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风”一词起来甚后
“雅颂”均是春秋时已经用了的名词，而风之一词出来甚后。
《论语》上只有“南”“郑”等称，无“国风”一个统称。《诗经》自己文句中有“以雅以南”，也不提及风字，其提及风字者，乃反不在风中，如“吉甫作诵，其风肆好”在《大雅》。
《左传·襄二十九年》，载吴季札观乐语，亦不及风字，直曰周南、召南、邶、鄘、卫等等而已。汉儒董仲舒又以《大雅·文王》受命为“乐之风也”。汉儒制作的《礼记》各篇中，才有国风这个名词。
现在《国风》各部分都是当时列国的通信歌乐，统言曰诗（与雅颂同），析言则曰周南、召南，曰邶、鄘、卫，曰王，曰郑等，必曰风，风乃该雅。山川有异，建国各殊，风土不同，感觉不一，春秋时有人集合之，大体上如我们今日所见，但当时歌诗决不止此，恐和汉魏乐府，唐五季北宋词一样，流传世间者万千中之十一耳。
始也风可该雅，继则以风对雅，言风雅犹今言雅俗，后来风雅成一名词，如杜子美时“别裁伪体亲风雅”，风雅即等于雅，犹之乎吉凶皆是德矣。
四方之音
既如上所述，则论国风必以其为四方不齐之音，然后可以感觉其间之差别。《吕氏春秋·音始篇》，为四方之音各造一段半神话的来源，这样神话全无一点历史价值，然其分别四方之音，可据之以见战国时犹感觉各方声音异派。且此地所论四方恰和《国风》有若干符合，请分别述之。
甲、南音
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侯禹于涂川之阳，女乃作歌。歌曰：“侯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以“侯人兮”起兴之诗，今不见于二《南》。然吕不韦时人尚知二《南》为南方之音，与北风对待，所以有这样的南音原始说。二《南》之为南音，许是由南国俗乐所出（周殖民于南国者，用了当地的俗乐），也许战国时南方各音由二《南》一流之声乐出，《吕览》乃由当时情事推得反转了，但这话是无法考核的。
乙、北音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遗二卵，北飞，遂不返。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
以“燕燕于飞”（即燕燕往飞）起兴之诗，今犹在《邶》《鄘》《卫》中（凡以一调与起为新词者，新词与旧调，应同在一声范域之中，否则势不可歌。起兴为诗，实即填词之初步，诗填词法严，起兴自由耳）。是《诗》之《邶》《鄘》《卫》为北音。又《说苑·修文篇》，“纣为北鄙之声，其亡也忽焉”，《卫》正是故殷朝歌。至于《邶》《鄘》所在，王静安君论之最确，抄录如下：
郑氏诗谱曰，邶鄘卫者，商纣畿内方千里之地，自纣城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以邶为近畿之地。《续汉书·郡国志》，径于河内郡朝歌下曰，北有邶国，则以邶为在朝歌境内矣。彝器中多北伯北子器，不知出于何所。光绪庚寅直隶涞水县张伯泾又出北伯器数种，余所见拓本，有鼎一，卣一，《鼎文》云，北伯作鼎；《卣文》云，北伯作宾尊彝。北即古之邶也。此北伯诸器与易州所出祖父兄三戈，足征涞易之间，尚为商邦畿之地，而其制度文物全与商同。
观于周初箕子朝鲜之封，成王肃慎之令，知商之声灵固远及东北，则邶之为国自当远在殷北，不能于朝歇左右求之矣。邶既远在殷北，则鄘亦不当求诸殷之境内，余谓鄘与奄声相近，《书·雒诰》“无若火始焰焰”，《汉书·梅福传》引作“毋若火始庸庸”；左文十八年传“阎职”，《史记·齐太公世家》《说苑·复思篇》并作“庸职”，奄之为鄘，犹阎之为庸矣。奄地在鲁，左襄二十五年，“齐鲁之间有弇中”。汉初古文礼经出于鲁淹中，皆其证。
邶鄘去殷虽稍远，然皆殷之故地。《大荒东经》言“王亥托于有易”，而泰山之下亦有相土之东都，自殷未有天下时已入封域，又《尚书疏》及《史记集解索隐》皆引汲冢古文“盘庚自奄迁于殷”，则奄又尝为殷都，故其后皆为大国。武庚之叛，奄助之尤力，及成王克殷践奄，乃封康叔于卫，周公子伯禽于鲁，召公子于燕，而太师采《诗》之目尚仍其故名，谓之邶鄘，然皆有目无诗。季札观鲁乐，为之歌邶鄘卫，时尚未分为三；后人以卫诗独多，遂分隶之于邶鄘，因于殷之左右求邶鄘二国，斯失之矣。
丙、西音
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抎之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河，实为长公（周公旦如何可及昭王时，此后人半神话）。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
然则《秦风》即是西音，不知李斯所谓“击瓮叩缶，弹筝搏髀”者，即《秦风》之乐否。《唐风》在文词上看来和《秦风》近，和《郑》《王》《陈》《卫》迥异，不知也在西音之内否。
丁、东音
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也，之子是必有殃。”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子长成人，幕动坼橑斧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
今以《破斧》起兴论周公之诗，在豳，恐《豳风》为周公向东殖民以后，鲁人用周旧词，采庸奄土乐之诗（已在《周颂》中论之）。
从上文看，那些神话因不可靠，然可见邶南豳秦方土不同，音声亦异，战国人遂以之为异源。
戊、郑声
《论语》言放郑声，可见当时郑声流行的势力。李斯《上秦王书》：“郑卫桑间……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缶而就郑卫。”不知郑是由卫出否？秦始皇时郑声势力尚如此大，刘季称帝，“风变于楚”，上好下甚，想郑声由此而微。至于哀帝之放郑声，恐怕已经不是战国的郑声了。
己、齐声
齐人好宗教（看《汉书·郊祀志》），作侈言（看《史记·孟子驺子列传》），能论政（看管晏诸书），“泱泱乎大国”，且齐以多乐名。然《诗·风》所存齐诗不多，若干情诗以外，即是论桓姜事者；恐此不足代表齐诗。
“诸夏”和《国风》
“诸夏”一个名词是古史上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且试求诸夏是些什么，在哪一带地域。《诗·周颂》：“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又：“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论语》：“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左传》：“任宿句，风姓也，实司太皡与有济之祀，以服事诸夏。”
《荀子》：“君子居楚而楚，居夏而夏。”
历来相传夏商周为三代，商周两世的历史，我们晓得的还多，夏世则太少了。不知太史公据世本以成的《夏本纪》在世次上有多少根据，但“启”之一词，已经等于始祖，其上乃更有禹与尧舜之传说生关系者，大约总是后来人所加。启之母为涂山氏女，或即和周之姜嫄，殷之有娀为同类之传说，而启之开夏或即由于灭甘乃大（《甘誓》已言五行，出必甚后，当在战国末矣）。
夏之世系大约已不完全，相传夏故域在汾水流域，而其后代之祀在壅丘，当黄河之南，去殷商不远。又在陈者有夏氏，疑夏在盛时之疆域，北包晋唐，东至山东境，南及于江汉，此区域中文明古国至多，到春秋时这些痕迹犹在。国为南汤践灭，而文物犹在，故这一带地方的列国叫做诸夏。
商虽灭夏，然以取夏文化之故，或者也以诸夏自居，犹之乎满洲人入了山海关，便也自称中国，称人蛮夷了。周人入了中国，把中国“周化”得很利害，封建制度即是扩大周化的，而周行周道周宗周京一齐周起来，而文化的中国之名仍泛用夏。
《周颂》中那几篇无韵的文辞甚古，说到夏者两处，在有韵的《周颂》及大、小《雅》中夏之称不见了，《周颂》中说到夏的几句话。大意是谓武成功立，藏起干戈弓矢来，与诸夏相安，这很像克服了中国与人休息的话。这样看来，诸夏在西周之初是很常用的名词。
直到战国末年，还以楚对夏，大约由于楚向北发展，诸夏又受了一回震动，诸夏之一部分遗留，即为周之南国者，为楚所并，而楚风变夏。然楚夏对当之称犹在民间。夏一个字在商周千多年中的命运，仿佛像汉一个字在魏晋以后至于现在的命运一样。那么晋之南，汉之北，一切小国，在势力上几乎都是四邻大邦的附庸，在文化上却有很长的遗留，或者郑魏陈桧以至于曹，以至于唐，一切不同的列国之风，就音乐论也许保留了些诸夏之旧。发扬蹈厉每是新国之容，濮上桑间，玉树后庭，乃歌胜国之文华也。
起兴
六诗之说始于周官。《毛诗叙》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自秦始皇数用六以后，汉儒凡事都以六为纪，不可以五，不可以七，六艺六书皆不恰恰是六。六在汉代犹之七在佛经上，成了一种“圣数”啦！所以六诗一说，本不必拘泥求之。
大约说六诗者有两类：一、以六诗皆是诗体之称，如《郑志》；二、以风雅颂为体，赋比兴为用，如《朱传》。
近人章炳麟先生谓赋比兴为诗体，为孔子所删。赋比兴之本为诗体，其说不可易，至读《诗三百》中无赋比兴者，乃孔子所删，则不解删诗之说，本后起之论，宋儒辨之已详也。章君又谓赋即屈荀之所作体，其言差信，谓比即辩亦通，独谓兴为挽歌，乃甚不妥。强引周官以论兴，说得使人心上不能释然。寻绎《毛传》独标兴体，必有缘故。
前见顾颉刚先生一文论此，谓兴体即后人所谓起兴，汉乐府以至于现行歌谣犹多如此。据原有歌中首句或首两句，下文乃是自己的，故毛公所据兴体，每每上两句与后来若相干若不相干。此论至不可易。
起兴之用，有时若是标调，所起同者，若有多少关系。例如《邶》之“习习谷风”和《小雅》之“习习谷风”，长短有别，皆是弃妇词。“关关雎鸠”和“雝雝鸣雁”相类，皆是结婚词。“燕燕于飞，泄泄其羽”，和“雄雉于飞，泄泄其羽”相等，皆是伤别词。即《吕氏春秋》所记“燕燕往飞”也是感别，《破斧》之音也是人事艰屯。那么起兴同而辞异者，或者是一调之变化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