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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三章 入伍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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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时期,一直在穷苦中挣扎着,但其间也曾有过一度学塾生活。不过为时不久,就又不得不丢弃了这个幸福,走上长征之途。

一八九一年的秋天,我开始到学塾里读书。这在有钱人家子弟看来,当然是一种儿童应享的福利,丝毫不觉得稀罕。然而在我,家庭状况是如此的艰苦,却把它当做一个天外飞来的福音。

父亲是个因为没受学校教育而饱受痛苦的人。他不识字的痛苦生活,使他深切地希望着:无论自己的经济状况如何窘苦,自己的儿子一定要让他们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家兄基道便在父亲这种愿心之下,勉强入了学。

那时还都是些“子曰”“诗云”的私塾,现代的新式学校,不消说还没有。先生的束脩,每年才六吊京钱,合现在三百个铜元。父亲常常对家兄说:

“北宝,咱家里可不容易呀!你上了学,要好好地用功,才对得起我们。将来有机会我再替你补兵,那时就休想读书了。”

家兄于光绪十二年正月入学读书,到了第六年即光绪十七年九月间,他即补上骑兵之缺,吃一份马粮,每月关得七两二钱银子,除养马外,颇可补助家用。他的学塾生活至此遂即停止,总计家兄上学共只五年零九个月。可是这一年的束脩是已经缴给先生了,当然不能返回。算起来,下余尚有三个月,于是由我顶替了他,去补满那三个月的期限。就这样,我得到入学读书的幸福。

我平素羡慕惯了有钱人家子弟入学塾的生活,心里渴望着自己也能有这么一天。可是等到自己真要入学的时候,心里又不免忐忑不安起来。那快来的新奇生活老在我脑子里盘旋着,使我又是高兴,又是害怕,一连兴奋了好几天。

那天父亲带领我去上学,见了先生,第一件事就是叫我向他叩头。父亲说:

“这是你老师,快给老师磕头。”

我恭而且敬地磕完了头,就坐到预先为我安排好的座位上去。书房里一切情景都使我感到新奇。霎时间,我觉得自己已经开始了新的生命,许多美丽的希望在我眼前闪烁,我小小的心里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先生姓陈,六十多岁,是保定府新安县同口人,名字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他虽然是我开蒙的先生,但除了记得他爱用旱烟袋敲我们的脑袋而外,留给我的印象却并不很深,这倒是很奇怪的。我开始照例是念百家姓和“人之初”。初次捧到书本,每个字对于我都是生疏的,它们在我眼里乱跳,使我没法把捉。捺下心思念了半天,才背得出几个字,但也非常生硬,老是不成腔调。至于那字是什么意思,那句怎样解,不消说更是不知道了。

念了三个月,就到了放学的时期。这时我住到父亲的营盘里自修功课。

在营中,每天的功课是写字认字,温习旧课。这期间给我影响最大、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要算营中的一位贾少书。我那时年纪小,模仿性特别大。贾少书的一言一动,我都觉得有与众不同的地方。尤其那一笔优秀的书法,和他的丰富渊博的学问,更加强了我对他的敬佩仰慕之心。他成了我的模楷,我的典型,事事我都要学他。那种热烈的情形,真是少有。每天我跟着他认字写字,听他谈书说理,心里感到万分的愉快。他对我也特别认真教导,在短短的岁月中,我有了很大的进益。从此我对于读书的兴趣,一天天浓烈起来。

我每天练习写字,可是买不起纸笔,于是就用一根细竹管,顶端扎上一束麻,蘸着稀薄的黄泥液,在洋铁片上涂写。后来听父亲的朋友刘贺堂告诉我,说在方砖上也能练习写字,并且比洋铁片还好,所以我就改在砖上练习楷书。这样,较比以前是更合用更经济了。

父亲人事的关系愈复杂,经济方面就愈感到拮据,每月十几两银子的收入,无论如何是不敷支出。这时唯一的希望,就是把我也补上兵额,每月多领几两银子,补助家庭的用度。

保定府五营练军,是有名的“父子兵”。这意思就是老子退伍,由儿子顶名补缺,普通外面不相干的人,是很难补进去的。有时即使一年半载能出一个缺,就有许多人来争着补,各方面托人保荐。所以我补了几次,都没有补上。

父亲境况困难,他的同营友好都尽情明悉。但彼此都是穷困中挣扎的旅伴,除了给他一点精神上的安慰而外,有什么法子可想呢?记得那时他们常对我父亲说:

“秀公,等着吧,等老大老二年岁大了,您就用不着发愁了。”

有一次,营中出了一个缺额,外人还不知道,管带苗大人就说:

“这回补冯大老爷的儿子。”

旁边人就问:

“冯大老爷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这一问,苗大人也怔住了。接着那人就说:

“我问问去。”

这时苗大人生怕他去一问,耽搁了时间,缺额又被旁人抢去,所以他随即说:

“我知道,用不着问。”于是他就随手写了“冯玉祥”三个字。

本来我们的名字是按照族中“基”字的排行取的,家兄叫基道,我叫基善。这次补兵,因为苗大人随便这一写,以后我就沿用下去,没有更换本名。这就是我的名字的来由。我补兵的这年,是光绪十八年,西历一八九二年,我才十一岁。

补上兵之后,我并没有随营操练。除了发饷时到营中应名领饷外,其余时间我仍在家中过活。这在保定府,叫做“恩饷”。

第二年,我改入一位马先生的学塾里继续读了一年书。马先生只有三十多岁,年轻性躁,每天用板子责打学生。我所得的益处依然很少。因为那种严厉暴躁以及糊里糊涂读死书的办法,一点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不过我要特别申说的,就是纵使是那样的学塾教育,但居然也有我的份儿,我已经觉得万分欣幸了。上学读书,原是有钱人家子弟的专利呀。

到了年底,由于环境的逼迫,我不得不结束了学塾生活。合计我正式上学的日子,一共只有一年零三个月。一生永不再来的童年教育时期,便这样匆促地告终。然而这段生活,我却永远不能忘记。

十二岁这年,我就到营中拿枪,练习打靶。那时我的身体异常发达,身高足有四尺七八,我记得有一次同一个三十多岁的同伴相比,我还高他一寸多。这年春夏之交,保定府突然发生了空前的瘟疫,传染迅速,死亡极多,后来越是蔓延,越是厉害。不记得是谁异想天开,出了个主意,要调军队进城,轰打瘟神。那天绝早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就奉命进城。我们都穿着满身云头的军衣,兴高采烈地去执行这个奇怪的任务。进了城,队伍分作若干排,每排十人,每走过一条胡同口,就砰砰地一排枪,从早到晚打了一整天,打得满城都是火药气。那时我就有愤恨外国人的心理,总觉得他们欺压我们,不是好东西。我这种排外心理的出去发点,当然只是一种幼稚简单的民族感情。这一天我们走到北门,路东恰巧有一座外人传教的福音堂。我看见了不由得十分厌恶,就托起抢来,瞄准福音堂的上半部,砰砰打了两枪,我看见门匾上立时黑了一大块,心里觉得很痛快,背起枪来,回头就走。从这种幼稚的行为上,很可以想见当时一般民众的情绪。

晚清的时候,有两次意义影响都极重大的对外战争:一是鸦片之战,一是甲午之战。前者是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的第一炮,并且加速了太平天国革命的爆发;后者完全暴露了满清政府的懦弱与无能,使人民对它根本失去信任。戊戌政变和辛亥革命诸役,可以说大部分都由此酿成。

保定府在满清时代是京畿重地。自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以后,军事上的地位益形重要。朝鲜事变甫起时,五营练军即接到加紧操练的命令。这时保定府就有很多的谣言在流行着。一会儿说皇上不愿打,一会儿又说李鸿章不肯对日本开战。一般军民对于日本,更有许多懵懂愚昧的估量,简直荒谬可笑。一八九四年七月一日,清廷终于下令正式和日本宣战,练军前后两营即奉令调开大沽口警备。命令刚到,官长尚秘而不宣,到了下午,方始集合目兵讲话,宣布了开赴大沽口警备的命令,嘱咐大家准备一切,决定第二天早晨开拔。命令一宣布,不啻晴天一个霹雳。同伴弟兄们平素过惯了自在安闲的生活。不要说对国外作战,就是连乡门都还未出过,骤然间听说要向大沽口开拔,抵御日本兵,大家立时骇得失神失色,十分恐慌。整个的下午,营中就同煮开了的水锅一般,七嘴八舌,嘈杂不休。有的三三两两聚在房里,指手画脚地瞎猜胡说。有的聚在空地上交头接耳,来回地走着闲谈。有的躲在墙角里唉声叹气,有的坐在板凳上撅嘴咋舌,种种奇形怪状,不一而足,好像在演着一幕滑稽剧,叫人看了又是好笑又是好气。家庭方面,听说队伍即要开拔,都纷纷到营中探询,一探听,果然属实,回去的时候,也有拭眼泪的,也有垂头丧气的。还有些家长们走到营门口,大声地对他儿子嚷着:

“小三儿!你可不能去呀!家里就剩我自个儿啦!万一有个好歹,可叫我怎么着?”

这天晚上,大家睡在铺上,好似热锅上蚂蚁一般,滚过来,翻过去,整整一夜合不上眼皮。第二天起来一看,大家的眼睛都肿得像桃子一样。

怪剧接着出演了。

这天早晨开拔,情形就如杜甫《兵车行》所描写的一样。军队走出保定府城外半里路的光景,忽然看见当地的男女老幼—同营官兵的父母兄弟妻子们—手连着手站在路旁,一直排了三四里路,哭天叫地地送行。我亲眼看见一个老太太,拉着她儿子的手,泪流满面,呜咽不已,死也不让她的儿子成行。这样的情形,触眼皆是。从早晨直到正午,奇哭怪号,声震云霄,只是不肯罢休。在不明底细的人看了,一定会以为是谁家大出殡,所以惊动这么些人来哭送。决想不到这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往大沽口警备,去抵御敌人,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光耀。原来他们只想着大沽口就是死地,就是陷人坑,如今去了,一定不能复回的。所谓国家观念,民族意识,在他们是淡薄到等于没有的。至于这场关系中华民族命运的中日战争,意义有多么重大,不消说更是丝毫也不懂的。这种可悲可恼的现象是怎么造成的呢?我敢肯定地回答:这完全是专制政治和愚民政策的结果。

我们的军队开到大沽口,日本军舰正在对岸二十里名叫拦沙岗的地方“挂口”。这拦沙岗是多年海沙淤积而成的平地,在这儿开炮,正好轰打大沽口的炮台。我一到这里,看见这样被威胁的情形,就感受很大的刺激。心里想:“今后我不当兵则已,要当兵,誓死要打日本,尺地寸土决不许由我手里让日本夺了去!”现在看到我们国家民族所处的境状,再回想那时的豪志,一方面固抱有极大的隐痛,一方面却使我的意志愈加坚强,精神愈加奋发起来。

这次战争的结果,中国大败,旋即停战,议和于日本马关,清廷特命全权大臣一等爵肃毅伯李鸿章前去出席。和约成功,中国赔款库平银二万万两,给予日本种种利益,朝鲜独立,并把辽东半岛和台湾澎湖割让。日本独吞了这样大的一块土地,立即引起欧洲列强各国的嫉妒,特别是帝俄,那时正锐意侵略南满,对于这事决不甘于默认。所以《马关条约》刚刚签订,帝俄即联合德法向日方交涉,将辽东半岛的割地强行索还中国,由中国再出三千万两以为赎偿之费。由此遂种下一九○五年日俄战争的根苗。

和议进行的时候,我们的队伍正奉令修筑大沽口炮台。那时我年岁尚小,抬不动土,白天除做些杂务外,就帮着扫扫土,夜间随同父亲巡营,整天过的都是军队中的生活。李鸿章毕竟不愧为一位深通洋务的大臣。为时不久,北洋海军造船所,已在他的擘划之下宣告成立,炮台上也新从西洋购来了十几尊二十四生的新式大炮。政府迷信大刀,妄自尊大的心理,至此可说受到一个致命的打击。炮台修了二年,才告成功。工程的伟大,建筑的坚固,在当时的确称得起全国首屈一指的海防工程。不幸后来庚子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列强逼迫中国将大沽口炮台拆毁,深可痛惜!

我们在大沽口住了一年多,颇有几件事情可写。一是老兵吃新兵的故事。那时驻守大沽口的各队伍中,都招有大量的新兵。这些新兵,年纪轻,见识浅,又没有受什么训练,因此有些油滑奸诈的老兵就想尽方法加以欺骗恐吓,从中获取利益。老兵常常故意对他们说些恐怖的事,无中生有,张大其词。一会儿说:“日本兵在对面挂口了!“一会儿又说:“日本兵在对面一开炮,我们大家都成为碎粉,一个也别想活!”又说:“每月三两三,就卖了我们的命,太不值得!”他们整天在新兵耳朵里这样叽咕,说得那些新兵们恐慌万状,都要想法子溜逃。要溜逃,白天是没有机会的,必得在夜间。那时他们的衣服用品,一件也不能带,只能赤手空拳地逃走。于是南下的东西都由那些奸诈的老兵得去,卖成了钱,就买肉来炖了吃。一边吃着,一边笑骂那些无知的新兵:“冤大头!好好的兵不当,要溜逃!东西也不要了,给我们吃炖肉!”骂着,笑着,吃着,津津自得。回头又用同样的方法去欺骗恐吓别一批新兵,把他们吓跑了,于是老兵又大吃炖肉。

有一次飓风袭来,立刻发生海啸,大风大雨,翻江倒海。海浪拼命地往陆地上奔腾倾注,低洼的地方都成泽国。那时有位曹总兵,统带着二十多营新兵驻在大沽口的双桥。那是一个洼地,在巨风骇浪的猛袭之下,立时水深二三十尺。那些没有多少训练的新兵一个个都慌张乱逃,也不看清方向,也不辨别高低,只是你挤我推,一个劲地乱跑,越跑,水越深,结果二十多营人都惨遭灭顶,一个不留。长官没有周详的筹划,士兵没有良好的训练,其危险有如此者!

那时驻在大沽口的各军,都毫无军纪可言。官长以及士兵不受约束,荒唐百出。那儿的街市有东大沽和西大沽,都相当的繁华。士兵们就随便上街逛窑子。在此驻守的还有个之字营,士兵都是奉天锦州人。我们的练军则都是保定人。为了逛妓,两方面发生冲突,一次二次地打架,结下了大仇恨。有一次因为争风吃醋,又打起架来。当时练军人手多,又都长于武术,之字营在场的人少,武艺上也不能相及,即被练军痛打了一顿。之字营的弟兄吃了亏,气愤得不得了,跑回去邀集伙伴,打开了仓库,拿出枪弹来。练军这边也不相让,立时两边排阵对垒,准备大打。后由韩协台和罗镇台出面调解,费尽心力,方把一场风波平息下去,但两方打伤的人已经不少了。这件荒唐的事闹了出来,当地的报馆—那时初有报纸,办报的人往往借此为要挟图财的工具—觉得有生意可做,就声言要把事情起稿发刊。直隶总督王文绍以此事太碍体面,急得不得了,派人去和报馆疏通,结果是送报馆二千两银子了事。

到了一八九六年,五营练军方由大沽口开回保定原防。这时我才正式入伍,开始受军事操练。在兵营中,最难得的是好长官好头目,若是能遇着学术两科兼优的热心长官,那就是士兵们最大的幸福。我的最直接的长官是正目刘贺堂和哨长王春。他们两位教导士兵,真可说循循善诱,无微不至。事无大小,他们无不一一详加讲解,尤能处处注意士兵的教育程度,按部就班地教练,非常认真。我正式入伍的半年期内,确实得了他们极大的益处。

不久,我们的队伍又开赴安肃县“拉拨子”。所谓“拉拨子”,就是巡防地方,维持治安的意思。我们的队伍开到安肃县,当地士绅都派人来招待,并且请我们吃酒。一天,一家酒商宴请我们,在席上我竟演了一幕滑稽剧。我本来不能喝酒,但这天同伴们却故意同我开玩笑,坚执地说我会喝酒,有的人又用话激我,说我喝半斤十两不算一回事。大家你一句,我一句,专门对付我一个人,我那时年幼无知,又却不过情面,一时把不住主意。我是初次喝酒,一点经验也没有,既不知酒的分量,也不会取巧藏拙,每次都是一口喝干杯。每喝一杯,大家就在一旁喝彩、叫号。越喝,他们越叫,越叫,越不由我不喝。这样一连喝了几杯。掌柜的以为我的酒量真很好,于是拿出顶上等的带浆酒,要我喝个充量。当时我的神经怕是已经麻痹,也辨不出什么滋味。只是糊里糊涂地喝下去,也不知喝了多少杯。喝到散席的时候,酒力突然冲上来,眼前一阵黑,四肢软弱无力,已经再也不能支持。大家七手八脚地扶持着,才把我踉跄地送回营里去。幸亏离营不过百步,路上倒没有出什么意外。次日,浑身发出透明的水泡,小的如黄豆,大的竟和蚕豆差不多,难受了好多天,精神也委靡到了极度。从此之后,我深知酒的可怕,决心不再喝酒,而且事实上也是看见酒就厌恶,遇有宴会,连杯也不去动。一般人都说我矫情,其实哪里知道我有这个底蕴呢?

在安肃县,我新认识了几位朋友,年岁都与我不相上下。他们有的在当地团练上服务,有的在铁路上当警察,也有的正在修筑车站上的站台。我们“拉拨子”的工作,本来很轻闲,除了受人家殷勤招待外,简直可以说再没有别的事可做。那时军中纪律也很松弛,没到自己值班的时候,尽可随便在外头溜达。我是个初涉足社会的少年人,好奇与好动的心理整个把我支配着,一有空暇,我就爱找那几个朋友去聊天斗趣。一天晚上,大家正谈笑得起劲,朋友中的一个忽然站起来,拉着我的手说:

“走,咱们扣宝去!”一面说着,一面就拉着我往外走。

这一套,在他们是玩惯的勾当了,唯独我却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子,受了怂恿之后,心里又是恐惧,又是觉得新奇。就在这样迟疑不决的情况下拉拉扯扯地被拖到赌场里。我对于扣宝这门径,一点都不懂,下注也不会下,筹码也不会摆,坐在那儿,随着人家云天雾地地赌下去。赌到半夜,就输了十几吊。起初尚想捞一捞,希望能够赢回来,怎么也不愿离开座位。那宝盒上好像有吸铁石一样,紧紧地把我吸住—两眼直瞪瞪地对它望着。哪知弄到后来,好像在烂泥坑里挣扎,越挣扎,越爬不上来。看看没有希望了,只好打了个呵欠,伸了伸懒腰,苦笑着离开那儿。一路上越想越追悔,越想也越焦急。输了这许多钱,到哪里弄来还账呢?还不出来,又怎么样应付呢?这天回去得太晚,生怕父亲追究,于是又预先编好了一套谎话,准备把事情掩盖过去。—原来一切恶习,都是连套着的,有了这样,就自然有那样,用不着坏朋友一一教唆。至今思之,犹使我不寒而栗。

几十吊钱!这样大的数目,一时我是无论如何也还不起的,于是想出了分期偿还的办法。商得对方的同意,每月八百五百不等,陆续地支付。如此一直闹了三年,还有人同我要赌账。这一次糊涂勾当,可真把我害苦了,三四年中弄得我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每天都逃不脱那些赌博鬼的纠缠。从此我痛切地觉悟到,交结朋友,关系一个人的前途实在太大,非得小心谨慎不可。

我经过这些刺激,心中的悔恨自不必说。回防后即约束自己,向读书和修养方面努力。

我过去因为念过一年零三个月的书,又在营中受贾少书很多的指教,因此普通的文字能粗识一些。每逢操练余暇,自己就爱看些武侠小说,一半是为的看热闹,一半也是企图多识些字。我看的第一部小说是《封神演义》,其次是坊间流行的《绣像彭公案》。初看时半懂不懂,只管囫囵咽下。读完一遍,从头再读,读长久了,书中大意也渐能领悟。但字的意思和音读,有许多依然摸不十分准确。以后接着又读《施公案》。这是我最初自动阅读的三部书。那时我们的正目刘贺堂—别号叫做刘老喜—专门爱说《三国演义》。一到他说的时候,很快地就围上一大堆人,聚精会神地听着,连咳嗽也不敢大声。自然,我也正是这些听众之中最热心的一个。每听到张翼德大战长坂桥,赵子龙大战长坂坡,乐得我心花怒放,恨不得手舞足蹈。于是又引起我对于《三国演义》的兴趣,立时借了一部来仔细阅读。初看的时候,只见生字连篇累牍在眼里乱跳,用手指按着,逐字逐句地慢慢读,闹半天还摸不着头脑。不过我咬着牙,耐着心,随时随处向人家请教,我终于把它读完。

营中新认识的朋友,大般会几套拳。我的一位顶要好的朋友,是同哨的马老殿,他的拳术极好,在保定府称得起第一。他为人十分和易,平素同伴们在一起,大家最爱同他闹着玩,有时甚至动手动脚。每次这样地闹时,他老是笑着让开,有时也说一句“闹什么”!总不肯和人家打闹。日子长久了,我心里却有点纳闷:“为什么他老是不还手呢?”一天,又有人同他动手动脚,他又是照例一笑让开。我就忍不住问他:

“人家打你,你为什么老是不还手?”

他含着温和的微笑回答我说:

“他们打我几下,不要紧;我要是还手,他们可受不了。”

我听到他这话,立时恍然领悟。功夫是愈练愈炉火纯青,愈练愈能使人有涵养的。地里空瘪的谷子,总是高昂着头,洋洋自得,但充实丰满的谷子,却总是低着头的。

每次关饷之后,我总喜欢花几文制钱去吃一顿大饺子。这时我情愿多跑几里路,绕过东关,到南大街去吃平老静的牛肉饺子。这饺子铺是开在一家当铺的门洞中。我为什么要跑这么远,吃一顿饺子呢?说起来倒也很有趣的。

原来这位平老静曾在当铺里当过一副包金镯子,后来赎当时(正是三十的夜间),不知当铺伙计怎么弄错,居然还他一副真金镯子,他拿回家去之后方才发觉,深怕因此逼出人命,于是毅然决然把镯子送回。这一来,使当铺老板意外地惊喜了一场,除当时给他送了一块“拾金不昧”的匾额之外,并把当铺的门前让给他开了一爿饺子铺。市井贫贱之中能有这样的正直君子,的确令我钦敬。我觉得能够在这样的人物所开的铺子里吃一顿饺子,也是一件光荣的事,就是多花一些时间,多走儿里路,我也甘心情愿。除了这一点之外,平老静还收容着很多习武艺的徒弟,刀枪棍棒,应有尽有。这也很能吸引我这个正在充满着习武狂的小小的心灵。可是别人却不了解,因此都喊我“老冤”。我也只好报之一笑罢了。

满清的腐败,不仅限于政界,就是军界亦莫不如此。那时军营中每到初一、十五,有所谓“上衙门”这一个老套。到时各级官长都穿上袍子褂子,着高底缎子靴,戴着红缨帽,骑着马—文的文打扮,武的武打扮—一早上衙门。我因为个儿大,在营中当一个大旗子,所以也幸能参加他们这个勾当。初次看见这一套,总觉得很奇怪。心里想,这是干什么呢?大概是议论军机大事吧?不然,也是讨论地方上的政务,或是各部队相互间的重要事情。哪知道不久我就发现这种猜想完全不对。原来他们那样郑重威严地到了衙门里,大家一见面,不过彼此把腿一弯,互相请一个安,就同木偶一样,站在旁边再也不动了。俄顷,大家便出来,重复上马,一溜烟飞奔走散,有的下小馆子,有的去随便玩耍,什么事也没有了。他们把这件无聊的事,做得如此铺张,如此郑重,我觉得真是滑稽到了极点!

就因为“上衙门”,我又遭遇到新的不幸的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