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西方思想一大主脑。但他们以为一个人的自由,应以不侵犯别人的自由为限,此语实无理致。若你的自由,以别人的自由为限界,这便是你的不自由。若别人的自由,以你的自由为限界,这又是别人的不自由。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他们所揭橥的自由主义,目下都起了摇动,正因为自由在相互间没有一个明确的限界。
自由的反面是干涉。只要天地间有两个以上东西的存在,这一个终不免要受那一个的干涉。受了那一个的干涉,便损害了这一个的自由,干涉愈多,自由愈少。对付外来干涉,不出三途,一是用强力压制,二是调和,三是屈服。各人的自由,以别人的自由为限界,本来像是一种调和,可惜此种限界不易确定,因此调和遂不可能。无限向前,又是西方思想在内心要求上一特征。若以无限向前来争取自由,则相互间只有压制与屈服之两途。一面既有压制,另一面自不能无屈服。在压制与屈服的过程中,则有斗争。其实则无异于以干涉来求自由。因此最爱自由的反而最爱干涉。难道那也算是相反相成吗?
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这是中国人的想法。但物与物之间,真个可以不相干涉不相冲突吗?还是在相互干涉中毕竟可以觅得一个理想的调和呢?侵入自然界的暂不论,专就人事方面言之,不能天地间只留你一个人,你既与人并生此天地间,便不能不受到别人的干涉。这便不是你的自由。天地间只有独一无二的才能真自由。试问人生在世,是否可以独一无二地存在呢?在我想,只有在人的内心上是可以独一无二的。何以说在内心上可以是独一无二的呢?先举知识言。知是所知能知相接而成,这已超乎能所之上而独立,亦可说调和能所而中立了。能知接触到所知,或可说所知对能知发生了一番干涉。但若仅从知的方面说,那番干涉是绝不损害到被干涉者之自由的。受饿受冷的人,从物质生活言,可说他不自由。但若仅从知识言,饿了知饿,冷了知冷,那个知是没有什么不自由可言的。知识超乎物我对立之上,是调和物我之对立而成的,知是绝对的,因此是自由的。或者要说,知识若果自由,如何又有不知?其实知道你不知也是知。知识的正面和反面同样是个知,所以人心之知到底是绝对的,又是自由的。
进一层说情感。喜怒哀乐种种情感,人们往往为此而感到不自由。其实就喜怒哀乐情感之本身言,也是绝对而自由的。因其亦超能所而独立,亦是调和能所而中立的。所以喜是自由的喜,怒是自由的怒,哀乐是自由的哀乐。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一面是干涉,一面即是自由。你不该说,因有外面好色干涉我,使我不得不好,因此失却了我的自由。或说因有外面恶臭干涉我,使我不得不恶,因此失却了我的自由。当知是由你好了,才见他是好色。由你恶了,才见他是恶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自由,求之不得,辗转反侧,也是自由。当知求之不得的求,仍是我心之自由。得与不得是外面事。外面事,自然不在我们的自由之内。但求之不得而辗转反侧,这又是我心之自由了。你若专从自己内心喜怒哀乐一切情感上说,则应该是自由的。
由上所述,自由是内发的,干涉是外来的,但两者间并非没有可以调和融通之点。内心的知识与情感,都已调和内外,超物我之相对而中立。因此凡属科学艺术文学宗教道德一切内心生活,属于知识与情感之积极伸展者,都应该尽量让其自由,而且也无往而不可得其尽量之自由的。但一牵涉外面事物,则干涉往往有时要超过了自由。其关于物质自然方面的,可以说知识即权力。知识进步,即是权力进步。所谓权力者,无异即是对外面物质施以高压而使之屈服。但此也有限度,而且只可施之自然物质界。若在人文社群方面,此乃属人类之自身,未必便可应用对付物质自然界之同一途径与同一方法。因此对物质自然界可以知识为主,或说偏重知识。对人文社群则仅可以情感为主,或说偏重于情感。当知高深的知识与恳挚的情感,同样是一种权力,同样可以使人走上自由大道。中国古语,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以及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云云,皆是一种情感恳挚的话。如大舜之孝,屈原之忠,并不是对外屈服,而是一种内心情感向外伸舒之无上自由。融和了外面干涉的一种内在自由。瞽瞍和楚怀王,无异是对舜和屈原的内心要求的一个强烈的干涉,舜和屈原并不为之屈服,也非要加瞽瞍与楚怀王以高压而使自我胜利。舜与屈原之孝与忠,乃是超人己而中立一元化的一种情感完成之表现。老子说:“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这是实话。当知六亲不和与国家昏乱,并不能使忠臣孝子不能自由完成其忠孝之心情。人文历史上一切艺术文学宗教道德之最高成就,都是这一种内心自由的表现。
科学知识是一种融通物我之知之向外伸舒之无上自由,艺术文学宗教道德是一种融通人我之情之向外伸舒之无上自由。(其间艺术亦有对物,科学亦有对人,此间只举大体论列。)这些都是内发的。至于政治上的权势,经济上的财富,这都不在内心方面建立基础,其重要的条件,都偏倾在外面事物上。若向此等处要求自由,一方面未可必得,另一方面又将转换成对别人的一种干涉。真爱好自由的人对此应感淡漠。
中国传统思想似乎只偏重在内心情感方面,对于知识自由,未能积极提倡。西方近代自由呼声,最先是为科学知识之觉醒所唤起,但后来无限度引用到政治和经济方面去,则亦不胜流弊。英哲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即提出创造冲动和占有冲动之区别,大概亦是有见于此而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