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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平自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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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是广东梅县。在前清,称为嘉应州。嘉应州是直隶州,辖有四县。但它自身也直辖有相当面积的区域。辛亥革命后,改这直辖区域为县区。故认真说来,嘉应州和梅县是不能混称的。因为现在的梅县,在地域上说,只是从前的嘉应州的一小部分。这县区再细分为三十六堡。

在梅城的东门外,离城约三里多路,有一所小小的乡村,名叫三坑约,属于三十六堡中之一的东厢堡,我就是在这三坑约,——一个半乡半市的村里生长的。

那年学台又来了。但父亲审查了一下我们一年来的成绩,确无投考的资格。他便放弃了要我做一名秀才的野心了。

那年冬我们总算穿上了新制的粗蓝布的大褂儿了。

这年,是辛丑年,冬十月,祖父逝世。父亲在南洋漂泊至大霹雳,才接到祖父身故的消息,赶回家来时,已是残冬的时节了。

老祖母担心着我会迷失道路,不能回来,故她常教我说:

第二年父亲的学生增加至二十五六人了,束修全额也增加至六十余元,近七十元了。

童年时代的我,在一年中,有七八个月是打赤脚,三四个月穿木屐,其余有鞋袜穿的期间,多则一个月,少则二十多天,那即是过年、过节和有庆吊应酬的时节。我穿的是什么呢?除凉秋九月以后直入冬期须穿棉衣夹衣之外,由四月初(旧历)至八月杪,我是或打赤膊,或穿一件单衣度过去,天热时,我的全背部都发生痱子,痒不可耐,那里穿得上衣服。在这五六个月间,也只有两条深蓝色的夏布裤儿对换。我因为时时扯起前面的裤腰来揩鼻水,经久之后,那个裤腰的一部分,便变成一块硬布箔了。

癸卯年,父亲在家中教我读《左传》。在这时候,改科举为学校的声浪非常之高。本年的科考因有位堂叔和堂兄入了学。父亲说,只有明年一年有科考,过后便取消科举了。他要我们开笔写文章,——“义”和“论,”——和练习小楷。父亲是在做梦。我想,明年我纵令会写文章,并且也只十二岁,怎么会进场考试呢?

甲辰年,父亲也决意出来教蒙馆了。他在邻村的廖屋岗,开设了蒙熟。照例也在学塾的外墙上,贴上了一张长方形的红条子“张××馆”。我望着这个条子,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愉快。但看父亲的神色,似乎是无可奈何般的。于是我又闷闷不乐了。其次,我还因为“张××馆”四个字和父亲争论了一次。因我看见其他的蒙塾多用“书馆”两字,何以父亲只用一个“馆”字,那不是和城市里的什么和珍馆、清华馆等席店(酒楼)没有区别了么?

父亲苦笑着对我说。随后他解释给我听。在外面,如汕头、香港、上海等大埠的校书住家,都是写“××书馆”或“××书寓”。所以书馆这两个字要不得。父亲又说,最好是不贴那样的条子。但因为招报学童,又不能不贴这样的招牌。

父亲的这种平民化的经济方法,特别是买彩票性质与赌博相类似,不免引起了他的叔父和堂兄们,所谓绅耆的侧目。但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这种调剂金融的方法,似乎比士劣的包揽诉讼要光明磊落些。

父亲由南洋只携回两百余元,还不够祖父的治丧及营葬的费用。到了壬寅年的荒月(即由正月杪至六月中旬收获期止),家中一贫如洗,差不多一天三顿稀饭都不能维持了。加以旱魃为虐,这年的上半期全无收获。指望着有一点祖尝可以值收的,也终成画饼了。家里的衣服,(其实就没有几件值钱的衣服,)可以典当的也典当尽了。一大家人,每两天半就需要一块钱的糙米。父亲那时只二十八岁,接着祖父之后,管理家事。又因初由南洋回来,很少交际,走出市场上去,没有许多认识的人。所以想向外通融,也不可能。

父亲渐次和城市社会发生了关系,金钱的周转比从前灵活了许多。有许多家商店可以记帐赊货品给我的父亲了。

父亲往南洋去后,我更受苦。当我五岁的时节(其实尚未满四周年),祖父要我破学。父亲遂开始教我念《论语》,一直念到八岁那年冬,居然念完了《诗经》。不过书里的一个字义也不懂。

父亲刚从南洋回来,社会对他,尚无信用,故他对于今后的生活,还没有作一个通盘的计划,也无心教我们读书,仍然把我和一位堂兄送到“公孚当”来。

燕卿先生虽然是一个和厚的人,但有时也未免感情用事,先入为主,处罚学生,常多偏颇失当的地方。不服输他的学生,因为他瞎了左眼,便背后骂他:“单边哥,没凳坐!”当然,我对他也是无好感的。因为他日常对我的批评是:“行动越轨,性质顽皮,头脑迟钝,面貌不扬!”有时还叫我担板凳到他面前去给他打屁股。在那时,我虽然只是九岁,但亦知道是受了一种侮辱。

照族谱上的系统,燕卿先生要叫我们做叔父。这位老侄儿,到了开学后的第三天,擎着一根竹板,走到我的书桌前来,在我头上敲了三下,算报复了我骂他“单边哥”的仇。

我生长世家,而竟穷至这个样子,读者或许不会相信吧。但是事实如此,没落了的大家庭的子孙,多数流落,本是很平常的现象。在村里,我的祖父是一名增生,我的父亲也是一名秀才,表面上似乎是可以当当绅士,但实际上,这些功名反限制了他们的职业范围。我的祖父只靠一点祖尝,要养活一大家人,当然是家事日趋崩溃。

我所住的屋非常宏大,名叫留余堂,是我的高祖所建造的。容积也很宽,有似一所兵营。至今凡属我高祖系统的子孙,约三百余人,都容纳在这所破旧的老屋里。这是在岭南极平常的族聚而居的现象。

我因为营养不良,苍瘦得非常可怜,常披着一头的棕色头发,真是蓬头垢面。所以同族的伯叔和堂兄弟们,也不把我当族人看待,而只当我是外来的一个小乞丐。

我和一位堂兄同进这家蒙塾,还是燕卿先生向我的祖父招揽来的生意。最初他表示十分的欢迎我们,说我们是“书种”,是“将门之子”,几年之后,秀才是包拿得过手的。可是到了后来,看见我那样的顽皮,便常常骂我不像留余堂人,骂我只配当一个牧童了。我想我巴不得能够有一只牛给我看呢,那样念死书,有什么意思!

当我五六岁的时候,喜欢和村童一起顽(玩),东走西跑,有时跟他们走到离我的住家两里多路的饶公桥桥下的小河里去泅泳,有时又跟他们走到约一里多远的关爷庙里去攫明圣经。对于“学而”“先进”一句也不能记忆,而对于“汉寿亭侯……”的明圣经反背诵得非常熟口。

张燕卿先生到底是一个善人。在中国的善人尽都是境遇坎坷的。燕卿先生和我的父亲都是在那个时代没落中的intel-ligentsia。

对于这样类似沙漠的故乡,我仍然禁不住要常常思恋。第一大原因,当然是因为先人的坟墓在那边。并且我的生命最初期的十六年是在那村里消费过去的,从十七岁那年起,其间虽然有几次回到故乡去,但停留的期日非常之浅(短),可以说是和这个足令人怀恋的故乡永别了吧。

在这里,有一段有趣的插话。张燕卿先生是瞎了左眼的老童,他仍然很努力去赴童子试,想博得一个附生,以增高他在村中的声誉。但是,一般的批评是纵令他的文章好,学问饱,但学台老师也决不会为国家录取这个半残废的老童了。

在这村里,因为有三家蒙塾,所以进父亲的学馆来的,只有二十多个学生。学生的束修是由他们的家长随意捐题。过了正月半后开馆。到了二月杪或三月初,有所谓议关。即是请学生们的父兄到来吃一餐晚饭,请东家们中的一人执笔写关。即是由他们联合起来关聘这位塾师的意思。当塾师的当然不便启口要求东家们多捐束修,所以需要一位执笔的人为之代言。可怜父亲第一年在廖屋岗所得的束修金只有五十四元半。有几个由贫农家中来的破学的儿童名为捐题一元的束修,其实到了年终,只收到五角。故父亲常笑着叹气说:

在这家老屋的环近,无山无水,风景至为单调。并且气候非常恶劣,在夏季是赤日当空,酷热不堪,在冬季虽不见怎样寒冷,但因雨水很少,常常降霜。建筑已经不适于卫生,(因讲风水而朝西建筑,在北首又不植防风林,是其一例。)防寒设备则可谓全无。而我们在岭南的普通人家,在冬期最多只穿一件短棉袄,故在严冬的早晨,我们是非常痛苦的。

在祖父当家的时候,父亲只是一位少爷,并且是进了学的少爷,又因没有职业,每天只是和那些有功名热的老童或秀才们交游。结果学会了抹牌的习惯。但不是麻雀,只是一种我们故乡所特有的纸牌(叶子)。他输了钱,便把衣服拿到当店里去。最值钱的是圆领(前清秀才穿的制服)。父亲是常靠这件制服来做金融的周转。但到后来他觉悟了,故有赴南洋谋生的决心。自祖父死后负了一家的责任了,父亲不会再到赌场中去了。而蒙塾的束修又增加了十余元。因此我们的生活便也改善了些了。

在我们村里,虽然也有许多农民种稻。但是主要的农产品还是菸叶和芋薯。一般都以米食为正统,而以芋薯为杂牌。祖母不知从那家邻舍赊得了些便宜的芋薯来准餮(?)。不敢多耗米粮,最多,只烧一大锅的和米汤相似的粥来送这些杂粮。

在廖屋岗的两年间,《左传》继续着念至“定公”了。父亲一方面教我们念《左传》,为我们改削文章,一方面又要教我们习算术。因为他看见了由北京城礼部颁发下来的小学课程中,是有读经、讲经、历史、地理、算术等科目。为子弟的日后出身计,非赶紧灌注一些这类科学的知识进去,将来恐怕要落人之后。故父亲又找出一部《瀛环志略》来讲给我们听。至于历史,他不惜重资买了两大部《御批通鉴辑览》来叫我们赶快念下去。父亲对于我们的希望这样急,而他的苦心则决不是当子弟的人所能领会的啊。

在“公孚当”两年,只是念死书,完全等于失学。到了壬寅年的十一月杪,因为有一个同学打了我,父亲便叫我把书桌搬回家里来了。父亲的意思是,我在“公孚当”差不多隔天就要和同学吵闹或打架,不如早日放学回来,可省是非。但燕卿先生则以为是父亲怪他没有处罚那一个同学,因此生气而叫我搬学的。他几次托人来向父亲说,他可以处罚那个同学,而明年他也决意不在“公孚当”坐蒙塾了,希望父亲送我回“公孚当”去,等到腊月中旬再搬回去不迟。

叫完了两次,便拔脚飞跑,逃回自己家里来。但到了第二年春,才真悔恨自己之有这样的轻举妄动。因为过了新年,父亲又对我们说:

到了我九岁那年,我的父亲不能再忍受失业的痛苦,决意赴南洋谋活了。我的祖父也因为年老了,希望我的父亲能够帮他把家事负担下去。所以他允许了父亲转变方向了。在祖父原意是仍想叫父亲出省赴乡试,博取一名举人的。到后来受了经济的压迫,他知道这一途是绝望了。

到了十二月的中旬,我们从“公孚当”把桌椅搬回家里来了。我以为从此可以从张燕卿先生的威压之下解放出来了,从此可以和他脱离师生的关系了。有一天下午,北风吹得很紧,祖母把十文小钱给我,要我到“公孚当”旁边的的一家小豆腐店里去买四块豆腐干。我买了四块豆腐干后,远远地望见燕卿先生带着红风帽朝这边走来。我想骂骂他消消一年来打我的屁股的气愤。于是我向着他高叫起来:

但是父亲还是喜欢买彩票。他以为单买一二张票(每张一角五分),按公算计,极少中彩的可能。父亲对于数学颇有研究,他考究了一种买彩票的科学方法,——即是用与代数里面Combination相似的方法——以之游说族人,集资买三四百张的彩票,这比较有中彩的可能,即不能中头二彩,亦有三四彩可以弥缝。第一次果然发生了效力,即投资二十余元而得奖达五十余元之多,——足与父亲坐一年蒙塾所得报酬相匹敌。——于是不单震动了全留余堂,也诱惑了全农村。第二次加股的人便突增了。

但是父亲真个叫我们开始学写文章了。第一次出的题目是“父母唯其疾之忧义”。同时也叫我们每天早上起来写字,大楷和小楷同时并进。父亲也不限时刻,不分昼夜,一有空暇,便为我们讲释《左传》和《四书》,而讲前者的次数多于后者。第一次讲给我们听的是,郑庄公的故事。未审是何道理,我当时对于《左传》发生了很大的兴趣。我因为读《左传》,曾创作了许多有系统的图表以资记忆,大得了父亲的赞赏。

但是父亲的样子似乎是一天疲劳一天。他那时候,只有三十二三岁而苍老得似五十许人。

但是打听了一下其他的两家蒙塾的束修全额,只有值四十元左右。然则父亲的蒙塾,在这小村中,还算是占最优的地位。

他的态度这时是很诚挚的。他的这样轻的责罚,也叫我喜出望外。首先我以为一定要挨几十板的屁股呢。

九岁那年春,我改进了村里的一家蒙塾“公孚当”,塾师是一个族人,大家叫他做燕卿先生。在那时代,各蒙塾的门首都贴着“某某书馆”的红条子。“公孚当”是一家歇闭了的旧当店。张燕卿也在门壁上贴上了“张燕卿书馆”的红条子,但一般仍叫这家蒙塾做“公孚当”。

一想念到故乡,便会感伤到自己数十年来的漂泊。所以我不想提起故乡的事来说,也不愿意倾听从乡里出来的人向我说故乡的事。

“还是回‘公孚当’,去再混一年吧。”

“替人家看一年的牛羊也不止这一点点的工银啊!”

“我虽是你的侄辈,但是老师还是老师。将来你入学中举时,我还得坐首席呢!”

“张燕卿,单边哥,没凳坐!”

“你要记着,若你迷失了道路,有人问你是那地方人时,你便说,我是广东省,嘉应州,东厢堡,三坑约,留余堂,张××的第三孙儿!”

“你懂什么!”

乙巳年,即父亲在廖屋岗的第二年,在我们城里,陆续地开办几家小学堂。听说明年即要开办全州的最高学府——官立中学堂了。

父亲受了新学潮流的推动,知道对于子侄的教育,再不能像科举时代由他一手包办下去了。然则等到明年春李嘉应五属官立中学么?第一恐怕考不进去。纵令考上了,而每年每人二十元大洋的学费,对于父亲实在一种极大的威吓。因为若我和一位堂兄一同考进了中学,每年单学费一项,就要大洋四十元,还要制服、膳、宿,在当时真是骇人听闻。父亲坐蒙塾一年间的收入究几何啊?

因为我们求学的问题,父亲恐怕有几星期没有好好的睡觉吧。

“一、七、三、九、五”是蒙塾出课题的日子,即是说,在每月中,逢初一、初七、十三、十九、廿五便不念书,由塾师出课题或对子给学生们去做。父亲虽然仍按“一、七、三、九、五”的日子出课题,但我们所作的义和论,多压积着没有加以改削了。因为父亲实在太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