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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三十章 穷困的陆军检阅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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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检阅使署设在北京南苑航空署旧址。命令发表之后,我即率领部队开驻南苑。我们从河南开拔时,吴佩孚本答允每月仍由河南拨助二十万元为我们的饷项,但这显然是一句哄骗的话。在他,是唯恐我们的队伍不溃散,原有的款,亦必克扣不发;哪里还会为我们在别处筹饷的道理?我一离开豫督之任,他那不值一文的诺言,早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那时的北京政府完全仰承曹、吴鼻息,吴佩孚此次将我调职,其用意即要置我们于绝境,使我们即不饿死,亦必瓦解。因此财政部亦不敢捋其虎须,为我们筹发饷项。我们全体官兵多年在饥困之中挣扎,幸赖上下一心、艰苦奋斗,得以自存。在河南两月,稍得喘出一口气,至此又重新陷入粮匮饷乏的境地。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那时的国务总理陆军部长为张敬舆先生,辛亥年间他为二十镇统制,我在他部下为八十标第三营营长,曾共同酝酿革命、讨伐复辟之役,他又为我赞划甚多。这些前面都已说过。因此他对我有极好的印象。此时看我处于如此困境,就尽力为我帮忙。首先把我的部队改编为一师三个混成旅:第七混成旅,旅长张之江;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钟;第二十五混成旅,旅长宋哲元。十一师包括二个旅:一以鹿钟麟为旅长,一以刘郁芬为旅长。部队有了名义,饷项就不难设法。经我多方奔走呼吁,始得由崇文门税关和京绥铁路局两处每月合拨十五万元。数目虽然不敷分配,并且要到十二年下期方开始拨付,但洛吴的阴谋诡计也毕竟没有成功。

关于饷项方面的事,后来派薛子良、邓鉴三及杨慕时三人分任督办与总办,整理得弊绝风清,税收增加甚多,真是点滴归公。自有崇文门监督之设,当以此时办得最清明。在我们部队的饷项还无着落、正在百般筹措的时候,张敬舆先生尤热心为我们设法。他常常向黎总统替我们说话,黎总统以我们在浦口在武穴擅自停兵不受命令为词,表示对我不放心。张对他极力解释,并劝他去看我们部队,希望能从我们队伍整齐与精锐上引起他的些许同情,而予我们相当帮助。但黎总统是个圆滑的角色,他怎肯平白为我们出力?那天张先生同荫午楼先生陪同这黎总统看完了队伍以后,黎总统集合全体官兵讲话,大意说:

“你们是有革命历史的队伍。什么叫做革命?就是拼过命的必定都有饭吃。我从床底下被革命党拉了出来,领导民军,推翻满清,所以才当到总统。你们将来慢慢遇着机会,自然也会和我一样,能够高升,能够飞黄腾达。”

我真不明白他的话是什么意思!随后敬舆先生说了几句,勉励大家刻苦努力,勉励大家奋进不懈,勉励大家要做救国救民的军人,而不为一派一系的私人走狗。都是有益好话,颇能助长官兵的精神。散后我和荫昌先生同坐一车,他发表他的感想说:“您这没有别的,就是卖什么的吆喊什么。不像别人,明明卖的油条,却吆喊着卖馒头,明明做着政客土匪,却还顶着军人的头衔。”时荫午楼先生为总统府侍从武官长。

在饷项窘乏之中,部队的训练工作并未一刻懈怠。学科方面,分为士兵、正副目、初级军官、中级军官与高级军官几个班次。一般兵士的课目有军人教科书、八百字课、简明军律、军人教育、精神书、军歌和各种兵教科书几种;正副目于一般课外加授军士战术和军士勤务二种;初级军官复另加初级战术、军人宝鉴、典范令、曾胡治兵语录、《左传》摘要五种;中级军官再加高级战术、军器学、欧洲战史以及各种经书和子书的选读;至于高级军官则另组各种研究会,从事各种专门问题的研究。

除教导团继续开办外,又举办高级教导团以教育在先前成立的教导团毕业的学员。所请教官大都是陆大的优秀分子。以段雨村为高级教导团团长,熊斌负教育之责,孙连仲、石友三、梁冠英、李忻等都是那时的学员,他们的学识能力,得于此者甚大。

那时—民国十二年,听说王铁老先生为辞去江苏省长,在定县闲住。我自幼对他仰慕,每以未能朝夕向他领教为憾,此时特派鹿钟麟专诚敦请,为我们各级军官团讲书。多蒙铁老另眼相看,欣然允诺,但提出三个条件:一不能信奉基督教,二不能戒纸烟,三不能改穿短服。三件事我都一一依允。但是及至来到南苑,他却自动地不肯吸烟。问他为什么缘故,他说不能因为个人的嗜好,破坏团体的纪律。日常相处,铁老先生尤能言语有则,起居有定,潜移默化之间,予我们全体官兵极好的熏陶。除听讲《易经》、《书经》外,我还读了一部《群书志要》。课外时间并且随时领教,得益匪浅。此外还有一位张先生和一位陈老先生,也请来为我们讲经书的。陈老先生是我的参谋陈琢如的尊翁,福建人,那时还留着小辫子,每谈及父母,必流泪叹息。张先生后留张之江处为秘书。玉、陈、张三位先生各讲过一篇《易经》,驻南苑期间,《易经》共讲四遍。我以为在新文化尚未普及时代,要读中国经书,《易经》甚为重要。这是中国的一部哲学大著,卦辞爻辞所说的人生处世,国家大事的原则原理,都有一番大道理。但读者却不可迷信,尤不可执泥。可惜我那时读它,就不免过于崇信的毛病,以致待人处世种种方面都受其影响。比如谦卦中三翻四覆说的一个谦字,“谦谦君子,卑以自牧”、“谦尊而光”等等,使我总以为消极的退让,是人生最大美德,因而对政治往往不能出以积极态度。其实这并不是书不对,而是我自己的错误。我以为对人处世固当谦下,但对国事,对政治,却必须有一种当仁不让,积极负责的精神。一这不过举起一端而言之罢了。

我在南苑又重新建造了一座思罗堂,以纪念在常德为疯人击死的罗感恩大夫。我用此堂作为请名人给部队讲话的处所。王儒堂、颜惠庆诸先生都在那儿讲演过;黄膺白和蒋百里二先生更应我们的约请,经常地来讲话。黄讲的都是关于国际现势及中国政治的问题,蒋讲的都是军事学方面的问题,每星期两次。使我们全体将领,耳目均为之一新。

除上述者外,术科的训练还和往常一样,军官队及军佐队成立的体操团尤予严格注意。刺枪、劈刀、射击、器械体操等人人都会数套。至于应用体操,每连中除二三情形特殊者外,其余的人都能在杠子上拿顶,跑八道阻拦。此外还有一种特别的训练,便是在严冬三九天举行的沟叠比赛。在那样的天气,大地到处结着很厚的冰,土层也冻得三四尺,坚如铁板。各团营官长目兵在下半夜集合出发,在裂肤堕指的寒风中挥舞着镐锹锄铲努力各自团体的沟垒工作,到黎明的时候,各团营的沟垒都掘好了。工作最快捷最坚固适用者,予以胜利的奖状。此时优胜者每个人脸上都含着愉快的微笑。这种比赛,意义是很大的。第一,可使部队养成耐寒冷耐困苦的习惯,以及不怕艰辛险阻的精神;第二,可以打破个人主义的优胜观念,激励并加强其团体活动的精神与纪律。至于在沟垒工作中获得实际知识与经验犹其余事。

打仗是拼性命的事,官兵之间“共生死,同患难”的精神,必须修养于平时。在阶级上固然有官长士兵种种高下之分,但祸福利害却必须绝对一致。士兵的痛苦便是官长的痛苦,士兵的福利便是官长的福利,官长士兵应该觉得彼此的关系如同家人父子,息息相关,浑然一体。因此我于教育训练而外,对于每个官兵的生活,自早即知所注意。而于残废和阵亡的官兵在可能的范围尤多方设法,予以特殊之关切。

残废和阵亡的官兵,为最勇敢最有为且为对团体最有功绩者内。我们于战斗之后侥幸不死的人,对于他们致深切的敬佩和哀悼,尽力予以安慰救济和抚恤,实是义不容辞的事。对于残废的官兵,我总要很郑重恳挚地赠送给他们一些礼品,并每年举行一次特别宴会,以表敬重之意。聚会的地方搭盖一座很高的台座,分作五层,历年战阵受伤的官兵,都有详细的光荣记录。据此查考,凡受伤三次有特别勋劳者请坐在第一层台上,每人面前都有很丰富的五碗菜肴;受伤二次者第二层,每人菜四碗;受伤一次者坐第三层,菜三碗;仅有轻伤者坐第四层,菜二碗;没有受过伤的坐第五层,每人只菜一碗。饭后,赠给礼品,也按着层次的高下而分厚薄,礼品的价值有三元、四元、五元、八元数等。又每年举行一次音乐会,专门招待并娱乐残废官兵。

对于阵亡官兵,我在南苑建筑了一个昭忠祠。那祠是一座五上六厢的院子,正中一座亭子,对着大门,院子后面一片广阔的坟地,便埋着历次阵亡的忠勇官兵的骸骨。对于阵亡官兵的家属,我每年派员前去慰问一次,斟酌情形,予以照顾。他们有到达学龄的子女,便领来送入官佐子弟学校,一切费用都由军中供给。没有子女者,并设法为之立嗣,比如李振芳阵亡后无子,即为过继李正义为嗣。正义原是北京孤儿院孤儿,后送往香山慈幼院上学,抱来的时候只有五岁,后来毕业于育德中学及中央交辎学校。又如史家德的父亲因教习抛掷炸弹,不慎炸死,我即供给家德入校读书,以至自立。这些办法,是一个团体应尽的义务,只要有心,没有办不到的。

有一次,过之纲四十四团有一个弟兄得了严重的败血病。一天我查问病号,向医官问到那个士兵的病情,知道已送协和医院。输血多次,仍不够,还要继续输血,请我派一排弟兄去供给输血。

按照医学上的知识,一个年轻体壮的人,牺牲若干西西的血,原无损于健康。但是士兵都是从乡间来的,一点医学常识没有,照传统的观念,总把自己的血,看得珍重无比。若是我下一命令,强令他们去输血,于情于理都不合适。我以为救人助人,是最快乐的事,但必须出于自愿。我就要求他抽验我的血,若是我的血可以用,那就不成问题了。

“好!”医官答应着,立刻便去拿抽血针去了。恰好这时候正遇着各营营长上讲堂,他们听说抽验我的血,都跑来看,看见我坐在那儿仰着臂膊,等待抽血,都兴奋极了。个个争嚷着抽验自己的血,输给那病兵。取过我的血之后,又取了张自忠的血。大夫一面详说血液的学理、输血的手术和那弟兄的病况,一面便分头抽验他们的血液。结果除张自忠外好几位官长把血输给了那个病兵,那个病兵不久便完全痊愈。这件事使全体官兵都感到兴奋,大家都觉得官长与士兵不但共着甘苦,而且是同着生命的。彼此间的感情便越发不同了。

有一天我同一个团长名叫马玉田的谈话。他是民国二年时招来的兵,共事已经多年。谈起他家庭的现在状况。知道他父母已亡,现在带着他的妻子在南苑附近住家。我问他有小孩没有?他说曾经生过两个小孩,但都是患了脐疯症,生下没几天便夭折了。我把这事记在心里,一天请教一个美籍医生,问他脐疯症到底是什么毛病。医生告诉我说:

“这个病在欧美各国已经没有,可说是中国特有的小儿病。因为中国旧式收生者毫无科学知识,小儿落地后剪断脐带时所用的剪子都不消毒,以致病菌传入小儿的血内,数天内毒性发作,即无法救治。若用新式接生,决不会患这病的。”

我想这是极重要的一件事,当即打听他如何雇用新式接生婆的事。他说雇请一位新式产婆,每月不过数十元的薪资。我们这里的官兵带有家眷同住的不下三四百位,每年诞生小孩至少有二百多口,请一位专门收生医士,实在是十分必需的。我立刻听从了他的建议,请来一位专门收生的医士长川供养着,从此以后,不但婴儿的死亡率大减,就是产妇自己也安全多了。

官佐家的弟妹子女,凡到达结婚年龄者,我极力提倡他们联亲。一来因为他们父兄都是同事,彼此熟识,相互择配,比较能满意;二来团体的关系也可因此愈加巩固。他们结婚的时候,我必两方送礼,送男家的是锅碗瓢筷等一套厨房用具,送新娘的则是一架织布机。大家送礼,也都必须适合实用,必须采用国货。有人问道:

“你平常教官佐家的女子和男子同样的入学读书,到结婚时候为什么又要女的学习织布呢?”

我回答说:“这是二而一的事情,并不矛盾。婚前学些做人的知识,婚后学习谋生的技能,都是要女子不依赖男子,能够卓然独立。各人的境遇不同,资秉互异,不是每个人都能继续升学,取得那大学文凭。何况她们纵然能够受得高等教育,研究高深的学问,但是婚后学得一点实用的技能,也是应该的,并不就是辱没了她。我以今日中国中上阶层的女子,多半不事生产,在社会上是个消费者,在家庭中,则为男子的附属者;因此女子的地位无法提高。同时,男子也因为生活上有妻子的累赘,以致对于职业上往往患得患失,屈己辱节,亦无奈何。我在她们结婚时送一架织布机,便是希望她们能够学习切实的生活技能,在经济上可以独立,不做男子的寄生者,在社会上能够参加生产,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也可不为丈夫之累,两下都可不相牵挂,各做各的事业,各做一个有益国家社会的铁铮铮英豪!”

官佐中凡有婚丧一类的事,我们的规矩是只许上级官对下级送礼,下级官以及一般士兵都不得备礼赠送。这一点,在当时的军队中是绝无仅有的事,因此不免引起一般人的惊异。我有一位第八师的朋友,在我营中住了几天,看见这个现象,和我说:

“我在军队中看见的惯例,是只有下级对上级送礼,连长送营长,营长送旅长,旅长送师长,谁的礼品办得贵重,长官就喜欢谁,到后说话就特别有效,官也升得更快。所以大家都要在送礼上面用心、努力。送一次礼,典卖借贷,都在所不惜。因为这是下的本钱,升官之后即可一本万利的。下级官对上级官送礼,有这番讲究。你们这个规矩却是为什么呢?”

他认为我们这些办法,就是我招人嫌忌,惹人骂我为活妖怪的原因。

我在南苑办的培德学校,在通州设立分校,专为教育官佐的眷属。派苏钦文为校长,对校务勤勤恳恳,成绩斐然可观。学校中的课目除读书外,就是做工艺,以纠正一般家庭妇女坐请吃穿的积习。另外办有附属小学和幼稚园,以教育官佐的小孩。他们的子弟年龄较大的,则送入我在北京办的育德中学读书,育中校长派余心清任之。余为美国留学生,专攻教育,办事甚认真,极小之事亦不放过,故当时曾造就出不少的有为青年。我现在记得的军需武子健的孩子,即由育德学校毕业,后来考入交通大学,毕业后曾在天津总站服务,颇有能力。还有一位姓李的学生亦以成绩特优、做事认真,后来甚有贡献于国家社会。可惜这个育德中学没能够办得长久,即以政局影响而致停顿。

在此时间,对于退伍及残废士兵的安插,仍是仿照过去办法办理。即是退伍后送入营中所办的工厂学习工艺,军中遍贴非工不食的标语,每个士兵都一定要学得一种技能,以维持生活。这时工厂厂长以石友三任之,办理颇努力,对伤病兵照顾得尤其细心。后来石友三入高教团,改任许长林为厂长。

地方的公益事业,也如往常一样,在能力之内,令部队踊跃参加。那年永定河在丰台西南决口,一时北京永定门和平则门外的居民惊惶异常。我知道以后,即命鹿钟麟等督率着两旅人驰赴当地,星夜抢救,费了很大的气力,终于把决口处堵住。熊秉三先生和地方士绅看见我们官兵不分日夜、浸在泥水中勇猛抢救的精神,都夸奖不已。

这永定河,就是古代所谓无定河,但是年湮代远,河流业已改道多次,不复是旧日的河道了。我同熊秉三先生商量,要把这常常酿成灾变的永定河予以根本的治理。当时计划疏浚旧河床,并且加宽加深:拟开三十丈阔,一丈深,先开个三百丈远程,必须在春天以前完工,等到水涨,永定河的水即可归入旧道。计划确定,我们队伍即着手挖掘。那工程真是困苦,一团一团地开上前去,五天一换班,在那风狂沙暴的天气里工作着,连鼻子耳朵也塞满沙土,一直做了几个月,始告完工。熊秉三先生以及北京附近的人民所以对国民军感情很好,决不是没有缘由的。

我在南苑期间,与北京社会亦多接触。北京那时为中国的首都所在,各国都有外交人员驻节于此。那时苏联公使为加拉罕,因王正廷与徐季龙两先生介绍而相识,常相过从,谈谈苏俄革命后各方面的情形,使我得到许多新的认识,觉得他们国家实有伟大的前途。时俄国正有旱灾,我国人士亦颇关切,曾努力赈济。一日加拉罕开一会招待北京政界人士,以表谢意。我认识了使馆中一位武官,全副武装,胸口挂满勋章,仔细一看,全有列宁的像。与之谈话,恳切而多智慧,实是很有能力的人物。又有一次在西山开会,到夜间才散,我和加拉罕同坐一车,他自己司机,开得又快又稳,非常熟练。我很惊异,问他身为大使,何以也会开汽车。他说他是工人出身,这在他们是极平常的事,就如我们会走路一样。我听了觉得很有意思。回来也学着自己开车,可惜没有长久时间的练习,学得究不到家。

一次,高级教导团宴会,专请有十多个日本人。收拾会场时,例悬挂万国旗以为点缀。我叫把万国旗中的日本旗全都撕下。客人到齐,有一位日本人注意到此点,即问何故不见日旗。我告诉他说,这旗是从街上买来的,我们办事的人跑遍了全街,也找不着带有日本旗的万国旗,真是奇怪的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贵国对我国提二十一条的事,使百姓的恶感深刻不磨。另有几位也说:“一定是百姓干的,这些地方正是表现出中国人民的意思。”我请小幡公使不要以为此是小事而漠视之,应当打个电报报告他们政府,俾能知所考虑与反省。

又在五月七日黎明,令西苑、南苑我们的军队大放地雷,以纪念国耻,警勉同胞。是日又令部队游行示威,各持一纪念五·七国耻的小旗,喊着口号,唱着国耻歌,整齐而又严肃地走过大街。第二天《顺天时报》上即刊载新闻,说冯玉祥恶作剧,闹得北京市民都不能睡觉。

英美各国公使亦不时有酬酢之事。有一次美国公使请我们吃饭,到了约定的时间,我和一位美国朋友格里君同去。那时天还未黑,车到东郊民巷口,一个中国巡捕忽拦住车子,用手中棍子一阵敲打。我问他什么意思,回答道:“你们没有灯,车子不让走!”我叫点了灯,又说点得太晚,仍是不许走。我说,若是违犯了章程,或是罚钱,或是扣人,都可以,怎么就胡乱打车子?究竟是为什么缘故?他说:“没有缘故,就是不让走,你忘记你是中国人!”我看他不可理喻,立刻夺过他手中的棍子,还敬他一顿打,把他推倒一旁,令车子开了过去,直到公使馆赴宴。散席以后,公使对我谈及岗兵被打的事,说他们巡捕要报复。我把全部事实都告诉了他,并请格里君作证,我说:“主人请客,客照约定的时间赴宴,你们雇的巡捕不许通过,而且无理打车,出言不逊,岂非有意侮辱!我想他一定喝醉了酒,否则我真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意思!”公使明白了真相,很是抱歉。

此外以基督教关系,常有几位美国朋友往来。有一美教友叫做戴牧师,事母至孝。他母亲已八十五岁,新从美国来,办有一个圣经必带会,刊印一种小本《圣经》,赠送友人。那天来看我,汽车一停,戴牧师就下来,背着他的老母亲走入室中。老太太精神很好,说话也还清楚,和我说:“快要死了,特意来看看您,并且赠你这书。”那时戴牧师年过五十,犹未结婚。问他为何不娶,回说若娶了亲,必须与母亲分离,就不能照应母亲了。但不打算抱独身主义,将来母亲过世,再说婚姻的事。我看他语真意直,与中国人在礼教下所讲的孝道又有不同。我以为孝亲之道,出于人情与天性,古今中外都有此一个至情至理。我国新文化运动初起,曾有人主张非孝,那不过是对礼教的一种反响,实在不免矫枉过正。戴牧师生长在个人主义风靡全国的美国,而不为社会累没至性,我始而以为稀罕,继而不能不佩服其人格之伟大。他请有一护士照应他的老母,自己也朝夕不离左右。

美以美会还有一位名叫刘海兰的牧师,即是北平汇文学校的创办人,他和他太太结婚五十年,此时已八十多岁,还很健实。循照欧西风俗,结婚五十年,谓之金婚纪念,是个盛典。我特意赠送一只花篮,亲去贺喜。看见主人只在桌上办置了几盘点心,客人来了,亲热地拉一拉手,愿意吃的,吃一块点心,即走。简便而又恳挚,什么繁文缛节也没有。金婚过后没几年,刘牧师即死,不到九十岁。送葬在西城外一个教会坟地中。发丧的时候,我也亲去送殡。到的朋友很多,丧仪简单,但极其哀痛。想到我们中国的出殡,叫花子雇他数百名,行列绵延十数里,一点哀痛之情也没有,时间金钱消费于无用,无非摆摆排场,显显阔绰而已,那真是败家子的办法。从这种礼俗对比上,显得我国社会实在腐败,人家的社会实在是向上进步的。

在此时间,国民党中的朋友亦往还颇密。一次孔庸之(祥熙)先生来看我,带有一份中山先生手书的建国大纲给我,说总理把他手写的这书送给你,问你有何意见,有何需要增减之处。当时谈了几句,匆匆即走。他说日后再来看我。我把那份手书的建国大纲细细读了两遍,觉得太好了,太完全了,心里涌起了一种兴奋钦慕之情,无从笔述。过了一年,再和孔先生见面,他问我看了那个写本感觉如何?我说这是我们中国唯一的对症药方,必定照着这样办,中国才能够成为自主的现代国家,卓然独立于世界。自从读了这个,我完全成为中山先生的信徒了。后来民国十四年孔先生到张家口看我,告诉我这写本原是赠送宋庆龄先生的,那次借来送给了我,打算另写一份归还宋先生,不想中山先生未能重写,即已故去。现在这写本已是一女许配两家,归了我,宋先生就没有了。我说我虽把写本视为珍宝,但我绝不能将孙夫人的纪念物夺为己有,当时翻箱倒笼,好容易才找了出来,即请孔先生携归孙夫人。他要我在上面写一小跋,记述此段因缘,以留纪念。但以人事倥惚,一直未得写成。倒是后来到了南京,替孙哲生先生留的那一份上写了一个小跋。

又有一位刘盥训先生和一位郭维一先生为了山西的事来看我,谈山西人民的苦痛,谈山西的种种假做法,话说得很多。我听之后,亦未加思索,就叹息一声,冲口而出地和他们说:“我有一句俗话要奉告两位:是有老王时恨老王,没老王时想老王。其实看看山西的完整,今天哪一省可以比得上?”我的话刚刚说完,郭维一先生即红着脸把脚一跺,扭过头来就走。追上去请他不要生气,他说:“你既这样说,我和你就没有话说了。”当时情形至今我还记得。

北京的官长,我自来不肯随和周旋。我的种种不合事宜的干法,除去少数有知识、有良心的人尚能同情而外,一般官场社会都讥我孤雁出群,骂我为活妖怪,把我当着眼中钉看待。我此次初到北京,有人对我上条陈,说我在河南失败,在北京领饷无着,领械领弹无门,所遇种种困难与打击,都是因为我太不随和,太不讲应酬的缘故。我觉得也有相当道理。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我也勉强和各方应酬应酬。那时的北京上层社会,总而言之,是官僚恶习太深。只拿请客一事来说,请柬上明明写着六时到席,可是到八点钟客还不齐。我老是前五分钟或准时赴宴,至则阒无一人,连主人也没来。等得我无可奈何,只好自己叫一盘包子或一碗面条,吃完,留一张明片谢谢主人即走,多少次多是如此。他们把我看做怪物,我把他们看做更怪的怪物。而且请客并不预先约定,总是临时下请帖,往往同日同时收三四份亦或四五份请帖,到时只好在这边坐三分钟,吃一点汤;又到那边坐五分钟,吃两粒瓜子,一餐饭要吃数处。东城跑到西城,地方相距又远,汽车也来不及。大家都是这样,结果十人一桌的席,不过剩个三两个坐着,主人费了许多金钱办起来的丰盛珍贵菜肴,几乎没一人下箸。这样的宴会,金钱上、时间上都成浪费,既不能吃,又不能谈,只是摆官僚排场而已。我想为什么不能预先约定时间,家常做四五样简单的菜,大家聚一聚,又好吃,又好畅谈呢?官场中固是如此,其他绅商大老,也无不要摆官僚场面。记得一位周姓银行老板为其尊翁做寿,叫了戏子彩排唱戏,请了数百男女客人,仆役进出忙乱,数以百计。那个烦嚣杂沓的情形,我想他的老人家亦必烦躁而感不安,哪里顾到孝道!有一次瑞福祥请吃春酒,也是唱戏,请着数十桌客人,那种铺张的场面,我这个穷小子也总看不惯。我想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把这些钱捐给孤儿院,或是捐给图书馆,定要如此浪费掉才觉得痛快呢?

敬舆先生的生活在当时原算是最俭约的,但因周旋于各部长及国会议员们之间,有些方面也就不免习于奢靡而不自觉。比如接待客人所用的三炮台烟,问他每天须消费多少,他说每天约须二十筒上下。我又打听他的账房,也是说多至三十七筒,少亦十余筒。这个数目使我很觉得惊奇。若是每筒以一元计算,那么,仅仅香烟一项每天便需四十元,每月便需一千余元。人们每以为这是小事,不加重视,其实不然。据我所知,民国八年时的估计,全国香烟消耗每天达六万万二千万余支。到民国十七年,别家烟公司的不算,只英美公司每日就可销售八十二万万五千万支。以此折算钱数,还不够惊人吗?外国人以不解饥渴的烟草来,换取了我们大量的金钱。他们把这些金钱运回去,造成飞机炮舰,把此落后的民族威压得俯首帖耳,一任他们宰割,这果然可以视为小事吗!

和北京当政的大人先生们往还久了,使人更进一层地认识了他们的面目。他们三个五个聚会一块,多无一言涉及国计民生。大家嘻嘻哈哈,兴高采烈地谈着的,不是昨晚打牌输赢了多少,明晚梅兰芳的什么戏牌,便是某某女戏子怎样风骚,谁家姨太太怎样标致,再不,就是商议着如何卖官地、典公物以及拆城墙、卖砖瓦一类的勾当。使人只见目前漆黑一团,简直闷得透不过气来。

为一国元首的大总统黎元洪氏,是个不肯负责、圆滑苟且的人物。每逢星期六日中午,他照例总要邀请在京的各首长在居仁堂会餐。被邀的不外国务总理、各部部长、卫戍总司令、步军统领、警察总监、陆军检阅使等十四五个人,吃的常是西餐。每次大家坐下,吃着谈着,总要引起黎总统的牢骚来,这时他就诉苦道:

“唉!总统真不是人当的,这一个月我又赔了三万多。这样计算,我每年就要赔上三十六万。长此下去,我实在不能支持了。唉,你们看!这个月,我的煤矿股票和盐票的利息,差不多都赔贴光了。东也捐款,西也募钱,叫人无法应付。每月进个十万八万,仅只捐款一项,就不够开销!”

在座的人的答话各样都有,但都是敷衍奉承。有的说他忠厚仁慈,有的说他大仁大义,也有人代他出主意,说往后可以少捐,或者募捐者找了来,一概不予接见。一次我却纳闷不住,瞪着眼睛,脱口而出地说道:

“总统是当旅长出身,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呢?”

“存的呀!”他局促地说。

“旅长的饷每月不过几百两银子,怎么会存那么多呢?”我这样鲁莽地追根到底,自然使他发窘。但总统总有总统的襟怀和雅量,他对这些无可置答的闲话只以呵呵一笑了之,脸上红也没红。到底他心里是怎样地怀恨我,我就摸不清楚了。

我每见到总统府华丽的陈设和总统个人的豪奢生活,便想到全国大众的颠连苦痛的现状。数十年来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已如天罗地网,使中国农村一天天入于破产的厄运,而无可避免的连年的水旱兵燹,尤使全国民众都陷入水深火热的境地之中。大量的农民,徘徊在饥饿线上,流亡到魔窟似的都市中。多少贫苦无告的老弱,无法挣扎,终于做了道路上的饿殍!百姓的情形如此,狼心狗肺的军阀们,仍是野心勃勃,计划着杀人夺地的战争。一般脑满肠肥的官僚政客们,仍在醉生梦死,恣意淫乐。而我们身为一国元首的总统,日居富丽辉煌的府第中,一食百金,一衣千金,还诉告着自己不能赚钱!什么是民生疾苦!什么是建国大计!姨太太是他的性命,女戏子窑姐儿是他的安琪儿;国家人民的事谁有工夫去理会呢?

“中国不亡,是无天理!”我每想到这句话,便不禁感到心头刺痛。

政局是处处演着明争暗斗的丑剧。张敬舆先生等看着吴、曹胡闹,早知事情不好,故竭力拥护黎为总统,吴、曹便做出一个吴大头吴景濂时时与以掣肘。可是到后来黎总统和张国务总理之间也是意见不合,无法协和一致。黎是那样地圆滑,张有许多好办法,黎都不敢施用。张说在目前环境下,必得有些实力为后盾,对局面始有办法。黎不肯采纳。张要改组卫戍总部,并收警察总监等机关而隶属之,命令写好,黎却不肯盖印,说:若总统干不成,洗手回家亦是好的。黎既如此只顾个人,不想做事,议会里又有位吴大头蓄意与张捣乱,故张纵有良好办法,亦无可措施。

北京政府虽然堂哉皇哉地称为中央政府,实则一切大权均操于遥镇洛阳的吴佩孚之手,非吴者逐,异吴者去,这已是公认的事实。一些不肯与吴苟合、不为吴所喜的部队,便都不免于粮匮饷乏。这时的财政部长是张弧。一天,我找他商谈领饷的事,他很沉痛地对我说:

“部里哪有钱开支饷项呢?别的不说,譬如拿钱不做事的顾问、参议、谘议就有几百个,这些大人先生一个也不敢更动,稍有松缩,他们马上便到国会造谣捣乱。额外还有所谓特别顾问,现在就有十七个:七个是女戏子,其余都是走红的姨太太。她们月薪都在四百元以上,每月必得二十六七就送钱去,不然,我这个财政部长的饭碗就捧不住。部里的开支都是类此,人们犹正嫌其拮据,不能畅所欲为,您想军队的饷项等等,谁肯理会!这部长我是不能干,也不打算干了,这样糊糊涂涂地干下去,实在良心上说不过去!”

这是财政部长良心发现的说话。中国政治黑暗到这种地步,我不知道实揽大权的吴佩孚,究作何解释。

那时驻守北京的部队,不仅我们这一部没有粮饷,卫戍司令部、警察总监、步兵统领等部分,也是饷项缺乏,奔告无门。有一次我和王卫戍司令、薛警察总监及聂提督几个人,趁着国务院开国务会议的时候,跑去催索。等到各部长、次长到齐,张敬舆先生就领导开会,把各处来的电报报告完毕后,以荒唐鬼著称的财政部长刘恩远(这时张弧已经下台)就大发牢骚说:

“财政部长简直不能干,一天到晚东也要钱,西也要钱,谁也没本事应付。譬如胡笠僧这种土匪,也是再三再四来要钱,国家拿钱养土匪,真是从哪里说起!”

因这一番话,我看见了一幕喜剧。刘部长讲完了以后,大家沉默了一会儿,正要进行讨论别的议案时,农商部次长刘定五先生忽然站起来说道:

“我们今天要先讨论财政部长的话。他既说胡笠僧是土匪,实在,国家为什么要养土匪?我们该请总理把这土匪拿办。若是胡笠僧不是土匪,那我们也该有个说法,不能任便人家血口喷人,不问事实。”

财政部长听了这话,红了脸,不能答复。大家也都静默着,你看我,我看你,都没有话说,空气变得异常紧张。停了约有十几分钟,张总理才说:

“我们还是先讨论别的问题吧!”“不行?”刘定五先生倔犟地说,“我们今天要一定先根究胡笠僧是不是土匪的问题,这是关系国法的大问题!”停了又有几分钟,刘恩远才勉强地笑着说:“我刚才说的不过是一句玩话,您何必这样认真!”刘先生板着脸,严肃地说道:“这是国务会议,不是随便说玩笑的场合。这件事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你通电,承认你说的话如同放屁;再一个就是下令讨伐胡笠僧!”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看着是非僵局不可了,但出人意外地是刘恩远竟跑到刘先生跟前,行了个三鞠躬礼,并且连声说:“你算是祖宗,我的话算是放屁,请您饶恕了我,好不好?”一场僵局就这样喜剧似的结束了。刘恩远在当时是权势煊赫、炙手可热的一个人物,刘定五先生竟能持正不苟,当众撕破其丑面皮,实在令人非常痛快,非常佩服。

王怀庆在民元时是杀革命党最多的一个屠手,滦州起义的一般朋友都是惨遭他的毒手,可是这时他却在首都当着卫戍司令。他虽是个武人,但做官的伎俩却十分高妙。他为讨好黎总统,就把黎氏左右侍役以至老妈子都买通了,每个人月送二十元、三十元、四十元不等,叫他们专为他报告黎的动静,比如黎每天会的什么客,说的什么话等极小的事,他都打听知道。一有机会,他就可借以取悦取信于黎。徐世昌为总统时,他也是运用的这一套手段。徐看的哪几本书的哪几页,他知道了,连忙看那几本书的哪几页。及至与徐晤谈,徐一开口,他便应对得恰合其意。因此徐常夸奖他博学多能,的确是个人才。其实他那种人才说穿了原是听差和老妈子造就出来的呢!

他此时在北京拿着卫戍司令在手里,却想尽钻营搜刮的门路。他和薛总监、聂提督三个人合起伙来,先是偷拆北京城墙的砖,拿去出卖;接着原为旗人所有的坐落在西山的土地、落魄的清室遗族的府第大宅,他们都设法以贱价买来,以高价卖出,从中攫取大利。天坛、社稷坛等公地的树木,他们也设法偷着变卖。后来南苑大红门内一块大空地,他们也私下卖给了外国人做跑马场。南苑是个军事重地,如何能够听从他把这儿的空地卖给外国人?他连这种事也胆敢做,还有什么不敢做呢?

王怀庆之流为何胆敢如此无法无天、无所顾忌?就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当时直系专权,整个直系的军阀与政客就正在寡廉鲜耻、为所欲为的情形下,酝酿着贿选运动。

贿选的第一步手段,就是对原任总统黎元洪氏加以驱逐。他们先收买了几家报纸,利用之以对黎作种种的攻击,更进而收买了大批猪仔议员,使之对黎作种种的非难,最后,更唆使直系的师旅长们群起向黎索饷项。黎本是胆小怕事的人,看着环境险恶,知道势已不能恋战,便怏怏然一走去职。

黎氏既然让出了总统的缺,猪仔们便捧出曹锟。选举的运动是每票五千元,替他直接活动的政客们,所得的报酬,当然不止此数。如此一来,一幕贻笑世界、触怒全民的丑剧就完全登场了。

但是一手掩不了天下耳目,金钱也毕竟买不了人心。贿选的丑剧演出不久,邵飘萍、林白水等一般有骨气有热血的新闻记者,便把此事底细全盘揭露,甚至买票的收条也照相刊出。恬不知耻的曹锟在舆论鼎沸、万众怒吼的场面中,仍然一不做、二不休,装模作样地上台,做了总统。后为总统府秘书长的某功狗说道:

“他们说我们贿选,这是古已有之的。历史上唐尧禅舜,就是贿选。史家为要说得好听,有意编出揖让的故事。其实哪有的事!将来我们也可以编历史的,我们编得比他们的更要好听些!”

竟有此一段荒唐无耻的说话!呜呼!真正无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