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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十五章 左路备补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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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变平复以后,袁世凯决定重新编练军队,名为备补军。共分为前后左右中五路:王汝贤任前路统领,刘某任后路统领,洪子成任右路统领,雷震春任中路统领,陆将军担任的是左路统领。左路备补军和其他各路一样,共分前后左右中五营,我任前营营长(同时参谋部亦委我为中校副官,我未就。这是刘一清先生为我在陈二庵处保荐的。刘以革命被二十镇解职后,即赴南方。兵变前数日,他代表黎元洪参加迎袁代表团到北京,我们曾经见面),陆成武任后营营长,董士禄任左营营长,龚广翼任右营营长,中营营长由统领自兼。

计划就绪,即着手招兵,在德州、平原、沧州、景县四区,分头招募。我任景县这一区。我在正月十七日早晨动身,同行的有中营前哨哨长宋哲元同他的哨官等多人。(统领兼任中营营长,此次招兵,他自己不能同去。因将五哨哨官哨长随各营同去,前哨随前营,后哨随后营,按序分配,取其简便省事)过了丰台,即到杨村。不料英国兵忽然上车干涉,以我们携有枪械为借口,禁阻我们通行,气势汹汹无法理喻。我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我想:“为什么不准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通行?你英国凭什么在中国境内这样横行霸道呢?”后来费了许多唇舌,百般交涉,才算勉强通过。到了天津,车站上也触眼都是黄头发蓝眼睛的英国兵,中国的军警一个也看不见,宛如置身于英国的领土上一样。我们的车停在站上,那些英国兵三番五次地上来盘查,阔视昂步,不可一世。目睹这种主权旁落的惨痛情形,想到跟前以及沿路上所身受的欺凌屈辱,不由得使我怀疑着:“中国是否还是个独立的国家?天津一带几时已经沦入异国之手了呢?”此盖北京一带兵变事起,英国即借口保护侨民,在北方一带调集重兵,为所欲为。于是天津各地俨然成为他们的保护区域,中国的一举一动,都要受他的监视和干涉。而中国当局,却只着眼于内部的权力之争,对外的方面,简直置之不闻不问。中国政治当局的可鄙可耻,就正在这些地方。

我们在景县住了四五天,到了正月二十二日,一营人就已招齐了。当即开回南苑着手训练,曹福林等就是在这次招来的。新弟兄们以农工小贩居多,都是真正的良家子弟,素质很好。此外还有许多曹州府人,—此时津浦铁路初成,天津至济南一段,都是烧砖铺轨,他们原先即为碴砖工人,以姓周的为最多。又此次招兵,我们住景县大寺中,寺中小和尚,都哭着吵着要求还俗投军,老和尚气得把他们关起来。但结果终有三个和尚投了我们的队伍,都很好。由此可见青年人的心志,他们要做有用的人,决不甘做无用的和尚。

南京方面听说袁世凯又招兵了,于是群起反对,质问他为什么违反信约。老袁乖巧得很,马上通令停止招募。但事实上,五路备补军统统已经招齐了。

那时民国初建,一切都混乱泄沓,漫无头绪。队伍驻在南苑训练,衣服锅灶一切用物都无着落。大家每天饥一餐,饱一顿,过一天算一天,勉强维持着。直待奉到命令由南苑调开北苑训练的时候,新兵们身上仍然穿着原来的随身便服,褴褛肮脏不堪,七零八落地走过大街。我在后头跟着,怎么看也像一群叫花子,我自己就像个叫花子头。在北苑住到两个月的光景,才每人发给一套衣服。又经了很久的一个时期,才又领来二百支破枪。国家在大改革的时期,无论什么事都需要一点一滴地经营,不耐烦、无毅力,都是不行的。我是这个时期混过来的人,于这种甘苦更为清楚。

新兵编制成营之后,仔细加以考查,觉得素质还很不坏。他们大多是纯正的良民,忠厚老实,吃苦耐劳。只是官长成分非常复杂,训练极感困难。当刚成营的时候,段芝贵凭他炙手可热的势位,极力安插他的私人,甚至他家的护兵马弁也一股脑儿介绍给陆将军。陆将军碍于情面,无法驳回,一一照收。于是护兵马弁也充当起官佐来。这些老爷们十九都不识字,操法更是不知为何物。这样的下级官,差不多占三分之一以上。营中添了这般酒囊饭袋,全盘的事业都无法推动。他们身为下级官,自己既不会喊操,当然无法去训练士兵。没有办法,我只好分派几个有知识的头目每天给下级官教操。

新兵们还都带着辫子。成营不久,袁即下令剪辫。我知道这是一件难事,先做了一番宣传工作来说明辫子的来由,又把《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中的事实细细谈给大家听。但因他们是新兵,说话究不易深入。剪的时候,有的情不自禁地啼哭,连饭也吃不下去。有的表面上虽苦笑着,但肚里却在流泪。剪时一排一排照相留念,并又每人发给一元赏钱。剪过后,有的把辫子郑重地包好,寄回家去珍藏。有的哭个三四天不止,总觉得不惯。我看了这种情形,又是好气,又是好笑。

五月中旬,我这一营奉命开往京西三家店守护陆军部军械局。三家店在门头沟附近,离北京四五十里路,火车半个钟头即达。再过为妙峰山,正北为天台山,过天台山为过街堵。这一带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险。若是发生战事,只要地形熟悉,这许多地方都可以大大地利用的。这里的空房很多,可惜十九都已残破了,我们驻下以后,重新加以修理。于是加紧训练部队。这时一共成立了三个讲堂:一个头目讲堂,一个官长讲堂,一个特别兵讲堂。另外成立了两个班:一个拳击技术班,一个器械体操班。在训练的期间,我编了一本八百字课,为新兵启蒙,每个字下边都注有浅显的解释,使他们一看即能领悟。此时石友三为左哨哨兵,佟麟阁为右哨哨兵,刘汝明为前哨正目,冯治安尚是伙夫。

在三家店,附近一带都有我日常散步的地方。三家店西北六七里,有一个坟园,这地方为我最喜爱,至今还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个大坟园,连着高山,一片丛林古木。那种树都是白裸松,高达五六丈,每株都是六七个人合抱不过来。入门后,两旁耸立着石人石马,都是明朝人的衣装。墓碑上也写着“大明”等字样,可见这墓是明朝人的无疑。可是却被满清人霸占着,并把“大明”的“明”字戳去,换成“大清”字样,但石人石马的衣装却没换得过来。照中国的法律说,占人坟墓,该当何种重罪?可是在清朝,清朝的权力只保护满清人,于是也就不讲法律,不算犯罪了。这坟园上的松林,后来到了民国十年左右,被王怀庆所盗卖,那些高大的白裸松,全都砍伐净尽。一座清幽美丽的坟园,就无端地毁掉了!

在三家店驻防的期间,忽然发生了蒙古独立问题,后来竟以兵戎相见,大战于百灵庙。这次中国参战的部队,由徐树铮将军指挥,出击作战的是第八十混成团。读者当还记得辛亥年间我曾在第二十镇第八十标充当第三营营长,这正就是从前那个第八十标的后身。他们这次作战,情况激烈,双方死伤甚重,我就写信去探问他们作战的实况,看着从前的训练是否合于实际需要,以作今日训练的参考。信去之后,一营营长王石清先生,二营营长郑金声先生各复我一封信,正目宋庆霖、张殿诚,也有很详细的信给我,将他们初战、酣战、结战的情形一一详告。根据这些信所说的,觉着过去训练有三个重要的缺点:第一是关于官兵战斗动作方面,比如一个兵受伤,好几个兵抬送,一个官长受伤,几十个兵伺候,结果无形中减低了战斗力,影响全军作战。为免除这种不合理的情形,我特地分项编了个战斗动作歌,每天教给士兵念诵歌唱。过去训练的第二个缺点是射击军纪太坏,士兵不谙瞄准,胡乱放枪,空耗子弹,这也是一大弊端。为改正这种缺点,我又编了个射击军纪歌,将射击的技术与原则详说一番。第三,官兵不知利用地物,他们这次作战死伤过多的原因,主要的就是不善于利用地物。这结果是目际大,伤亡因而也多。所以我又斟酌地物要点,编了个利用地物歌。这三个歌儿都令官兵朝夕歌诵,每人都要记得烂熟,同时常常实地演习,以便作战时可以运用自如。我所以要编这些歌词,说来话也很长。我早年读列国志管仲相桓公伐戎狄之际,军中有上山歌,下山歌,并申说“乐其身者忘其形”的用意。我读了之后,十分兴感,想到我们现在训练,也当注重歌唱,以振其精神,乐其心志。因此我常常想给士兵们编些有益的歌词谱调歌唱。恰巧我那时常到基督教会堂去做礼拜,我记熟了几个赞美诗的调儿,于是就按照那些歌谱,填上我自己的歌词,油印出来给士兵唱诵。因为调儿简单,歌词又天天反复解释,唱得烂熟,所以以上三个歌都给他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在三家店驻了半年,即奉令到平则门旧火药库驻防。到防之后,又是一番大修理,门窗、院墙、操场,统统加以修葺。

到年终奉令参加会考,由总统府全权主持其事,每军取一个第一。仪式隆重,很引起一般人的重视,事前不免一番竞争。至时主考者为刘某,此人是天津武备学堂出身,学识颇佳。考题分战斗教练与基本教练两种。结果我这一营考取第一。

不晓得是因为我这次考了第一,还是另有原因,这以后许多人竟对我嫉视起来。这时我叫士兵们一天到晚读书、打枪,不准他们出门一步。有时有事出门,在街上走着又都唱着“烟酒必戒”、“嫖娼必戒”的歌儿。这一来更使别人看不惯,把我当做了抨击的目标,骂我孤雁出群,不近人情。我听了这些话,一面痛心着,一面也笑他们的醉生梦死。叫士兵们用心刻苦,劝诫士兵们勿染恶习,这难道不是应该的吗?而一般人却如此大惊小怪,看不入眼。难道说我们身负国家之重任,就只应该躺在那儿白拿薪水,一点事都不做吗?我虽这祥被人家笑骂嫉视着,但我努力自新的志气并未因之稍减。反之,这种种刺激,反倒加强了我前进的毅力与决心。这时我又编了册《精神书》、《国耻歌》等教士兵们唱读,以加强他们的国家意识,俾可与我共同担当救国御侮的工作。

我因为幼年失学,深感学识不足的苦处,遂尽可能地想法多结识有学识的朋友,以弥补我这种精神上的缺陷。那时第五营营长陆绍文等,学识经验均甚丰富,我有暇即去找他们谈话,请教一些关于治军、治事,以及修学的大道理。不料这时意外地发生了一件怪事:第一营一位前哨哨官死了。他原为西什库学兵出身,同学们见他身后萧条,于是每人出几两银子,总共凑集了数百元,交给他的家属为治丧赡养之资。不料这事却引起一般没进过学堂的官兵的反感。他们邀集了一些不识字的人,成立了一个“不识字会”,以排除学兵出身的同伴们。这事后来给陆将军知道了,把所有官长召集到执法处讲话,陆将军啼笑不得地说道:

“如今到了中华民国了,哪里都有党,哪里都有派,听说大家成立了个什么会呀?”

有人说:“听说是不识字会吧?”

“有这么回事吗?我是武备学堂的学生,照这么说,我也应该被你们排除了。这都是谁干的?”

半天没有人哼气。后来再三追问,一位中营营副王怀智,外号叫白毛的就站起来说道:“将军不叫闹,咱们就不闹,取消好了。”他这么一说,才知道这“不识字会”就是由他做主脑的,此外第三营营长董士禄等都在内。他们主要的是排斥识字的官长,重用不识字的分子。当时陆将军重重地申斥了一顿,这个闻所未闻的不识字会才算取消。自己不识字,不知发奋以谋补救,反倒嫉恨别人,要别人也要和自己一般愚昧才好,这种心理,真是非常令人诧异。

我这一营有一位文案名叫王喜瑞,是个满人。这人才学很好,人也不坏,唯性情懦弱,遇事疑惧,以此常常被人家欺弄。他日常爱吸水烟,一天到晚躲在屋子里,咕里咕噜狂吸不休。一次我有事找他,刚掀起房门上的帘子,一股烟气迎面向我扑来,我就赶忙退了出来。他看见慌忙把烟袋放下跑出来招呼我说:“营长,你别走,我有话和你说。”神色显出极度的不安,像有话亟待申诉的样子。我看了他这种情形,一时摸不着头脑,我就说:“你有事请到我屋里来谈吧。”他到了我房间里,还没有来得及坐下,就开口说:“营长我不干了!”连说了五六遍。我问他为什么不干,他说:“副哨官逼人太甚,我一举一动他都监视着不放松。”原来我营里有个副哨官吴鹏飞,写得好,见识亦广,只是在社会上混了多年,一心眼儿只想升官,老希望着我早早保举他。加以他秉性多疑,对长官、对同事统不信任,所以又时时怕我对他有什么不好的举措,因此嘱咐司书,说若是我提到他的事的话,就请他马上把消息告诉他。有一天我和文案谈话,顺便问到补官的公事发过没有,王喜瑞说已经发过了。恰巧这时司书正在旁边,他把“补官”听成“副官”两个字,就十分注意,又听见说“公事”两个字,就以为我一定已给吴副官上了什么公事。立刻跑去告诉吴鹏飞。吴鹏飞听说,不知这公事是保举他升官,还是报告他的坏行,就急得一直跑去找文案,问上的是他的什么公事。文案当然不懂,愣了半天,回答说:“并没有什么关于你的公事。”吴鹏飞坚不相信,一定逼着文案,硬说上了他的公事,为什么瞒着不给他说。如此纠缠多天没个了时。弄得文案无法可想,遂愤而向我辞职。这是一件事。还有我的一位营副,名叫王广智,为人轻狂好事,也常常和王喜瑞在一起,成天把他欺弄着。王营副常和他说:“你可知道咱们的营长是个革命党,你是个满人,他总有一天要宰了你,你小心着你这条命!”王喜瑞就十分疑惧,日夜地感觉难安。有一天竟跑去问我,眨动着眼睛说:“营长,怎么好?你说我的命应该怎样吧?”我很纳闷,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结果他把王营副说的话,敞开和我说了,并说:“我看他是吓我,营长不见得怎样我。”我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王广智挑拨造谣欺弄他以至于此,我真不了解其用心。后来他俩终因事闹翻了,揪着打起来。—王喜瑞是社会上一个典型人物,所以把他写在这里。

一九一三年春天,我们又奉令由平则门开回三家店驻守军械局。到这时候,才渐渐看出官长、头目,以及士兵,都能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受训练,一切都已上了轨道。他们精神都十分饱满,身体也十分结实。最值得欣慰的是官兵们都能知道爱护百姓的重要,都知道百姓就是自己的父母兄弟乡邻亲戚。我的《爱百姓歌》也早就成天在他们嘴里唱着了。

我因为常常往来三家店,同三家店车站长刘锡庭渐渐熟识。他的英文很好,做事也很负责任。我每次坐车的时候,同他无话不谈。从他的谈话里,我才知道铁路上的一切规章是仿照西洋法子办理,平常不准告假,告假生病皆扣钱,十二年无过无假恪尽职守的,都赠给养老金一次,并增给年薪一次。我听了他的话,觉着欧美社会事业的办法,实在比中国进步多多了。中国的社会太无系统,太无秩序。比如机关中一般公务人员,有的懒散成习,随便告假;有认真做事、忠于职责的,当事者并不过问。既无扣钱之说,也无奖励的章程。同时任用人员,都看私情,贤不贤,能不能,全不去管。这样,位置没有把握,生活没有保障,大家都是鬼混差事,而贿赂贪污也就成为风气,社会上一片乌烟瘴气。人家的社会为什么那样好,我们的社会为什么这样糟?从这小小的办法上,都看出道理来了!

一天,我在火车上由李星阁旅长介绍,认识了一位高某。我叩问他在哪里恭喜,他说在小德张—西太后的太监家里教书。后来我才知道这位仁兄说起话来云天雾地,随口胡吹。说谎说惯了,开口就是瞎话连篇,到后往往他自己也对不起碴儿来。我同他认识了两月,没有听见他说过一句实在话。我在平则门驻防时,有一天他坐着马车去看我。坐下之后,我问他怎么来的,他说是坐马车来的,并说这马车是小德张送他的,他家里还闲着好几辆。他这话显然是故意在向我夸耀。我听了颇有点不能置信,一时引起了我的好奇心,决意要把他的西洋镜拆穿一下。我就装做解手的样子,走出屋来,绕了个大弯,到停马车的地方。我向车夫说:

“你是哪里的车子?”

车夫回答我说:“我们是平则门内大兴马车行的。”

我再用不着问第二句话,随即回到客厅里,就笑着向坐在上首的这位高先生问道:

“你的马车很多吧?”

问的时候,我尽力避免神色上的显露。但他怀着鬼胎子,脸上一阵红,立刻忸怩不安起来。他再也坐不住,局促了一会儿,就起身要走。为解嘲起见,临走的时候,却邀我改天到前门外大栅栏拐角上某某饭馆去吃饭。我说我向来不叨扰人家,谢谢他的盛意,推辞了不去。不料他厌人得厉害,见我说不去,就抓着我的袖口不放,再三地非要我去不可。纠缠了好一会儿,我只得无可奈何地答应了他。到了约定的那天,我按照他说给我的那家饭馆准时赴席。不料到了那里,那饭馆正在修理炉灶,停止营业,一打听,知道已经动工多天了。明知自己又受骗了,但还不死心,仍然想着停一会儿他还能来。谁料我怏怏地张望了半天,终于连他的影儿也没见到。我只好苦笑回来,自己认了晦气。一天我又遇见了他,他反倒质问我说:“那天你为什么不去呀?”我忍不住笑起来。我想这真是活见鬼!后来从多方探听,才知道这位高先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氓学匪。原先他在某某学校读书,因为品行不端给开除了,才又转了学。不久又被开除了。自此以后就到处招摇撞骗,鬼混过活。曾有一个时期,他竟能在某银行骗到一个职位,并且同总统府某秘书长也有了来往。这使我对于这个社会,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像这样的骗子,竟也混得开,无怪乎社会如此黑暗龌龊了。

这时有一位曾在滦州举义的朋友,被袁世凯逮捕。我听到消息,觉得彼此都是一条战线上的同志,万不能袖手不顾,当即尽力设法营救。后来他被释放出来了,为答谢我们营救的人的盛情,特请了大家吃饭。席设石头胡同某某班。涉足娼寮,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从这里我才知道北京有八大胡同。我走到那里,门口上挂满彻亮的电灯,照耀得如同白昼。迎门墙上悬着什么桂花、云仙、玲珑、小翠一类的妖艳名字的牌子,叫人看了直感到肉麻。这天到的客人共有二十几位,分作两席。客人一面不断地来,一面不断地叫条子,差不多每个客人有两个侍酒的姑娘。一时娇声媚语,大呼小叫,丑态百出,弄得我这个傻大个儿如坐针刺,一刻也不能安。到后来我简直待不住了,就站起来说:“对不住。我还有点事,失陪了。”主人看见我要走,百般劝阻。我执意不肯。主人把我送到门口,我对他说道:“你是一位有志气有血性的革命青年,想想我们为了革命,死了多少同志,你现在肩上又负着怎样的责任。今天的情形是我想不到的,同时也叫我十分痛心。我知道我说这话会得罪你,但我不说,又觉着对不住朋友!”说完我匆匆走了。

历年以来,我所结识的有志气有血性的朋友,不知有多少,平常谈起话来,多是壮志凌云、激昂慷慨。谈到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往往脸红口颤,把地板跺得咚咚作响,大有举世皆浊我独清之概。但一朝置身社会,被狂风一吹,骇浪一卷,便立刻气丧志颓,再也干不起来。结果是随波逐流,把世事都看得马马虎虎。久而久之,遂与社会同流合污,自己也成为黑暗里面的一个分子,成天三朋四友花天酒地、胡闹鬼混。今天你请我,明天我请你,你叫四个姑娘,我叫八个姑娘。要这样,才能显得感情特别好。造成了风气,大家见惯,不以为怪。我国政治社会多少年来不见进步,这实在是一个原因。我这位朋友,原是极有作为的一位青年革命者,学识品行都很可观,自经了一次小小的打击以后,他便改辕易辙,掉转头来走入堕落之途。渐至觉着不如此便是不通人情世故,过去的豪志,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现在我们党政当局提倡新生活运动,我很觉得高兴。然而要紧的是要注重实际,不可只重形式,尤不可以此敷衍门面。否则还是毫无效果的。

这年九月,二十镇的马队三张来见我。所谓三张,就是张之江、张树声、张振扬。他们打算到绥远张敬舆将军那里投效,特来向我征求意见。这是好鸟择枝的意思,用心很可佩服的。我和他们说:“现在北洋军人中有血气、有朝气、有志气的,确乎要数张将军。他很肯为国家民族打算。到他跟前去干,当然比在别处好。我赞成你们到那里去。”张之江听了我的话,把桌子一拍,兴奋地说:“对!

我们决意到张将军那里去!”当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就动身到绥远去了。

袁世凯的气焰这时一天天高涨,名为共和总统,事实上已经变成狄克推多。为了内阁制的问题,唐绍仪愤而辞职以后,大权更集于他一人之手。老袁于是踌躇满志,益发为所欲为,谁也不敢稍拂其意。这时令人惊服的是章太炎先生。太炎先生因愤恨袁之飞扬跋扈,一天午后,他手里拿着鹅翎扇,步行到中华门,对袁世凯破口大骂,历数他的罪状,毫不留情。袁世凯这时躲在家里,气也不敢哼。到后实在受不住了,就找陆将军把太炎先生劝到石虎胡同住下,每天三顿丰盛的酒席款待着。心想这样,总可钳住他的口了吧。可是太炎先生仍然义愤填膺,骂不绝口。当时袁世凯唯我独尊、横暴恣肆,简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民风报》三番五次地被他查封。无故失踪的人每天都有,一般人都缩首敛翼,谁也不敢稍有触犯。太炎先生竟不顾一切,以一布衣,而不被淫威所慑,挺身为公理而呼吁,为正义而呐喊。古今中外,这种人物能有几个?我觉得在这点上,太炎先生真是一般读书人的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