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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九章 新民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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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德秋操结束,我们的队伍仍同驻南苑。这期间,王化东统领对于讲堂的训练加倍努力。在秋操的时候,他曾著有《步兵战斗心镌》一书,内容切实精到,不但在当时是本好书,就是现在还依旧有价值的。我们从这本书中,获得丰富的知识。此外,官兵课目的规定,也都非常适当。真正能做到使不识字者识字,使粗有根底者有兴趣进而学习的地步。记得这时我因看了《饮冰室文集》,上面序文上提到《纲鉴易知录》一书,我立刻到北平琉璃厂书店里花了一两六钱银子买来一部,日夜地死读,时刻不离手。

—但事实上只是一知半解,许多句子都没法看得懂。有一天我带着弟兄们打造营墙,工作得热起来,我把衣服脱了,放在一边。这时王化东统领同一位将弁学堂毕业的军械官刘锡九走过来,看见我的衣服口袋里露出来一本书,他们就拿出来看,一看,是一册《纲鉴易知录》,就问这书是谁看的。当时王统领高兴得什么似的,连声地夸奖着我,并且说给别人听:“我们营里的官长居然也有看《纲鉴易知录》的,真是了不得!”后来常常到我房里来问我易知录看到什么地方?哪些懂的,哪些不懂的。其诲人不倦,诱掖后进的精神往往如此。

这时候,由于清廷政治日益腐败,革命的空气已一天天弥漫全国。当时使我感触最大的要算是吴樾谋炸北洋五大臣的壮举。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种种的疑念都从我脑子里涌现出来。我想,吴樾为什么有此一举呢?为什么现在又要嚷着立宪呢?数年以前不是已经有过一次变法的运动了吗?为什么那时主张变法的首领—康、梁—当成叛逆捉拿呢?后来不是惹出一次联军攻陷北京的大乱子来吗?大好国防工程不是又自行拆除了吗?许多同胞不是横遭凌辱与屠杀了吗?种种丧权辱国的事实是谁招致的呢?为什么各地暗杀事件层出不穷呢?为什么革命的事件此伏彼起呢?一想到这里,过去单纯的仇视外人的心理,不知不觉转移到对清廷不满的念头上来。时间越久,这种念头也就越发地坚定,觉得一切都是清廷的罪咎,一切丧权辱国的事实,都是昏庸腐朽的清廷招致的。

我觉得吴樾这一炸弹虽然没有真的把五大臣炸死,却把我大大地惊醒了。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徐世昌由邮传部大臣调为东三省总督,我们奉令跟随他由南苑开赴新民府驻防。

随徐开赴奉天的队伍,计有第三镇一镇和第一第二混成协。第三镇统制是曹锟,第二混成协协统是王汝贤,第一混成协协统是王化东。—这第一混成协,原由驻山东的第五镇和我们的第六镇,各提一标合编而成。我们是开驻新民府,其余的则分驻北大营等处。

我们第一混成协的王化东协统,不但在教学上很认真,就是办事方面亦极其细心,这次统率部队从南苑出发,一切都有周密的计划。甚至士兵身上携带的应用物品,如针线,如暑药包以及马匹需用的什物,都一件一件预先办得周周全全。上了火车,沿途到站,士兵下来散步,马也下来溜达,各班各队轮流替换都有规定。枪支辎重,在车上如何摆放,下了车,如何携带,也都吩咐得清清楚楚。从南苑到新民府,全协人马物件都有条有理,丝毫不乱。

这时正是暑热天气。新民府是辽河西岸京奉线上的一个重要商埠。队伍开到,因为没有营房,暂时分住在贩卖粮食的一种所谓“穿行大店”里。这时我当督队官,经常的职务是管报表的事,预定表,实施表,按天绘画填写,忙得不亦乐乎。但做好表格,送呈上去之后,看也不看,只往旁边一扔完事,从来没有一次按照表格做事的。做督队官的却必须耗费时间在这种毫无实益的官样文章上面。

我们在这里住下,军队中有了许多恶现象。第一,就是赌博的恶风。因为住处分散,管理上松懈下来,于是官长带率着头目,大家一块儿赌博,甚至讹赖诈骗,无所不为。有时官长输了钱,头目向他索要,官长不肯给;有时头目输了钱,官长向他要,头目也不给。到了上操的时候,头目犯了过失,官长加以责打,头目就不心服,说这是因为讨钱的事怀了恨,所以借故来泄愤出气。情形糟到如此地步,怎么能练得好兵来?这个恶风,到了民国时候,愈益不堪,师长和旅长窝在一起打牌,一输数万,甚至数十万。如此情形,作战时怎么指挥?这是最使我痛心疾首的一件事。第二,吃饭的现象,也非常叫人看不惯。伙食的办理,是以连为单位,可是头目买菜,官长却毫不过问。买好的,买坏的,官长不管;今天买这菜,明天还是买这菜,永远不更换,官长也不管。做出来的菜生了,不管;糊了,不管;咸得不能进嘴,淡得无法下咽,官长都不管。官长为什么不管?就因为他有自己的小厨房,尽可以开私菜。因此士兵们吃的什么,他们都可不过问,反正和自己无干。士兵们受不了,背地里咒骂,他们也充耳不闻。逼到出脓,闹许多无谓的岔子。与士卒共甘苦,是治军最重要的一个信条。别的方面纵然不能同甘苦,至少吃饭应当相同。上级官长不能相同,至少日常和士兵接近的下级官长应当相同。可是这里却全不注意。第三,卫生方面,也太马虎了。厕所的管理,是军队中一件重要的事。本来,旧式军队,是向来不知道讲究卫生的。及新教育兴,方一知半解得注意到这方面来。厕所污秽,也知道打扫打扫了。可是这里的厕所,则仅仅在官长检查的时候,清理一下。官长不检查,就永远不打扫,把卫生之道,当成敷衍差事。士兵们好像以为这是替官长做事,而不是替自己做事。因此,弄得厕所污秽不堪,臭气冲天。一个人染了痢疾,全连全队的人都染痢疾。这些肮脏的厕所又和厨房紧邻着,大个儿的绿头蝇在厕所里吃完了大菜,就到厨房中的碗盏上食物上去大便。大家司空见惯,不以为怪。总之,毛病全在官长疏懒,不负责任;士兵缺乏教育,没有知识。

我们的营部住在街南的一家“穿行大店”里,与我同住一室的是本营的军医长邓鉴三。邓先生是一位老廪生,我在南苑时就认识。他专长的虽然是医学,然而汉学方面也极有根底。平时常见他涉猎经史子集,非常用功。他对朋友也忠诚恳切,算是我早年最敬爱的一位朋友。

一天,我问邓先生:“我看《彭公案》、《施公案》、《封神演义》等小说书,句句都懂;看《纲鉴》、《列国演义》,就囫囵吞枣,许多地方看不懂,这怎么办?”

“都是读得太少的缘故。”他说,“你要是熟念二三百篇古文,一定就可以有很大的进步了。”

因此我开始念《古文释义》,由邓先生随时为我讲解,随时自己偷空念,每篇念至能够背诵方肯罢手。这样的读了不到百余篇光景,觉得就有了不少的进步,普通的文章不用讲解,即能自己领悟。再来翻阅《纲鉴易知录》一类的书,情形就大大不同,以往看不懂的,这时很容易就懂了。

这时可说是我求知欲最旺盛的时期。除了努力自修以外,营中的讲堂,督促得仍然很严厉。王化东协统每天亲自到堂,亲自点名,看着督着。因此谁用功,谁不用功,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人人为之振作,不敢荒废。教官都是由陆大毕业的。—其中最使我服膺的是段雨村先生和萧习之先生。课目有高等战术、兵棋、战时国际公法、率兵术、日俄战史、图上战术、应用战术等。各科讲授都非常热心,大家也极努力。从早到晚,很少有空暇的时间。下堂还要带题目回来做,隔几天一次测验。功课进行,分外加紧。如此者有三四年之多。以前我关于军事方面的知识,很是紊乱,而且也多是启蒙的,尚谈不到分门别类的专门方面的研究。经过这番讲堂上的系统的训练以后,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对于战时军事指挥的基本理论和应用,我都粗粗有了一点心得。因此我感到军队中教官的好坏,关系实在重大。如果得有好的教官,逐渐由浅入深地教导,无论知识如何低落的人,要不是自甘堕落,都可以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那时我为三营后队队官。同我时相砥砺的,一是二营左队队官王石清,天津人,为人刻苦耐劳,好学不倦,处人对事都毕恭毕敬,把小事当大事做,把假事当真事做,最擅长的是拳法,在营中首屈一指。一位是右队队官郑金声,山东人,为人热诚浑厚,努力读书,什么苦都能吃。他当排长时,每月二十五两的饷银,他要分出一半去奉养老母,留下的一半,都被营中伙食等项扣光,往往在冬天还穿着又单薄又破旧的衣服,后来为张宗昌所害。一位是三营左队长邱岘章,济南人,短小精悍,写做俱佳,为人极有血性,真诚爽直。这三位和我同在王化东协统的督教之下,得益很多。我们也过从最密,相知最深。

新民府的驻军,这时除了我们第一混成协以外,尚有当地的巡防营。巡防营的统领,便是后来鼎鼎大名的×××,他之所以获得这个职位,说起来也颇有趣味。原来有一位和他同在梁山泊聚义的好汉,被他不动声色地出卖了。他拿了这位好汉的脑袋,便换成功这个巡防营第三营统领的官职。古话说“长袖善舞”,他有的是梁山泊上源源而来的资财,因此不但和徐总督拉得很好,就是王化东协统以及各标标统处,他也今日送礼,明日请客,千方百计地拉拢联络,甚至营长以上的官长,他也有的送他们几匹马,有的送他们几支盒子枪。—这盒子枪,那时是少见的贵重东西,带兵的人见了,无不食指大动的。人家一得到这些东西,嘴巴都被塞住,心肝也就交换了方向。就是这样子,他一帆风顺地飞黄腾达起来了。

可是当我们的队伍刚到新民府的时候,这位了不得的×××还刚被收服。他的住处在街的另一头。因为对他不能放心,我们奉了令,每天都要实弹放哨,防他变乱。市面上为此显得惊慌紧张,士兵们也个个存了警戒之心。有一次两个哨兵相遇,因为口令没有答上,就神经过敏,以为×××图谋不轨,两下里都开了枪,大打起来。打了一会儿,听到嚷:“排长打伤了!排长打伤了!”停了枪过去一看,方知道自己打了自己。

×××虽然被收服,而且已经据有高位,但东三省的匪氛仍旧甚炽。我们的队伍随即奉令分路清乡。我带着一连人开往小黑山—现在的黑山县—驻守到那里不上旬日,有一个百姓前来报告,说他家里遭了土匪抢劫,并说土匪现在什么什么地方,匪首名叫孙景山。我当即带队缉剿,把孙景山抓住,枪马也都搜了出来。其时报告的人尚在营里候着。我立刻回来审讯。

审案时,孙景山一开口就说:“你也不必审问我,你不过是个营副。我却当过把总,你凭什么来审问我?”

我说:“不论官大官小,你如今抢了人家,我就要拿住你审问。”

“难道抢人家也有罪不成?×××这么一个大土匪,一样在当着统领!”

这样一说,可把我怔住了。想了半天,我只好说:“不论你怎么会巧说,今天我先押起你来!”当下就退堂,令司务长朱金诚看守着他。不大会儿工夫,朱金诚来报告,说孙景山愿意送我三千块钱,希望我放了他,要不然,即使把他送到省城,也不过花三千块钱了事。我一听不由无名火起。“真可恶!”我心里想。从前我也听说过贿赂买动的事,但自己却未亲身经历过,不料如今竟买动到我身上来了。想了一会儿,我跑到军医生周锡三屋里,我问他:“犯了抢案,能不能处死?”我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法律知识甚差,阅历也不足,一时不敢决定如何处置。周军医说:“既然人赃俱获,怎么不可以处死?”从周锡三屋里出来,我即派人到县公署借来一把刀,把孙景山拉来,立地在营门口砍了,并把头也悬挂起来。这时百姓争着围看,营门口拥挤得水泄不通。他们都妄加揣测,说冯焕章是冯国璋的兄弟,又说我是带了先斩后奏的命令来的。

当天打了电报给管带和标统,报告拿获孙景山的事。标统范国璋接电,即约同一位军法官雷某马上赶到小黑山来。见了面,范标统夸奖我剿匪马到成功,随即就问我:“土匪在哪里?”叫人提来审问。我回说已经杀掉了。标统就吃一惊说:“你们的营长真冒失!如何就杀了呢?”我说:“杀的时候营长尚未来。”“那么是你杀的?”我答是的。标统听了就连声叹气:“唉!唉!”他欷歔了半天,一句话也不说,弄得我满腹疑云。我就问他说:

“到底怎么的?”

他说:“你不该把他杀掉。我已报告协统,协统已经转电徐总督。倘若他要提解,那怎么办?”

“那没办法,”我说,“我顶罪好了。”

“那就划算不来了。你原是有功的;如今不但弄成没功,而且反要负罪。”

“这么着,我先去见一见王化东协统好了。”

他说:“那也好。”

当晚我便乘火车到新民府去见王化东协统。到了营门口,就有许多人向我贺喜。见了王协统,出乎我意料之外,他头一句就说:“刚才军帅来电,令将土匪就地正法,所获枪支马匹,留营自用,有功人员,赏洋五百,以资鼓励。”接着又问我,“你打算什么时候办他?”

我说:“已经办掉了。”

王协统精明干练,听我这么一说,就连声说:“杀是应当杀,但你应当请示之后再办,不该擅自做主。好在军帅的命令是如此,别做声了,别做声了,回头电报军帅,就说已经遵令正法好了。”

至此,一桩公案才算了结,我们那位标统也算放了心。

从小黑山回来,即奉令开往新民府东郊,盖造营房。这时接到了二十四标第一营剿匪失利的消息。这第一营营长是车震,一共四连人,分成四处,独立驻防:一连驻黑山子,一连驻黑屯,一连驻白土厂门,一连驻西里屯。驻黄山的一连,连长姓杜,外号叫小杜子。当连长的一经独立驻防,没了营长和旅长的约束,纪律立刻废驰,起居饮食没有定时,操练也不守时间。一天下午,一个百姓到小杜子连里报告,说小村子那儿有土匪,请队伍赶紧进剿。杜连长立地集合队伍,预备出发,有些目兵却已经早睡了。集合了大半天,才站了十几个弟兄出来,报过数,即令先行出发,由报告的那位百姓领路,免得土匪远窜了。等到第二次目兵集合好了出发,去已迟了十几分钟。不巧先走的一批走的是小路,后去的大队却是走了大路,因此又落下四五里。先走到的队伍,被土匪发觉了,一排子枪,就扫倒了好几个,目兵褚乐平连头也被砍去了,新枪带走,土匪都乘机脱逃。第二天一检点,枪械失落了好几支,人也伤亡了六七个。不想练了好多年的有名的新军,打了一次土匪,便弄得这样狼狈。大家脸面上都觉得不好看。这时营长车震正挂病号,他便同王化东协统商得同意,把队伍交给我,令我全权去进剿。

此时土匪早已跑得无影无踪,我只有沿途追索。我带去的骑兵,排长是张之江。一日走到一座山背面,接到探兵的报告,说土匪在前山。队官张炳贤便带领队伍向山上进击。这张炳贤是个有名的大胖子,挺着肚子,走起路来浑身直哆嗦。山路崎岖,他没走几步,就喘气,越喘心里越急,越急越喘,越喘越走不动。没办法,只好令两个士兵用枪杆托着他的屁股走。等到走了上去,探兵报告说:土匪已经跑了。大家后来就乱嚷,说张炳贤见了土匪就吓得走不动,一时成了大家说笑话的资料。其实张炳贤的确是因为太胖,所以走不动,并不是害怕土匪。他听了人家笑话他,懊恼得不得了,但是没法辩白。直到一九一三年,有一次在绥远打土匪,别人皆利用地物,唯独张炳贤挺胸站着,他说:“我这次非恢复过去的名誉不可。”从此以后,他的名誉才恢复过来。军队中最要紧的是一副强健的身体,身体不济,任你有遮天盖地的本领,显不出来,人家也不会原谅的。还有,就是山地战应当多多练习。若是只在平地演习作战,一旦上了山,就必致毫无办法。

探兵说土匪已经跑了,其实跑得不远,就在前面的山坳中。于是点派队伍,分把四路要口,一面派兵爬山越岭,予以包围。在东路把守路口的是一位骑兵营李连长。那时天气奇冷,到了夜间,兵们冷得受不住,就烧起火来取暖。土匪远远地看见火光,闯过来一排枪,打旁边又溜走了。所以士兵不能耐寒耐苦,十分危险。夜间生火,敌方见你,你不见他,无有不吃亏的。平素训练不注意夜战,也是一个大弊病。

土匪跑了,队伍又只得尾追过去,直进到朝阳县境,在一个山腰里—名叫博拉斤沟—方擒获了几个土匪,把头砍下,带回来,挂到原先士兵阵亡的地方,方才了事。队伍也随即开了回来。

朝阳地当辽热要冲,大部分都是蒙古王公居留之地。这些王公都是不折不扣的特权阶级,完全靠着剥削人民、奴隶人民来维持自己的优厚生活。在我回来的途中,走过一处王公最兴盛的地方,许多王公戴了红顶子(二、三品)跪在地上迎接。我才戴白帽证(五品),按职级说,我尚小一级。这时我不还礼不好,还礼也不好,临时慌了,只好把为首的王公扶起来。略谈一会儿,一位王公让我到他家里坐坐。到了他家里,看见端茶的两个女子,上身仅穿着一件破褂子,外面套一件皮坎肩,下身一丝不挂地光赤着。朝阳是有名的寒冷地带,那时正下着大雪,两个姑娘衣服这样单薄,真叫人瞧着难过。我问侍候的人,这两个女子是什么人,回说是王公奴才的女儿。我问穿的这样,吃的如何?回说吃不饱。我说为什么如此虐待。回说这王公还算顶厚道的,多少人家的使女,不但忍饥挨冻,而且还要每天挨打,简直不当人看待。我就不由得向王公发问:“这两个姑娘假如是你自己的女儿,你难道也这样子对待她们吗?”说完了,由翻译翻给王公听。王公当然很不快意,但当时也没说什么。接着我就告别出来。一路上我不住地想,同是一样的人,王公是长袍马褂,大帽长靴,那样的威风;当婢女的,竟光赤着下身,冷得直打寒噤,生活比猪狗不如。这算个什么混账世界呢?

翌年—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我们又奉令到巨流河,举行秋操。参加的部队是一、二两混成协。在这次秋操的时候,我认识了朱子桥先生。朱先生那时在锦州任独立第一标标统,听说我们举行秋操,特意赶来参观的。他自己背着水壶饭袋。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就坐在地上,盘着腿独自吃饭。那种俭朴勤苦的精神,我见了异常感动,不由得对他起了无限的敬仰之意。反过来看着我们自己的标统,行军桌、行军椅、行军床,吃起饭来,四大盘四小盘热腾腾地捧上来,享受极尽丰盛,一切应有尽有,完全是官僚的气派,哪有半点作战的准备?名字叫做新军,实际上和旧军又有什么分别?我以为军队中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有作战的准备。吃饭平素就应该当常练习吃冷的。士兵如此,官长亦须如此。士兵睡草,官长亦须睡草,士兵如何简便,官长亦须如何简便。万万不能官僚化。看看朱子桥先生的生活,再想到我们军队的情形,使我得到无限的启发。我后来治军队,在这些地方是严厉注重的。

这次秋操的表演,也很糟糕。一、二两混成协,骑兵和骑兵打起来,官长和官长冲突起来。因为统监部叫西军后退,以便第二天重行演习。可是东军却堵着后路,不许西军走。西军说:“这是参谋长的命令,怎么有意违犯?”东军官长说:“参谋长有什么稀罕?我也当过的!”于是两下秩序大乱,差一点儿不曾闹出事来。发给奖品的时候,统监部总参议王揖唐演讲,满口道地的合肥话,又好玩文,之乎者也,摇头晃脑。官长们听懂的不过百分之十,士兵们听懂的不到百分之一。他是进士出身,一点不懂官长心理。不顾士兵的态度。他的这番话,不是对牛弹琴,简直是牛对人弹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