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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三十九章 豫北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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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十六年前后豫东、豫北的几次血战,河南局面,虽暂告安定,但长江流域和冀、晋原野,都燃起了连天的烽火。宁汉间的局面时弛时张,意见迄不消释,而亲痛仇快的战幕不免终于揭开。幸而变化微妙,急转直下,干戈忽又化为玉帛;跟着是要人下野,党部改组,上海发生了特别委员会的组织,直到宁汉政府合并,南京组成国民政府,共推谭组庵先生为主席。这期间一天一个变化,一天一个新的局面,都有别种记载可查,这里不必细说。同时,在北京借称大元帅之名的张作霖,自从攻豫失败,积极重振旗鼓,添聘了许多日本顾问,备办了充足的军火,另新发动了攻晋攻豫的战争。山西以傅作义驻涿州,被奉军重重叠叠地围困起来,傅作义坚毅沉着,守着涿州后,与奉军死抗,奉军左攻右攻,受了巨大的损失,仍然未把涿州撼动分毫。在这个长时间的涿州县城争夺战中,傅作义将军的英名轰动了全国,而我方平汉路军事全局,亦因此获得很大的便利。

阎百川先生就任了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誓师讨奉以后,我的驻晋代表李子晋从太原回到郑州,见了我,说了许多的拐弯话,我和他说:

“我的性情素来直率,不善应酬,你们在外边为我代表,必须替我弥补这个缺点,尽力地随和随和,说些好话,以便与各方感情日臻融洽。若你们也到处得罪人家,那便不是我的本意了。”

他听了我的话,很表示他抱屈,半晌才说:

“我本有许多话要向你报告,现在你既然这么说,我就不必说了。但有两件事实还是说一说,请你记着:第一,张学良盘踞彰德的时候,山西本就要发动,打算出兵石家庄,抄袭奉军的后路以与我们呼应,收夹击之功。可是张学良事先听到风声,即请乃父张作霖备办大量礼品,送了过去,向对方表示好感,并请山西方面一块儿先把青天白日旗制好,容给他们三天考虑的时间。这个要求,对方竟然答允。哪知道是奉张的缓兵计,三天过去了,不但未曾践约易帜,反把他们的炮兵开了过来,对之猛轰。吃了这一个闷心亏以后,才决定发动;这是自误误人的一个事实,很值得记住的!第二,我在山西多时,一直没听见一句肺腑中的实话。只有一天,我们谈了五六个钟头,直到夜深两点钟。当时越谈话越多,越说越高兴,俗话说‘言多语实’,一天我听到两句实话,我永远都不忘记。他告诉我他的处世秘诀就是:话说得越彻底越好,事做得越不彻底越好!他把话说出了口,马上就自悔失言,我心里也感觉得很不痛快。我们彼此瞪着眼,很久没有再开口。这两句话是极可珍贵的,因为确实是他肺腑中的真话。”

这位李先生的眼睛生得有点斜,我就只好开玩笑似的和他说:“你是眼斜心不正!好话你记不牢,偏偏记牢了人家的坏话!”

现在回忆当时的情形,仍然使我想起李先生那些话而生无限感慨。

在那时,平津为军阀势力的大本营,那方面的动态情报是我们所最需要的。张敬舆先生时居天津,于此项工作极是出力。他以五千元办一无线电台,请丁春膏等负责,专与我们联络情报,一天之中发几次电报。另外他自己又设法与我们通递书信,数日一次。此事张先生热心帮忙,花了不少的钱,费了很多的心力。后来张作霖侦知,一日请他吃饭,即在宴会席上将张先生杀害。公公道道地说,张先生实为革命最忠实的朋友,他身冒危险,大量地垫钱,什么也不图,只要助成北伐革命。张先生之死,系为革命牺牲,他的功绩是值得纪念的。在北京,也有一个朋友帮着做情报工作,也冒了许多的危险。

军阀们在他们的防区内企图消灭革命势力,简直无所不用其极,对于革命党员固然大肆捕杀,即普通人稍微有一点与革命有关的痕迹,亦都加以拘捕。北平街上受我们拖累者甚多。有某布店因本军某团专在他家买布,竟被罚款数万元;又有一家米面店和一家药铺因与本军有买卖关系,老板亦被捉去压杠子打鞭子,弄得九死一生,结果仍是罚款释放。试问商家买卖,何来仇恨,又有什么政治关系,真是暗无天日。有位朋友王弼臣,在保定府住家,因为他在客厅中悬挂过我的一张相片,便成为了不得的大罪,被军阀们的爪牙抓去,待之如江洋大盗,手上脚上都给戴带铁链,百般地勒索讹诈,结果罚了一万多元,闹得倾家荡产,一家几十口都没饭吃。住在北平的国民军官佐的眷属被拘捕的更多,也有父母入狱,也有兄弟被捕的,甚至一个曾在本军当过伙夫的平民也被捉去一打二罚,走投无路。本军将领之中,刘菊村做过京兆尹,张之江做过察哈尔都统,李鸣钟做过绥远都统,鹿瑞伯做过北京卫戍总司令。我们的部队,自成立左路备补军第一营,直到此刻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止,除开短期在浦口常德和谌家矶驻防外,其余的时候,大都驻在华北一带。华北几省无论城市或乡村,到处都有革命军的亲故,到处都有国民军的朋友,他们受我们的拖累,遭殃被祸的真是不少。万想不到军阀暴虐无理,以至于此!说军阀所在的防区即是人间地狱,实在一点不假。

在山东方面我们派去做秘密工作的朋友被张宗昌杀害的也很不少。其中有一位王君,曾充本军旅团团长,住在山东,为我们常常通信,后来即遭枪杀之惨。张宗昌在豫东苏北战败,回到济南,一肚子气愤无处发泄,迁怒所及,横施虐杀。郑金声被姜明玉叛变劫获,即被解赴济南,同时被押的尚有田瑞霖及一位从安徽捕去的马君。此时他为发泄气恨,便把他们三个人提出来,想着加以处置。见了郑金声,立刻迫令下跪,郑不跪,怒道:“你要枪毙我,请赶快下手,不要多话。我为三民主义为中国国民革命而奋斗,什么都不怕!”闻者均为之落泪。张宗昌改变态度,许予大官,郑金声即满口“土匪”、“卖国贼”,对之痛骂。张恼羞成怒,把他们三人同时枪决了(其中田瑞霖为陆大速成班第一期毕业,河南沈邱人,为人热诚勇义,随段先生任事时为最敢言之人,故有“田大炮”的别号,学识能力实为国家有用之材)。后来二十二年郑继成刺杀张宗昌于济南车站,便是为他的叔父郑金声报仇。张宗昌祸国殃民,落得如此下场,想来还有点死有余辜。

豫东之战,我们在考城方面截获张宗昌部十几尊大炮,运到后方查验,发现每尊大炮的弹膛都已炸毁。大家猜度原理,究竟是他们退却的时候自己故意炸坏的呢?抑或是另有他故呢?许多人都莫测玄奥。我知道从前袁世凯曾特意令兵工厂制造一种爆炸性的枪弹及炮弹,专门用来炸毁败退时不及抢走的枪炮,以免资敌。我想莫非张宗昌也备有这类的炮弹吗?后来打听,才知道并不是那回事。原来那完全是兵工厂里的工人作弄的把戏。他们痛恨军阀,同情革命,故意仿制了爆炸性炮弹杂于普通炮弹之中。及至运到前方应用,好好的大炮多在开火后炸坏,无从发生作用。

蒋先生自徐州退却后下野,悄然遄赴日本,不久即经各方敦促,返国到沪。那时我在开封,闻知蒋先生回国,极是高兴。即与阎百川先生电商,请共同拥护蒋先生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俾北伐大业得早完成,连同电稿一并拟好附去。当蒙阎先生复电,签字赞同。于是共发一告全国同胞的通电,说明当前大势及我们的襟怀。同时并致电蒋先生,表示我们的诚意,请于早日回职。蒋先生接受了我们的意思,即回京就职。当时经过,毋庸细述。不久蒋先生亲自和马云亭同到郑州,送给我一个谱帖,与我约为盟兄弟,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义。他的恳挚之意,很使我感动,亦即具一帖,写道:“为完成革命实现主义,我愿以至诚跟你一起奋斗到底。”

和蒋先生同在郑州盘桓数日,接着又到开封。时敌方增兵北路,冀晋一带战争尤烈,乃共商继续北伐的任务分配。那时还有些内部的问题,蒋先生很是挂念。一天,我们同在开封各处走走看看,蒋先生对河南情形很说了些夸奖的话。当时他提及他所悬心的一些问题,我劝他说:

“这个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先贤教训,是尽管人家疑惑我们,我们不能疑惑人家!尽管人家不容我们,我们不能不容人家!苟能持此原则做去,前面都是康庄大道。”

因详述汉高祖封雍齿的故事,把自己的管见都坦白说出,以供参考。商谈了个大略,他即回返南京。

这时要继续北伐,必须要先将徐州夺回。乃与第一集团军联络由蚌埠、砀山、归德进兵,两面夹攻,敌军不支,退出徐州。于是商妥蒋先生率第一集团军分三路沿津浦线向北推进,贺耀祖在铁路以西为左路,陈调元在铁路以东为右路,蒋先生自为中路;我们这一边,以方叔平为右路,与第一集团军左翼贺部相联络,方部左翼则接孙良诚—孙部取道曹州直攻济宁。许长林与石友三两部,都留驻开封、兰封一带,为预备队。北路方面刘镇华在大名,孙连仲和韩复渠在彭德一带出黄河北岸向北推进。当时的部署,大致如此。

豫北彰德的战事最先爆发。孙连仲率部向敌猛攻,敌方陆上用坦克车冲击,空中用飞机狂炸,战况非常激烈,孙连仲多次受险。孙连仲为人有胆识,好读书,谦下和平(真能有功归人,有过归己,故虽然年轻,而人多愿与之协同作战),勇敢善战,尤是特长。共同作战的还有韩复榘部亦全力挺进,牺牲很大,伤者颇多。他们在鹿瑞伯指挥,刘菊村策划之下,不取巧,不懈怠,同心戮力,与敌人勇猛拼杀。全体官兵,在千辛万苦、衣服弹药极端匮乏的境况中,能抱定有我无敌,有进无退的决心,以血肉之躯与敌人的坦克车、大炮、机关枪搏斗。他们没有懦却不前的,没有不严守纪律的,没有不爱护百姓的。这次会战,我们连死带伤约有一万人之多,沿途各车站上都挤满了死尸和伤兵,牺牲之壮烈,视上数次会战尤甚。但是他们的牺牲是有价值的,他们终于击溃了敌人,他们鲜红的热血,写出了一页页光荣的战史!

当战事正在猛烈进行的时候,有一天,刘菊村从汤阴打电话给我,说:

“目前前头的情形很不好,不能不给总司令报告……”

“菊村,”不等他说完,我就截住道,“你的话我明白。我们正是来找不好的,若是要找好,应该到上海租界上去,干吗在这儿呢?我们是革命,一切全凭牺牲,什么都不顾惜!”

刘菊村听我如此说,就没有再开口。过了一会儿,鹿瑞伯又来电话,说前方缺乏子弹,勉强支持着,死伤太大了。我告诉他,弹药的补充目前实在没法可想,只好勉强撑着。他就说:

“既然如此,我们可不可以把部队往后挪一挪,免得吃亏太大?”

“你的意思要往后撤退,是不是?”我不等他回答,便继续说,“我们是来革命的,我们只有前进,没有后退!这是敌我不两立的时候,不是保存实力的时候。我们不怕牺牲,我们就要找牺牲!你们要退,你们退去,我是不退的;我这里已经预备了一支手枪,两颗子弹。敌人若来,我用一粒子弹打敌人,一粒留着打我自己!无论如何,我决不能退。我到前方来根本就没有打算后退!你们谁要退,请谁先把我打死!”

“好了!好了!我有办法了!我有办法了!我一定遵照总司令的意思去做!”瑞伯与我同事多年,我深知道任何没办法的事,他有办法,任何委屈,他能容受得了。我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坚决而沉着,我知道他实在已经拿稳主意了。

鹿放下电话,立刻就召集军官会议,将我的话向大家申述了一番,说明唯有咬牙前进才有出路的意思。大家得此激励,个个人抛去了后退的念头,重新带着部队一鼓气地往前冲杀。同时与韩复榘部会合,以郑大章抄敌之后,将敌人子弹给养全数焚毁。当时韩部以转载过于疲敝,子弹又不敷用,每次冲了上去,挡不住敌方炮火太猛,又复后退下来。韩复榘着了急,即卧地大打其滚说:“我们现在的情形是只有前进,否则总司令必定枪毙我,我与其被枪毙而死,不如即死在此处!”这样一闹,人人都激动起来,鼓起勇气冲杀上去。鏖战了三四天,敌人终于不支,往后撤退了三十里,接着就一溃不可收拾。

当战事最激烈、情况最紧急的那几天,我在车道旁一个散兵壕里躺着。那土沟深阔各三尺,秦德纯、曹浩森、黄少谷几位都同在一起。他们觉得住处风吹雨淋,未免太苦了,就和我说:

“我们既是露营,还是搭一个帐篷好吧?”

我说:“官兵们正在枪林弹雨之中,拼着性命,一分钟内不知道有多少死伤,我们能有这样的住处还不满意吗?我们住帐篷心里能安吗!”

就在这夜两点钟的光景,前方的报告来了,说敌方阵线动摇,已经有撤退的模样。隔了半点钟,又来报告,说敌人已经向后退了三十里。再过一会儿,说敌人的左翼也撤退了。我一面下令追击,一面将“我困难时敌更困难”的意思切告各部。

这回的会战,我们这样地取得了胜利。最后五分钟的苦撑,关系如此重大!当初若是实行后退的计划,则结局又当如何?过后我听奉军将领说,在此次战役中,深深体会到国民军的阵线真如铜墙铁壁一样坚固。我们虽不能当铜墙铁壁之誉,但是全体官兵的一种前仆后继坚持苦撑的精神,实在是不容易摇撼的。

在大名方面,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刘镇华和韩德元等部无法抵御,十里、二十里地不住往后撤退,苟不增派援军上去,实难挽回颓势。此时电调驻甘肃的张维玺部已经开到,即令开赴大名增援。张维玺这部分队伍,器械很不整齐,倒是训练有素,战斗力颇强,当时加到刘镇华的左翼,向敌猛烈反攻。经这支生力军一鼓作气,全线官兵都精神百倍;敌方出乎意外,不能支持,很快就往后溃退了。

这时,蒋先生来了几次电报,说我在新乡,他在徐州,两下相距过远,于联络上颇感不便,希望我挪近一点。我即复电说:“即移兰封。”当即离开新乡,在兰封南门外一家百姓家找得一个临时住处。在院子里搭起一个帐篷,作为我的会客办公之所。这时候方振武得到蒋先生的委令,我又送去一些饷项,他刚由南阳、信阳方面把部队一批一批地开拔出来。他自己到兰封来见我,我亲去车站欢迎,同到我的住处,我就同他坐在那个帐篷里接谈。我很恳切地对他说:

“这次北伐,是神圣的革命事业,是我们军人献身为国千载一时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努力,为国家民族建树功业。不然,将来北伐完成,我们无半点体面,该到哪里去躲藏呢?我是个直率的人,不会说好听的话。我以为我们是革命军人,我们应该彻底洗除利禄观念,有功归人,有过归己,胜不争功,败不诿过,切切实实地为国家为人民献出全力,至死才能罢休。我们是多年共患难的朋友,今天幸得见面,我就赠给你这几句话,请你不要见外。”

他听了我这番话,很以为然,即把队伍迅速地开赴前方。当时他所担任的是曹县金乡一路,紧接着第一集团军贺耀祖部。当方军沿微山湖以西前进,过了曹县的时候,我们铁路正面部队和孙良诚部都正与敌人发生激烈的战斗。敌方不能同时兼顾,因将其围攻金乡的部队停止前进。敌人方面,在铁路正面的是张宗昌所部,其右翼与我方贺耀祖、孙良诚部对敌的是孙传芳部。孙传芳所部战斗力甚强,贺部一与接触,即感不利。孙传芳见该路获得胜利,即留小部应付孙良诚部,以其主力向贺部猛攻。贺部不能立足,自济宁起一再转移阵地,眼看着快要到离徐州只几十里的黄口、羊架一带,已至危急之时。此时,李兴中在第一集团军那边为兵站长。他来电话给我说:

“这边敌人已经迫近,我们此刻都上了车,准备退却了!”

同时我连连接到蒋先生的几个电报,说形势危迫,问我尚有预备队没有?我赶紧复电,说我这里尚有预备队一万五千人左右,可以全数开上,请其万万不可后退。立刻就派第六军石友三部前去增援,每隔十五分钟一列车,加急向东开运。他们开到砀山以东,即与敌方接触,这一下出敌不意,把孙传芳部压迫得不能支持,不得不向后退却。徐州方面始得转危为安。

孙传芳部虽被石友三击退,可是损失并不算大,而且当其退却时颇能保持秩序,有计划地分作五路,陆续退向西北与口北各地,一面伺机打击我部。时孙良诚正攻济宁,孙传芳即调其退却部队之一路袭孙良诚之后。幸而事有凑巧,他们退却的计划及偷袭的企图均被孙良诚于事先侦悉,早已做了准备,使敌方不能售其计。于是孙良诚分兵截击,堵其后路,同时,席掖池的骑兵已将兖州东西两车站完全占领,孙传芳部和直鲁军弄得进退失据,再也不能挣扎,立即大败溃窜。孙良诚遂进占济宁。这回孙传芳的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关防印信也被马鸿逵部所获。

自石友三预备队调往徐州方面增援,兰封这边已经空虚不堪,除一连手枪队、一连参谋队、一连将校队而外,再无其他兵力。这时总部里参谋秘书等人员,看着防务空虚到这个地步,都觉得危险。他们以为我把队伍一股脑儿都调走,假设此时后方发生意外,将如何应付!我就和大家说,革命阵线是整个的,不应该分出彼此。第一集团军的危急,就是我们的危急;他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他们失败即我们失败,成功即我们成功。我们救人之急,拯人之危,也就是救己之急,拯己之危。目前徐州形势事实上已经十分危迫,我们若不派人增援,致徐州一失,整个战局都受影响。我岂不知后方空虚的危险,只是出于万不得已,有什么办法?于是我每天就把手枪队、参谋队和将校队都集合在操场上,从早到晚地劈刀打拳,从事训练,教外面人看着好像后面还有重兵驻守着一般。其实全数不过三百人,演的是道道地地的一出空城计!

方振武部围着金乡,一直不曾猛攻。孙良诚希望他可以不顾牺牲,向前挺进,而方不能,两下又闹起意见来。孙良诚对方说:

“你们为什么老在城外停着?是和敌人打呢,还是预备打我们自己呢?”孙的意思以为这是紧急关头,必须以敏捷手段,向前猛进,俾能早早渡过难关,而在方振武方面,因见贺耀祖此时正节节败退,故而持重不发。

及至石友三开了上去,把孙传芳的部队击退,石乘胜追击,直到快近济宁,方振武亦将金乡张宗昌部击溃,随后追进。此时石友三一切辎重接济都随行进,恰巧金乡突围而走的张宗昌军经过石军后方,方振武追敌的部队赶来,便把石友三的后路粮秣弹药一齐截劫而去。石友三见方振武忽然截其后,大吃一惊,猜不透究竟是什么用意。石友三的军需长给我详细报告始末及损失,我知道这个误会不易解释,唯恐他们因此发生冲突,而坏大事,乃赶紧致电石友三说:

“这次损失的一切东西都由我赔偿,你开个详细单子来,损失了多少,我赔偿多少。你不要再计较了!”

这场说不定会起剧变的风波,这样才算平息。我以为我们作战,对于敌人自当损敌以利己;对于友军,即必须损己以利人。凡于友军有利者,要我什么,就拿出什么;抱定“争利不先,取义恐后”的决心和“我死,你不要死”的襟怀,而后才可以和衷共济,同心戮力。所谓“公正光明”,所谓“识大体明大义”,就得从这些地方确实做起。军人无此道德,无此认识,无此操守,则事业详有不失败者!

前方战事正在这个紧张的时候,樊、李等一般反动分子忽然接受了军阀的委令,趁我后方空虚,向长安、洛阳、潼关、巩县等地方分五路袭击。这次事变的发动,确是张、吴等军阀唆使的。他们派人在上海用大量款子买通樊、李,令他们趁我们一、二集团军北进之时,扰我后方,以遂其阴谋。他们是有组织地有计划地策动这事,决不是偶然而发的。事先早就有此谣传,但我们都不甚相信,因为他们已加入革命阵线,走上光明大道,何至于再入岔路,钻回黑暗中呢?哪知他们竟未脱土匪习气,一切只凭胡干。我们原先的想法,实是把他们看得太高了。当时各处告急电像雪片似的向我飞来,一会儿说叛军已经迫近了巩县,一会儿说洛阳已经发现了叛军便衣队。此时驻守巩县的只工兵一连,在洛阳只是教导团同妇女培德学校、官佐子弟学校的学生,简直谈不上有什么防务。我接了各地告急电报,心里十分不安,一方面赶急给蒋先生打电报,一方面即直接致电石友三,调他星夜回来,以应急变。石友三率部已经快到济宁,接到我的电报,立刻掉回头,以一天一夜的工夫,强行军赶柳河。我预先准备好了火车,部队随到随上车,大家须于上车后再睡觉。因此在路上官兵不曾有合眼打盹的时间,石友三自己也是上了火车之后才睡觉的。当即迅速赶到郑州,在郑州以西二十里的地方与樊钟秀部接触。全体官兵抖擞精神,向敌猛扑,从荥阳、汜水起,完全以无敌的姿态,一直打到巩县,敌部措手不及,无处立得脚跟。同时宋哲元亦已率部由山西赶到洛阳,两下取得联络,前后夹攻,把樊钟秀打了个落花流水。经过三昼夜的激战,河南后方的变乱完全平定。

与樊同时叛变互相呼应的是李云龙,他率部袭击长安和潼关,企图一下攫得整个陕西。这时潼关守军为马鸿宾部,全数不过五六百人,可是人数虽少,却一个个都是好枪手。他们都是西北同胞,长于行猎,射击技术特别高妙,使用的是一种“插子枪”,距枪口约尺许之处,置二铁签,不用时系在杆上,射击时捋下来,插在地上,如两只脚一样,稳稳地站着,枪口瞄准,即免摇晃不定之弊。又他们在远距离没有把握的时候,决不发枪,既经发枪,一打就着,真是弹不虚发。又加马鸿宾为人极有深心,沉毅坚忍,带着四五百个健儿,以一当百,死守着潼关。李部一上去,便要被他打死几十,连攻多次,吃亏极大,只得退到雒南以南地方。围攻长安的叛军为数甚众,时邓鉴三为代理主席,同过之翰、旅长周得胜部与之死拒,文武官员都上城头督战,百姓亦都继起,上下一心。叛军围攻了数昼夜,没处下手,迨宋哲元解了洛阳之围,赶了回去,方把那些小丑一一肃清。

像樊、李这般反动分子,真是国家的害虫,人民的蟊贼。说他们是军阀,他们却打着革命的旗子,说他们是革命的友军,他们却依旧保持着建国军的名义。只要有官有钱,哪一方面亦肯与之勾结,革命阵营里让他们钻了进来,得不到半点裨益,反倒埋下许多危机,添了内顾之忧。事实上他们是比真正的敌人更可恨,更要可怕。这次若不是有石、宋各部行军迅速,士卒用命,说不定会使陕豫地方大受糜烂,革命前途亦受打击,影响所及,真有不堪设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