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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七章 副目 哨长 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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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柳青靠近小清河和运河,土地特别潮湿,石铺的街道也很窄狭,到处都是污泥。地方上虽有些大财主,可是对于这种公益的事业,谁也不去关心。我们在这里住不到一星期,袁世凯派了人来挑选小队子。出我意外的,哨官竟把我藏了起来。我参加挑选的权利就被剥夺了。那时充当一名小队子,饷银每月十两八。一个普通兵每月才四两八,相差一倍还多。这事我委实万分不高兴。这次挑选的结果,同伴中比我个儿矮的也被挑走了。我要是能参加,一定可以挑得上的。我觉得这是官长恶意拿捏我,一时心里很是气愤。后来我回头想想,才知道这是我的误会。他们那么办,原是另眼看待我,有意要留下我的。因为那时在同伴中,要算我最为用功。我们在杨柳青,租住着民房,大家都在地上打草铺。我因为要读书练字,特意买了一只箱子,坐在地铺上,就用箱子当做桌子,每天利用余暇,埋头读书写字,自己觉得非常自在,进步也很快。营中的功课,最注重野地实习,经常分成小队,练习猝然遇敌的战法。每天操演的阵势,官长的说明、教训,回来我都统统记下来,自己又加以研究,得益实在不浅。营长和哨官看见我努力的情形,又知道我会喊操,就暗中特别看重我。有时叫我喊一哨的操,有时叫我喊三哨的操,有时我们全队的人,都交给我喊。他们的意思,是早就准备着要把我升用上去的。不过我那时一心一意只想拿那十两八钱银子,心想经济宽裕一点,可以把我父亲接回来同住。所以他们的用意,我根本没有去了解。

九月初,队伍又奉令开往韩家墅,离天津整整二十里。到韩家墅后,队伍暂时住在帐篷里,同时即动工盖造营房。十月尾上天气冷起来,河沟里已经结了薄冰。营房的盖造,须我们自己现脱坯,都是几个人合在一起并伙做。我因为没做过这工作,便自告奋勇,担任了在坑里取水的工作。在晌午阳光正暖的时候,这个工作还不怎样吃苦,可是早晚温度低冷,站在坑里,先要凿冰,而后才可到水里去取水,这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这样工作了一个星期,我的下腿遂受了寒,到而今,每到初冬,两腿便隐隐作痛,就是这时种下病根的。

不久,保定府筹办二十营大规模的扩军。新军的官长,很多是由武卫右军挑选去担任。我之升为副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升任副目不是容易的。因为每连共计六棚,每棚十二人,合计要在七十二个正兵中挑选一个副目。至于正目就比较容易升,因为竞逐正目的只有六个副目。

我升为副目,头棚里的士兵都很不高兴。因为我是六棚中入伍不久的新兵。他们认为我经历太浅,没有资格当头目。正目丁守富也和我处得很不好。这人一个大字不识,操法也不懂,但是却会千方百计地同我为难。那时棚子里有两个兵—一个姓刘,另一个姓陈—正生着伤寒病,浑身发烧,鼻孔流血。就在他们这样重病的时候,丁守富常常站在旁边,手里玩弄着皮带,嘴里唠唠叨叨对他们乱骂:“贱骨头,好吃零嘴,不小心,自己作了自己受,活该!”如此这般,麻烦不已。他的面貌生得很丑,嘴唇特别厚,往上撅着,如同猪嘴一样。因此大家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做“老猪精”。老猪精骂人时候嘴唇益发撅得厉害,脸子也更加显得难看。他常常对他们骂着,越骂越厉害,越骂越生气。我在旁边望着,实在有点看不过。有一次我就说:“他们生病,你应该侍候才对呀!你天天只会骂,难道他们的病骂得好不成?”丁守富听了火上加油,接过来就同我吵骂起来。我一时按不住心头火气,跳起来把他按倒,照他身上打了几十拳。丁守富就大声地嚷起来。嚷得哨官李殿文知道了,把我们叫到跟前,问什么事。丁说:“副目冯某打我。”李哨官问我说:“你为什么打他?”我说:“你叫他自己说。”丁守富说:“我只骂了兵两句,他就打我。”李哨官把两个生病的兵叫出来,两个兵就大哭,说正目如何虐待他们。李哨官知道了原委,鼻子里哼了一声,骂丁守富说:“打得好,该打!”同时也申斥了我几句。从此以后这两个兵的汤药屎尿,一概由我照应料理,一直伺候了两个月,他们的病才好。这事不但两个兵感谢我,就是全棚子里的士兵,也受了很大的感动,对我的感情一天一天地好起来。不久,全哨的士兵知道了这事,不约而同地对我生起敬爱之心。此外还有一件事,给我很好的教训,我也在这里顺便一述。

韩家墅有一个姓马的大财主,拥有十几顷地,街上开有一座大杂货行。有一天那两个生病刚好的士兵上街买东西,在杂货行门首遇见马先生。马先生和他们原是熟识的,就问他们俩为什么好久不上街。两个兵说是病了,并且将经过的情形也告诉他。马先生听见我打抱不平,以及细心看护他们的事,心里十分高兴,说:

“你们的副目是什么样的人,我倒没有见过。”

“我们副目个儿顶大,操法好,极用功,他不大上街。”

“你们想法子介绍我见见他不好吗?”

“好!”

两个士兵回来,就将上述的经过说给我听,并且坚持要我上街会见马先生。我当时笑了一笑,我说我不去。两个兵很失望,百般央告我,无论如何要我去一趟,缠得我实在没办法了,只好答应去。

马先生为人很诚恳,待人接物也都很好。我们相识不久,他就要和我拜把兄弟。那时他已四十多岁,我却是个青年。我说我是个营混子,你同我拜把兄弟,可要辱没了你。但是他坚持要拜,我也未再拒绝,于是就结为异姓兄弟。后来我当了哨长,把父亲接了来,一时没有找得适当的住处,就住在马先生家里。马先生全家对我父亲都很亲热,招待得如同他们自己的老人一样。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我在南苑驻兵,曾把马先生接了去同住好久,新近他才故去的。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〇三)四月,我升为四棚正目,十二月中旬,又被提升为第二营右哨哨长。

新升的官长同旧官长容易闹意见,这差不多是军队中的一个惯例。这时右哨哨官齐振标,是从袁世凯的小队子里升上来的。因为他的尾巴粗,来头大,所以虽然一个大字不识,气焰却极高,张口就骂人。练操的时候,就是他骂人的时候,那些下流字眼,字典里都是找不到的。有一天在操场里下操,因为士兵动作不整齐,他抓住了这个题目,就破口大骂,骂得人家简直没法受得了。士兵都敢怒而不敢言,气也不敢出,只瞪着大眼睛向我注视着。我是早已忍耐不住了,看见这光景,我就对齐振标说:“咱们练兵,只是骂可不成,要是骂能练好兵,那咱们就不必下操了,专门来骂好了!”齐振标听了我的话,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接着就说:

“我是哨官,我有权骂人!”

“你有权练兵,你没权骂人!”

操场里的士兵,看见我们吵起来,都唧唧咕咕地嚷:“打!打!打!”于是我们就真的动了手,我一时性起,拔出刀来,一直向他脑袋上砍去。他一看不好,回头就跑。他跑,我追,像这样绕着操场跑了一大周。后来他跑出操场,到骑兵王统领那里去告状,我就跟着追了去。见了王统领,他告我以下犯上,目无官长。我说:“不管犯上不犯上,先要论论谁有理谁没理。”王统领外号叫做王蛤蟆,和齐振标同是小队子出身。他说:“不问什么理不理,我要先打了再说话。”当时齐振标罚了跪,却把我按倒地上,打了二十军棍。第二天王蛤蟆又做和事佬,请我们俩去吃饭,叫我们消释意见,言归于好。

我当副目不久,就和正目打了一架;刚当哨长,又打哨官。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当时这种行为,并没有什么思想或主义上的根据,一般都是一种义愤和一种不平之气驱使出来的。后来民国十三年(一九三四)我从滦平班师,发动“首都革命”,依然多少含有这种成分。

光绪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武卫右军奉令离开韩家墅,开往南苑驻防,改为第六镇。原来第三营的中左右三哨,改成第六镇第二十四标第三营前左两队。我也由哨长改任司务长。

改编以后,一切都采用新军的办法,因此军中颇有一番新气象。那时统制是段祺瑞,协统十一协是陆建章,十二协是何宗廉,标统是王化东。王化东文武兼长,文笔固好,军学也研究得不错,并且为人态度诚恳,勤于训练,这算是我从军以来第一次遇着的好长官。

我们在南苑训练,每日官长目兵都上讲堂,学术两科并重。段祺瑞对于官长头目的训练,尤为认真。一时全镇空气紧张,人人兴奋。是年七月十三日,第三营后队排长出缺,我便升补了上去。

一天,“两宫”到万寿山巡游。第六镇二十四标奉命在路上警戒。那娇贵威武的行列走出西直门不远,不想有一个喊冤的百姓,因为不能接近,化装了卫队的样子,戴着红缨帽,混了进来,等到两宫驾到,就冲到轿子前面大声喊冤。慈禧太后吃了一惊,几乎从轿子里冲出来。于是太后大发威风,立刻下谕把当事的队官撤职,标统和管带的领带摘去,段祺瑞也记了一次大过。这样一来,队官降为排长,各方纷纷保荐人去补这个缺。因为保荐的人太多了,无法决定取舍,乃举行考选,以昭公允。

这次考选,有四团十二营,共计四十八连,每连派一位排长参加。结果我竟侥幸考取了第一,当升为二十四标第二营后队队官。

我升为队官后一个月,我父亲即患肺疾,昼夜咳嗽,痰中微带血色,请遍了附近的医生诊治,总是不见功效。后来派人到北京请了一位陆大夫来。他是北京普仁医院的内科大夫,医术很精(现在徐州开医院),但诊治月余,依然不见起色。延至十二月十五日,即溘然长逝。父亲北来不久,我即遭此大故,真是悲痛万分!他老人家一生颠连艰苦,可以说没过一天好日子。如今我稍能菽水承欢,而他老人家竟与我长别了。这为我留下一生永不忘怀的遗痛!

父亲的丧事办完,灵柩暂停离南苑二里的海子潘家庙。那时南苑围墙内不许停厝棺柩,因此隔了两个月,又将灵柩运往保定府,安葬到安徽义地里。这时已是光绪三十二年(一九○六)了。

我当第二营队官,本营管带名叫回富兴的,为人忠厚怕事,完全是一位好好先生,不是一个有为的人。平素他认为官长不可信赖,常派几个亲信的头目,到各队中监视,这是他带兵的秘诀。我带领的队伍中有一个头目名叫张青云的,就是他派了来的。因为他偷东西,被我查明,立即把他开除。他就回去见回管带,于是回管带又让他重返原任。我当时非常气愤,戴上帽子,拿着刀,就去见回管带。见了面,他说:“张头目犯了错,你应当教导他,使他学好才是,开除是不可能的。”我说:“这种害群之马,非铲除不可,像他这种人,不但扰害别人,而且使别人受他的恶影响。如果不办,将来队伍里什么事都不能办了。”说着我把帽子摘下,连刀一起扔到回富兴的怀里,回头就走。同时一边走,嘴里还气愤愤地这样说着:“能给好汉子牵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后来由统领王化东从中一再苦劝,我们俩才和好无事。我当了队官以后,这一次又算是同管带闹了一场。

关于带兵,有几点应注意的事,这里我也顺便拉杂说一说。

第一,士兵知识浅陋,有什么隐衷,都不能自己解决,或适当地应付。当官长的必须时常和他们接近,洞悉他们的苦衷,随时替他们解决,或是予以安慰,否则就很容易发生弊端。有一次,我们营里后队有一个兵,在屋内上了吊,企图自尽,幸而被人发觉,未酿事端。消息一经传出,标里协里镇里都派人来调查原委。原来这个兵,这天因为他的父亲从家里来,找他要钱,他就到左哨他朋友那里去借,他的朋友把一份整饷借给他。他心里很高兴,就把借得的钱,连同他自己的饷包放在一起,和那朋友谈起天来。不料转眼之间,两个饷包竟从桌子上不翼而飞。两钱包丢了,除他父亲没法打发以外,他还欠棚子里一元菜钱,棚头正逼着他要,并且恐吓他,说如果不还菜钱,以后就不许他吃菜。后来大家都出外上操去了,只留他一个人在屋里。他想:父亲怎么打发呢?菜钱拿不出,以后自己又怎么吃伙食呢?他想来想去,没有办法,一时情急,所以上吊了。这事当时虽然没有闹出人命来,然而已经弄得人言啧啧了,说一定是官长打了他,不然,他为什么自尽?所以当官长不但不可压迫士兵,就是疏忽大意,也是极不妥当的。

第二,带兵的人互相闹意见,队伍就永难带得好。我这一队的二排排长徐得胜,原来是从队官降级下来的。因此他一天到晚不高兴,最好同大家闹意见。有一次他督工,一个患病的士兵向他挂号,说去解大便。过了一会儿,又要挂号,一连挂了几次号。徐得胜就不耐烦,大骂他故意捣乱。这天因为下雨,中途收了工,士兵回来,从营房后门过,这儿有一口井,刚走到这儿,患病的那个兵,一时气急心窄,忽然向井里跳了进去。大家见状大骇,急忙打捞,幸而人多手快,没有出事。不过后来队伍中就嚷开了,说后队的排长逼成士兵跳井的事。锣鼓不齐没有法子唱好戏,假如营长同连长闹意见,那更是怎么也带不好兵的了。

第三,营中的军医长应当慎重选择,万不可滥竽充数。有一天我检查内务,发现六棚有一个士兵名叫褚怀军的,身染时疫,于是立即派人请军医长来看病。军医长来到,诊完脉,一副药吃了下去,当即把那个兵打发了。当时那兵断了气,大家都不知道,只听见他吃下药去,直嚷肚子疼,以后就再没有做声。大家都以为他睡着了,等到出早操的时候,协统跑来查营房,大家急忙整顿内务,一看屋内还有一个人没起床,喊了半天,不听见声音,走近去一看,原来早已没气了。当时气得我急忙去找军医长—他是协统的儿女亲家,外号叫催命鬼。我问他:“好好的一个兵,不过生了点小病,你一服药怎么就把他吃死了?你这是怎么治的?你这算什么医生?”催命鬼听我质问后,竟这样回答:“我是治病,可治不了命。”吵了半天,也没有结果。我就说:“你不过是协统的亲家,哼!……”那时军队中用人,大多凭靠亲戚关系,滥任私人,学识能力,往往不大管的。下级官长和士兵气愤不平,也只好闷在肚子里,无可奈何。

清末,国家军务组织中有军学司的设置,位职很高。这时任军学司的是冯国璋。他不知怎么犯了神经病,忽然上了个奏折,大意是:行伍出身的只能当到司务长为止,排长以上的官长须任用军官学校或陆军大学的毕业生。消息传到各处,队伍中立即沸腾起来。我对于这件事情当时发生两种感想:第一,其时军官学校太少,而且开办不久,一时训练不出那么些毕业生,以毕业人数论,平均一营也派不着一个。事先没有详细的计划,就贸然提出这样的建议,摇动军心,不能不算是失着。第二,奏折的用意,完全替富家子弟打算,根本没有给穷人设想。因为能上军官学校的,十九都是官僚和地主的子弟和皇家权贵的亲戚。并且升入陆大,必须有军官学校毕业的资格。试想穷苦人家子弟,如何有此能力?这类折虽然没有立即施行,但因此军队中的穷苦弟兄们,都对冯国璋大大不满,并且进而迁怒于昏庸的清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