士之笏也），关梁不租（不收租税），山泽列（遮列也，守之之义）而不赋（不收赋税），土功不兴，大夫不得造车马。
臣按：古昔帝王遇灾必惧，凡事皆加减节贬损，非独以忧民之忧，盖亦以畏天之灾也，故《周礼》大荒则不举，大札则不举，天地大灾则不举。举者杀牲盛馔也，岂但饮食为然？则凡所服之衣、所乘之车凡百兴作举皆休息，此无他，君民之分虽悬绝而实相资以相成也。当此凶荒之时，吾民嗷嗷然以待哺、肙肙然以相视，艺业者技无所用，营运者货无所售，典质则富户无钱，举贷则上户无力，鱼虾螺蚌采取已竭，木皮草根剥掘又尽，面无人色，形如鬼魅，扶老携幼，宛转以号呼，力疾曳衰，枵腹以呻吟，气息奄奄，朝不保暮，其垂于阽危、濒于死亡也如此，为人上者何忍独享其奉哉？虽欲享之，亦且食不下咽也。虽然，与其贬损于既荒之余，孰若保养于未荒之先？非独下民不罹其苦，而上之人亦无俟于降杀也。
孟子对邹穆公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范祖禹曰：“《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有仓廪府库所以为民也，丰年则敛之，凶年则散之，恤其饥寒，救其疾苦，是以民亲爱其上，有危难则赴救之如子弟之卫父兄、手足之捍头目也。”
臣按：人君之为治，所以延国祚、安君位者，莫急于为民。故凡国家之所以修营积贮者，何者而非为民哉？是故丰年则敛之，非敛之以为己利也，收民之有余以备他日之不足；凶年则散之，非散之以为己惠也，济民之不足而发前日之有余。吁，民有患，君则恤之，则夫他日君不幸而有患焉，则民将救之惟恐后矣。
荀卿曰：“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垣（墙也）窌（窖也）仓廪者财之末也；百姓时和（谓天时和顺）、事业得叙者（耕稼得其次序）货之源也，等赋（谓以差等制赋也）府库者货之流也。故明主必谨养其和，节其流，开其源而时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如是，则上下俱富交无所藏之，是知国计之极也。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是无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
臣按：荀卿本末、源流之说，有国家者不可以不知也。诚知本之所在则厚之，源之所自则开之，谨守其末，节制其流，量入以为出，挹彼以注此，使下常有余、上无不足。禹、汤所以遇灾而不为患者，知此故也。
魏李悝平籴法，中饥则发中熟之所敛、大饥则发大熟之所敛而粜之，故虽遇饥馑，籴不贵而民不散。汉耿寿昌请令边郡筑仓，以谷贱时则增价而籴以利农，谷贵时则减价而粜以利民，名曰常平仓。
臣按：耿寿昌常平之法，因谷贵贱而增减其价以粜籴之，其法非不善也，然年之丰歉不常，谷之种类不一，或连岁皆歉，或此种熟而彼种不收，苟其敛散之际，非斟酌而上下之，其法将有时而不平者矣。惟今江北之地，地可窖藏杂种五谷，宜仿此法于要害处立常平司，专差户部属官往莅其事，随其熟而收其物，不必专其地，因其时而予之价，不必定于官，视年丰歉随时粜籴。立仓用寿昌之名，敛散行李悝之法，庶乎其可也。
晁错言于汉文帝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禹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无同）捐瘠者（无相弃捐而瘦病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减汤、禹，加以亡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臣按：安养斯民之政在开其资财之道，开资财有道，在垦土田、通山泽使地无遗利，禁游民、兴农业使民无余力，如此，则畜积多矣。虽有天灾数年之水旱而吾所以为之备者具之，有素安能为吾民患哉？是以古之善为治者恒备于未荒之先，救之已患之后者策斯下矣。
隋开皇五年，度支尚书长孙平奏令民间每秋家出粟麦一石以下，贫富无差，输之当社，委社司检校以备凶年，名曰义仓。
胡寅曰：“赈饥莫要乎近其人，隋义仓取之于民不厚，而置仓于当社，饥民之得食也，其庶矣乎。后世义仓之名固在，而置仓于州郡，一有凶饥无状，有司固不以上闻也，良有司敢以闻矣，比及报可，委吏属出而施之，文移反复，给散艰阻，监临胥吏相与侵没，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达之人耳，居之远者安能扶老携幼数百里以就龠合之廪哉？必欲有备无患，当以隋氏为法，而择长民之官行劭农之法，辅以救荒之政，本末具举，民之饥也庶有瘳乎。”
臣按：义仓之法，其名虽美，其实于民无益，储之于当社亦与储之州县无以异也，何也？年之丰歉无常，地之燥湿各异，官吏之任用不久，人品之邪正不同。由是观之，所谓义者乃所以为不义，本以利民反有以害之也，但见其事烦扰、长吏奸而已，其于赈恤之实诚无益焉，然则如之何而可？臣愚窃有一见，请将义仓见储之米归并于有司之仓，俾将所储者与在仓之米挨陈以支，遇有荒年照数量支以出，计其道里之费，运之当社之间以给散之（就量用其中米以为脚费）。任其事者不必以见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以在官之属，所司择官以委，必责以大义，委官择人以用，必加以殊礼（其事详见下），不必拘拘于所辖，专专于所属，如此，则庶几民受其惠乎。
唐贞观二年，遣使赈恤饥民，鬻子者出金帛赎还之。
臣按：饥馑之年民多卖子，天下皆然，而淮以北、山之东尤甚。呜呼！人之所至爱者子也，时日不相见则思之，挺刃有所伤则戚之。当时和岁丰之时，虽以千金易其一稚，彼有延颈受刃而不肯与者；一遇凶荒，口腹不继，惟恐鬻之而人不售，故虽十余岁之儿，仅易三五日之食亦与之矣。此无他，知其偕亡而无益也。然当此困饿之余，疫厉易至相染，过者或不之顾，纵有售者亦以饮食失调，往往致死，是以荒歉之年饿莩盈途，死尸塞路，有不忍言者矣。臣愚窃以为，唐太宗赎饥民所卖之子，固仁者之心也，然待其卖之而后赎，彼不售而死者亦多矣。莫若遇饥歉之年，民有鬻子者官为买之，每一男一女费以五缗以上为率，量与所卖之人以为养赡之计，用其所余之赀以为调养之费，因其旧姓赐以新名，传送边郡，编为队伍，给以粮赏配之军士之家，俾其养育（死者不许句丁），如此，既得以全其性命，又得以济其父母，内郡不耗，边城充实，是于救荒之中而有实边之效。或者若谓国家府库有限，费无所出，惟今江南之人有谪戍西北二边者，句丁补伍有如弃市，及至戍所多不得用，今后遇有荒岁预借官钱买之，待后于江南民户有隶戎伍于极边者，愿出五百缗以上者除其尺籍，出二百缗以上者改隶近卫，如此，则除一军得百军，移一军得四十军，随以所得抵数还官，数十年之后边境之军日增而南方之伍亦不缺矣。或曰因饥募兵，古有其事欤？曰富弼在青州，因济饥民募军万计，史可考也。
代宗时，刘晏掌财赋，以为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县丰歉之状白使司，丰则贵籴，歉则贱粜，或以谷易杂货供官用，及于丰处卖之。知院官始见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须如干蠲免、某月须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县申请即奏行之，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由是民得安其居业，户口蕃息。晏始为转运使时，天下现户不过二百万，其季年乃三百余万，在晏所统则增，非所统则不增也，其初财赋岁入不过四百万缗，季年乃千余万缗。
臣按：刘晏谓户口滋多则赋税自广，故其理财以爱民为先，上之人诚爱乎民，轻徭而薄赋，省刑而息兵，则民不消耗而户口多矣。然户口消耗之由，固由乎人，亦出乎天，而凶荒之岁为尤甚，能如晏使有司每旬月具州县丰歉之状，贵籴贱粜，始见不稔之端，先行蠲免，救助应民之急，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如此，则人既不为之害，天亦不能为之灾，户口滋多，赋税日广矣。由是观之，则国家所以行备荒之政非但为民计，盖为国计也。
五代周显德六年，淮南饥，世宗令以米贷之，或曰：“民贫，恐不能偿。”世宗曰：“民犹子也，安有子倒悬而父不为解者？安责其必偿也。”
胡寅曰：“称贷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纾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责其他日之偿也。其责偿也，或严其期、或征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归钱，或贫无可偿而督之不置，或胥吏以诡贷而征诸编民，凡此皆民之所甚病也。有司以丰取约予为术，聚敛之臣以头会箕敛为事，大旱而税不蠲。水潦而税不蠲，蝗蝻螟贼而税不蠲。长官督税，不登数则不书课；民户纳欠，不破产则不落籍，出于民者尚如此，而况贷于公者？其责偿固不遗余力矣。世宗视民犹子，匡救其乏而不责其必偿，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
臣按：胡寅此言非但称贷之弊，乃今日义仓之弊也。朝廷设立义仓本以为荒歉之备，使吾民不至于捐瘠，而有司奉行，不至方其收也急于取足不复计其美恶，及其储也恐其浥烂不暇待其荒歉，所予者不必所食之人，所征者多非所受之辈，胡氏所谓“其责偿也或严其期、或征其耗、或取其息，或予之以米而使之归钱，或贫无可偿而督之不置，或胥吏以诡贷而征诸编民”，此数言者切中今日有司义仓之弊。呜呼，官仓之储本为军国也，因饥岁以称贷于民，偏方之君犹不责偿，况以圣明之世储粟以备荒而谓之义仓者乎？
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岁歉民流，命侍御史乘传安抚，发仓廪出粟及赈贷。
神宗熙宁二年，判汝州富弼言：“襄、邓、汝地旷不耕，河北流民至者日众，臣遣官察其无业可复者尽给以田，羸疾老弱不任农事者始以粟给之。”
司马光因遣使赈济河北流民，上言：“京师之米有限，河北之流民无穷，莫若择公正之人为监司，使察灾伤，州县守宰不胜任者易之，各使赈济本州县之民，则饥民有可生之路，岂得复有流移。”
臣按：人生莫不恋土，非甚不得已不肯舍而之他也，苟有可以延性命、度朝夕，孰肯捐家业、弃坟墓，扶老携幼而为流浪之人哉？人而至此，无聊也甚矣。夫有土此有民，徒有土而无民亦恶用是土为哉？是以知治本者，恒于斯民平居完聚之时豫为一旦流离之虑，必择守令，必宽赋役，必课农桑，汲汲然惟民食之为急，先水旱而为水旱之备，未饥馑而为饥馑之储，此无他，恐吾民一旦不幸无食而至于流离也。夫蓄积多而备先具则固无患矣，若夫不幸蓄积无素，虽有蓄积而连岁荒歉，请之官无可发，劝之民无可贷，乞诸邻无可应，将视其民坐守枵腹以待毙乎？无亦听其随处趁食以求生也。然是时也，赤地千里，青草不生，市肆无可籴之米，旅店无充饥之食，民之流者未必至所底止而为涂中之殍多矣，然则如之何而可？曰国家设若不幸而有连年之水旱，量其势必至饥馑，则必豫为之计，通行郡县，查考有无蓄积，于是量其远近多寡，或移民以就粟，或转粟以就民，或高时估以招商，或发官钱以市籴。不幸公私乏绝，计无所出，知民不免于必流，则亟达朝廷，豫申于会府，多遣官属分送流，纵其所如随处安插。所至之处请官庾之见储，官为给散，不责其偿，借富民之余积，官为立券，估以时直，此处不足，又听之他，既有底止之所，苟足以自存，然后校其老壮、强弱，老而弱者留于所止之处，壮而强者量给口粮，俾归故乡，官与之牛具、种子，趁时耕作，以为嗣岁之计，待岁时可望，然后般挈以归。如此，则民之流移者有以护送之使不至于溃散而失所有，以节制之使不至于劫夺以生乱，又有以还定安集之，使彼之室家已破而复完，我之人民已散而复集，是虽所以恤民灾患，亦所以弭国祸乱也。臣尝因是而论之，周宣王所以中兴者，以万民离散，不安其居而能劳来还定安集之也；晋惠帝所以分崩离析者，以六郡荐饥，流民入于汉川者数万家不能抚恤之而有李特之首乱也，然则流民之关系亦不小哉。今天下大势，南北异域，江以南地多，山泽所生之物无间冬夏，且多通舟楫，纵有荒歉，山泽所生可食者众而商贾通舟贩易为易，其大江以北若两淮、若山东、若河南亦可通运，惟山西、陕右之地皆是平原，古时运道今皆湮塞，虽有河山，地气高寒，物生不多，一遇荒岁，所资者草叶、木皮而已，所以其民尤易为流徙。为今之计，莫若设常平仓，当丰收之年以官价杂收诸谷，各贮一仓，岁出其易烂者以给官军月粮，估以时价折算与之（详见制国用市籴之令），而留其见储米之耐久者以为蓄积之备，又特遣臣僚寻商于入关之旧路，按河船入渭之故道，若岁运常数有余，分江南漕运之余以助之，一遇荒歉，舟漕陆辇以往，是皆先事之备，有备则无患矣。盖此二藩非他处比，是乃近边之地，所谓“保障茧丝”，二者皆有赖马者也，尤不可不尽其心。
仁宗一遇灾变则避正殿，变服、损膳、彻乐，恐惧修省见于颜色，恻怛哀矜形于诏命。灾所被之处必发仓廪赈贷，或平价以粜，不足则转漕他路粟以给，又不足则诱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灾甚则出内帑、金帛，或鬻僧牒，或留岁漕，或免租税，宽逋负，休力役，罢科率，薄关市之征，弛山泽之禁，不能自存者官为收养，不得其死者官为瘗埋。
臣按：宋仁宗之遇灾而恤民也，不徒有恻恻然哀矜之心，而实有凿凿乎赈恤之政，视彼之徒为虚文付之有司以应故事者异矣，万岁之后庙号曰仁，不亦宜乎。
庆历八年，河朔大水，民流就食京东者不可胜数，知青州富弼劝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廪，择公私庐舍十万余区散处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仍书其劳，约他日为奏请受赏，率五日辄遣人持酒肉饭糗慰藉，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山林陂泽之利可资以生者听流民擅取，死者为大冢葬之。明年麦大熟，民各以远近受粮归，凡活五十余万人，募为兵者万计。
臣按：古人言救荒无善政，非谓蓄积之不先具、劝借之无其方也，盖以地有远近、数有多寡、人有老幼强弱，聚为一处则蒸为疾疫，散之各所则难为管理，不置簿书则无所稽考，不依次序则无以遍及，置之则动经旬月，序之则缓不及救，有会集之扰，有辨察之烦，措置一差皆足致弊，此所以无善政也。富弼以一青州之守而活河朔五十万之人，非徒活民而又因之得军，由其立法之简便周尽也。所以简便周尽者，岂弼一手一足之劳哉？其法之最善者，官吏自前资待缺寄居者皆赋以禄，使即民所聚选老弱病瘠者廪之也。今世州郡无所谓待缺寄居之官吏，臣向于义仓条下云“任其事者不必见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在官之属”是也。臣愚欲望朝廷折衷富弼之法，立为救荒法式，颁布天下州县。凡遇凶荒，或散粟、或给粥，所在官司即行下所属，凡所部之中有致仕闲住及待选依亲等项官吏、监生与夫僧道、耆老、医卜人等，凡平日为乡人所信服者，官司皆以名起之，待以士大夫之礼，喻以朝廷仁民之意，给以印信、文凭，加以公直等名，俾其量领官粟，各就所在因人散给，官不遥制，事完之日具数来上，其中得宜者量为奖勉，作弊者加以官法，如此，则吏胥不乘机而恣其侵克，饥民得实惠而免于死亡矣。
熙宁八年夏，吴越大旱。赵忭知越州，前民之未饥为书问属县，菑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使各书以对而谨其备。
臣按：曾巩有言，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无而能为之备，民病而后图之与夫先事而为计者则有间矣，不习而有为与夫素得之者则有间矣。赵忭在越州备荒之政为世所称，见旱势之方炽，知岁事之必歉，前民未饥已为济饥之备，观其为书以访问于其属者甚详，且悉后世有志于民者诚能以之为法，按其条件先事访问，一一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委曲周尽，纤息无遗，必得其实、当其宜、无其弊而后可。如此，则菑沴之来有其备而无患矣，不然，待其狼狈溃烂之余然后救之，安能有济乎？
曾巩《救菑议》曰：“有司建言请发仓廪与之粟，壮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今百姓暴露乏食，已废其业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廪于上，则其势必不暇乎他为一切，弃百事而专意于待升合之食，是直以饿殍之养养之而已，非深思远虑为百姓长计也。以中户计之，户为十人，壮者六人，月当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当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户月当受粟五石。自今至于麦熟凡十月，一户当受粟五十石，今被灾州郡民户不下二十万，内除有不被灾及不仰食于官者去其半，犹有十万户，计十万户十阅月之食当用粟五百万石而足，何以办此？况给受之际有淹速、有均否、有真伪，有会集之扰、有辨察之烦，凡此又不过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于屋庐构筑之费将安取哉？为今之策，下方纸之诏赐之以钱五十万贯、贷之以粟一百万石而事足矣。何则？今被灾州郡为十万户，如一户得粟十石、得钱五千，下户常产之赀平日未有及此者也，彼得钱以完其居，得粟以给其食，则农得修其畎亩，商得治其货贿，一切得复其业而不失其常生之计，与专意以待二升之廪于上而势不暇乎他为岂不远哉？由有司之说则用十月之费为粟五百万石，由今之说则用两月之费为粟一百万石，况贷之于今而收之于后，足以振其艰乏而终无损于储蓄之实，所实费者钱五钜万贯而已。”
臣按：曾巩此议所谓赐之钱、贷之粟比之有司日逐给粟之说，其为利病相去甚远，所谓深思远虑以为百姓长计者真诚有之。但饥民一户贷之米十石，一旦责其如数偿之难矣，不若因时量力，稍有力者偿其半，无力者并与之，或立为次第之限可也。
孝宗时，下朱熹社仓法于诸路初建之。崇安县开耀乡有社仓一所，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赈贷，夏受粟于仓，冬则加息计米以偿，自后随年敛散，小歉则蠲其息之半，大饥则尽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仓三间，及以元数六百石还府，以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不复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一乡之间虽遇凶年，人不缺食，后请以其法行之他处。
臣按：朱熹社仓之法固善矣，然里社不能皆得人如熹者以主之，又不能皆得如刘如愚父子者以为之助，熹固自言其数年之间左提右挈、上说下教，为乡闾立此无穷之计，然则其成此仓也盖亦不易矣。然则其法不可行欤？曰熹固言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听其所为则惧其计私以害公，欲谨其出入则钩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于官府者矣。
熹又尝言于其君曰：“臣曾摹得苏轼与林希书，说熙宁中荒政之弊，费多而无益，以救之迟故也。其言深切，可为后来之鉴。”
臣按：苏轼书云：“朝廷厚设储备，熙宁中，本路截发及别路般来钱米并因大荒放税，及亏却课利盖累百钜万，然于救荒初无丝毫之益者，救之迟故也。”呜呼，救之迟之一言岂但熙宁一时救荒之失哉？自古及今莫不然也。臣常见州郡每有凶荒，朝廷未尝不发仓廪之粟、赐内帑之银以为赈恤之策，然往往行之后时缓不及事，朝廷有钜万之费而饥民无分毫之益，其故何哉？迟而已矣。所以迟者其故何在？盖以有司官吏惟以簿书为急，不以生灵为念，遇有水旱灾伤，非甚不得已不肯申达，县上之郡、郡上之藩府，动经旬月始达朝廷，及至行下遣官检勘，动以文法为拘、后患为虑，因一之诈疑众皆然，惟己之便，不人之恤，非民阽于死亡、狼戾惨切，朝廷无由得知，及至发廪之令行、赍银之敕至，已无及矣，虽或有沾惠者亦无几尔。臣愿圣明行下有司，俾定奏灾限期则例颁行天下，灾及八分以上者驰传，五分以上者差人，二三分以上入递，随其远近以为期限，缓不及期以致误事者定其罪名，秩满之日降等叙用。如此，则藩服、监司、郡县守令咸以救济为念，庶几无迟缓之失乎。
隆兴中，中书门下省言湖南、江西旱伤，立赏格以劝积粟之家，凡出米赈济系崇尚义风，不与进纳同。
臣按：鬻爵非国家美事也，然用之他则不可，用之于救荒则是国家为民，无所利之也，宋人所谓“崇尚义风，不与进纳同”是也。臣愿遇岁凶荒，民间有积粟者输以赈济，则定为等第，授以官秩，自远而来者并计其路费，授官之后给与玺书，俾有司加礼优待与见任同，虽有过犯亦不追夺。如此，则平宁之时人争积粟，荒歉之岁民争输粟矣，是亦救荒之一策也。
辛弃疾帅湖南，赈济榜文只用八字曰：“劫禾者斩，闭籴者配。”
臣按：朱熹谓弃疾做两榜便乱道，盖欲其兼禁之也。盖荒歉之年民间闭籴固是不仁，然当此际米价翔涌，正小人射利之时也，而必闭之者盖彼亦自量其家口之众多，恐嗣岁之不继耳，彼有何罪而配之耶？若夫劫禾之举，此盗贼之端、祸乱之萌也，周人荒政“除盗贼”正以此耳。小人乏食，计出无聊，谓饥死与杀死等死耳，与其饥而死不若杀而死，况又未必杀耶，闻粟所在，群趋而赴之，哀告求贷，苟有不从，即肆劫夺，自诿曰我非盗也迫于饥饿不得已耳。呜呼，白昼攫人所有，谓之非盗可乎？渐不可长，彼知其负罪于官，因之鸟骇鼠窜，窃弄锄梃以扞游徼之吏，不幸而伤一人焉，势不容已遂至变乱，亦或有之。臣愿明敕有司，遇有旱灾之岁势必至饥窘，必先榜示禁其劫夺，谕之不从，痛惩首恶以警余众，决不可行姑息之政，此非但救饥荒，乃弭祸乱之先务也。然则富民闭籴何以处之？曰必先谕之以惠邻，次开之以积福，许其随时取直，禁人侵其所有，民之无力者官与之券许其取息，待熟之后官为追偿。苟积粟之家丁口颇众，亦必为之计算，推其赢余以济匮乏，若彼仅仅自足亦不可强也，然亦严为之限。凡有所积不肯发者，非至丰穰禁不许出粜，彼见得利，恐其后时自计有余，亦不能以不发矣。
吕祖谦曰：“大抵荒政，统而论之，先王有预备之政，上也；修李悝之政，次也；所在蓄积有可均处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咸无焉，设糜粥最下也。”
臣按：朱熹有言，自古国家倾覆之由何尝不起于盗贼，盗贼窃发之患何尝不起于饥饿。吁，天灾流行国家代有，是以先王于民也备之于未荒之前，救之于方荒之际，而又养之于已荒之余，诚以礼义生于富足，一旦饥饿切身，吾民无所倚赖，或遂至于犯礼越分，非独虑其身之不能存，亦虑其心之或以荡也。是以太平无事之时恒为乱离反侧之虑，丰登有余之日恒为荒歉不给之忧，此无他，天生人君以为生民之主，必体天心以安民生，然后有以保其位也，不然，方其无事之时吾则资之以为用，及其有患之际吾乃弃之而不顾，是岂天之意哉，亦岂君之道哉？是以古昔盛时，三年耕余一年食，九年耕余三年食，以三十年通计之则余十年之食矣。今不能尽如古制，臣请以在仓之米尖入平出之余递年所得之米皆用以为备豫之数，岁杪计用之时、量入为出之际不在数中，仍留在仓，存其名数以待荒年之用。又立为定制，凡藩臬、州县民间词讼属户律者，如户婚、田土、坊场、津渡、墟市之类，讼而得理者俾量力而出粟（争田者上田一亩三斗、中田二斗、下田一斗，争婚者上户三十石、中户二十石、下户十石或四五石之类），其无理者亦罚米以赎罪，皆贮之仓以备荒政，及前此敛民以为赈济者皆通归官廪。常年则依例挨陈以支，荒岁则别行关给以散积之，岁月必有赢余，其或不足，又须多方设法以措置之，随处通融以补益之，使必足而后已，一旦遇灾，有备无患矣。大抵备荒之政不过二端，曰敛、曰散而已，有以敛之而积久不散则米粒浥腐而不可食，有以散之而一切不敛则仓廪空虚而无以继，守者有破产之患，贫者无偿官之资，有司苟且，具文逭责，往往未荒而先散，及有荒歉所储已空，饥民有虑后患者宁流移而死亡不敢领受，甚至官吏凭为奸利，给散之际饥者不必予、予者不必饥，收敛之时偿者非所受、受者不必偿，其弊非止一端，必欲有利而无弊，莫若尽捐予民不责其偿之为善。然又虑夫气运不常，丰凶莫测，徒有散而无敛，后将无以为继，宜计所积之多少、料民产之有无积，苟有余不责其偿可也。若或土地之偏隘、人民之众多，遇有凶灾难于取具，赈饥之后丰年取偿，可分民为三等，上户偿如其数，中户取其半，下户尽予之。又于户部十三司之外依工部缮工司例别立一司，添设官吏，专以备荒，每年夏六月麦熟、秋九月以后百谷收成之候，藩府、州县将民间所种有无成熟分数逐件申达，十月以后通申一年之数，兼计明年食足与否，有收者几乡，无收者几乡，乡凡几户，得过者几家、必须赈给者几家，官廪之储多少，富家之积有无，近邑何仓有米，近乡谁家有积，或借官帑以为备，或招商贾以通市，或请于朝廷有所蠲贷，或申于上司有所干请。凡百可以为赈济之备者，皆于未荒之先而为先事之虑，岁岁而袭其常，事事而为之制，人人而用其心，虽有荒旱水溢，民无菜色矣。若夫临事而救之之术者，臣已于各条之下委曲而各为之措置矣，虽然，此皆其末也，若夫本之所当先者，则朱熹所谓为政者当顺五行修五事以安百姓，若曰赈济于凶荒之余，纵饶措置得善，所惠者鲜，终不济事。伏惟仁圣体上天付托之重，广上帝好生之仁，常存哀矜恻隐之心，弘布蠲贷赈恤之政，非独以恤民患，盖所以固邦本也，天下生灵不胜大幸。
以上论恤民之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