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接收上海，“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同时他又是“军委会的东南行辕主任”，节制七、九、十战区）曾事先有过详细布置，派了很多人在上海，与敌人及汉奸都有长久的联络。日本一宣布投降，他即电周佛海转告冈村宁次，要他派员向顾接洽投降。而在上海一地，三战区的机关计有联络处、办事处、联络委员会、宣导组、先遣警卫队、及某某联络站等，总计达十余单位。在顾祝同的心目中，南京、上海一定是由他接收的。不料后来重庆的命令发表，京沪由“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受降”接收，使顾祝同大失所望。
为什幺会有这样变动呢？据说是何应钦玩的花样，他认为顾祝同在京沪一带早有部署，如由他“受降”接收，就一切抓在他手里，何应钦就没有权利了。何应钦向蒋介石建议，蒋也认为顾祝同是江苏人，且久在江苏，如接收京沪，将形成一雄厚的地方势力，所以改派了与京沪江苏没有地方关系的汤恩伯。
汤恩伯到上海的一天，苏商时代日报正连续译载苏联杂志关于检讨中国抗战军事的文章，那一天刚刚登载一九四四年河南战役汤将军命令他的士兵为他搬运工厂及商品的情形，使人回忆起河南群众中所流传的“河南四殃，水旱蝗汤”！
到沪“受降”的汤将军，据说有这样一个故事：
汤在华懋公寓接见日本登部队（第十三军团）司令官松井中将，汤开口说：“对不起，今天要您到这里来谈……”坐在旁边的美国顾问一听之后，立即警告他说：“将军！你要顾到你的地位，你是战胜者，对于投降的人没有什幺‘对不起’，你应该说‘我命令你’……”这样，才重新用命令口吻发言。据说后来汤恩伯与松井单独会见的时候，曾说：“早知如是，我们应该预先演习一下。”
汤恩伯的所以被派到上海——全国最重要最富庶的收复区——来，主要因为他对蒋的服从心较强，他的政治野心较小，容易控制。因此，他到上海后相当谨慎，深怕特务去蒋前触他的壁脚。
钱大钧过去曾任淞沪警备司令，给上海人的影象是胡涂庸碌，这大概就是他被派到上海来的主要原因。钱市长还兼任淞沪警备总司令，一身兼军政重任。实际上市政府的各局局长都各有奥援与社会地位，非市长所能指挥，而市府本身的实权操在秘书长沈士华之手，淞沪警备总司令部则完全由副总司令李及兰主持，钱大钧完全不加过问。
那末钱大钧做些什幺呢？唯一的工作就是招待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他的日常工作，是举行鸡尾酒会，招待嘉宾。因此上海的中下级人，说他是“咸水妹”的儿子，看到外国人都是他的爸爸！
市政府及所属各机关中，重庆来的官吏和原来留在上海的人员而复员的（没有参加伪组织的）差别，是很大的。重庆来的（以下简称“重庆人”）薪给为底薪的一百倍，留在上海的（以下简称“上海人”）为底薪的六十倍；米贴呢，重庆来的为法币一万六千元，留在上海的为法币四千元。机关中开饭时，“重庆人”的桌子上有六个菜到八个菜，“上海人”的桌子上只有四个菜。“重庆人”和“上海人”，分成两个世界。而工作效率上“重庆人”的工作既差，贪污方法尤其笨拙而显明；因此一般“上海人”都瞧不起“重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