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站军阀（北洋军阀，其基础实奠于袁世凯之小站练兵），自袁死后分为皖、直两系。皖系始于段而终于段，直则由冯而曹而吴，而以孙传芳为之殿，卒亦皆败。诸人败因，前既分述之矣，孙之败亦可得而言焉。
孙在直系，本属后起，其首露头角，在于第一次奉直战后，主张恢复法统一电。其时孙尚不过一长江上游总司令，驻兵鄂西，位望并不为人所注视，何以忽发此电？其为曹、吴授意可知。曹、吴不以此属之直系各疆吏，而独以属之孙，其对孙之引重又可知。故未几而孙督闽之令遂下，则孙固曹、吴之嫡系也。然闽省派系极为复杂，段虽已倒，而段系将领之在闽者尚有王永泉、臧致平辈，其势力均不可侮，致孙经营年余，终难得志。后赖周荫人之力，驱王逐臧，闽局始略安定。孙为酬庸计，乃以闽督让周，而自任闽、粤边防督办。盖孙本不以得闽为满足，周为孙部属，以闽畀周，先占一地盘，而己尚可另谋发展也。适不久而江、浙战起，孙遂由闽边进兵，战败浙卢而取其位，此虽由孙自立战功，然比年以来，曹、吴实翼护之。
讵孙势力渐张，而吴势力遽倒，由津浮海南下，蹙蹙靡骋，孙对之殊淡漠。及奉军侵略东南，群情愤激，直系在野军人联名通电，拥吴为讨贼总司令，与孙协力作战。孙虽未表反对，而于吴则辞谢协助，其不欲吴之分其功，显然可见。厥后吴之联鲁张取豫，联奉张驱冯，孙皆超然事外，即吴间或向之求助，亦未尝一应。吴既再起，仍以直系领袖自居，发号施令，而孙则始终以不即不离之态度处之，识者早知直系中已隐形两壁垒，不复有合作之可能矣。果也，国民革命军进逼武汉，吴檄孙调兵赴援，孙不独袖手旁观，且与革命军暗中妥协，互不侵犯，卒使吴有汀泗桥之败，以至一蹶不振。
论者谓，吴之败实由于兵力不敷分配。盖吴军之战斗力较强者只有两师，一为陈嘉模所统之第二十五师，一为刘玉春所统之第三师。陈师以一旅守平江，一旅则驻防武昌，在前线者仅刘部而已，余皆不堪一战，故及第三师之军官队死亡殆尽，而全军遂崩溃不可收拾。然陈（嘉谟）以第二五师之一旅及残余部卒，据守武昌城，革命军率全军围之，且有飞机助战（闻革命军时有俄机两架，其一误落江西孙军辖地，被俘获，其一则在武昌助战，曾三次绕飞武昌城未投弹。询其故，据驾驶员云，以革命军遍布山头，与城太迫近，投之恐误伤己军，须略退数里方可，而革命军则愿受波及，不肯退，卒投数弹，并无误伤，但城中亦无甚损失，则以炸弹太小故也），尚相持至百日之久，始获攻破（闻因有城内一部分军队通款），假使当时孙肯稍加援助，则胜负之数正未可知，乃孙偏作壁上观，是吴之败，实孙故致之也。
孙为人颇具才略，而野心过大，当督浙时，尚能礼贤下士，与各方相结纳，即治军、治民亦着有成绩。自一战胜奉，奄有五省地盘，态度渐变。孙曾电约吾友某君（姑隐其名）到宁，商量大计，某抵下关旅馆，以电话达督署，告以已至，以为孙必亲自来访，或派汽车迎接，讵仅由其左右传语，谓：“大帅军务倥偬，难即延见，请俟定期通知。”某怒其乏诚意，不辞而去，语人曰：“孙传芳器小易盈，败不旋踵矣。”即此已足略窥孙趾高气扬之慨，其置吴不救，亦坐此病。盖孙自以奉军天下莫强，吾遇之且如疾风扫箨，余子碌碌，更何足道，故其心目中不但无吴，且无革命军。徒以夙隶吴麾下，表面上终须稍让一筹，方喜有革命军出，正可假手倒吴，然后再由己起而平夷大难，则直系领袖舍己莫属。岂知吴之败，在于兵力不敷分配，而孙兵力不足以防守五省地盘，亦与吴同。当彼由浙出师攻奉时，以浙之军权委诸本省人夏超、陈仪辈，在彼固属权宜之计，而败机已伏于此矣。吴既败退武汉，孙以时机已至，遂不再与革命军妥协，而革命军此时亦不容许其妥协，两军在南昌附近，开始接触，于战事方酣之际，革命军忽由闽南进规浙江，夏超、陈仪等均阴与通款。孙知其不可恃，急由南昌分兵防守，而南昌方面之兵力顿形薄弱，遂为革命军所乘，不得不由武穴退回南京。十六年三月，革命军进逼南京，孙乃又弃南京而退至江北，至是始知革命军之不可侮，独力绝不足以幸胜，因与奉军联合，于是年八月向南京猛进，始势锐甚，终以在龙潭方面为海军所厄，全师未能源源渡江，致遭惨败。自是孙遂依附奉军，苟延残喘，不复能再起矣。
总之，吴、孙兵力均感不足，合则两利，离则两亡，是孙之致吴于败，实不啻自致其败也。此以见大难当前，首贵团结，凡挟私以排异己，孤行而昧大势者，皆非所以谋团结之道，而自濒于危亡，如孙者可以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