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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生活》第一章 我的家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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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世,我生长的环境和我所处的正在急剧变化中的时代,都是我的个性、思想,以及一切行为活动的摇篮。

我的原籍,安徽巢县竹柯村。对于故乡,我知道的虽然很多,但并不具体。我现在所记述的原籍的家世情况,都是小时候从我父亲口里听来、零碎蓄积起来的。

我的父亲本来是个泥瓦匠,名字叫做有茂,一八四五年生于巢县竹柯村。早年家里奇穷,不得已同他的兄弟分居度日。伯父同三叔当裁缝糊口;四叔做一个佃农,替地主耕种着土地;父亲曾一度当过雇工,但后来不久即投身行伍。

祖父的一生,每天都在穷困中挣扎着,晚年生活益发穷困得可怜。一次,祖父病了,家里一文不名,买药的钱也无从筹措。父亲无计可施,于是跑到巢湖去摸鱼,卖得了钱,再买药回家给祖父吃。去摸鱼的时候,往往怀里揣着一袋“锅巴”,预备饿了好掏出来吃;若遇到家里连“锅巴”也没有,空着肚子在外头待一天,是经常的事。

祖父的病愈来愈重,转眼到了严冬。这时巢湖边上结了冰,摸鱼事实上是不可能了。父亲在无可奈何之中,就想法子在冰上凿一个大窟窿,边上放一盏油灯,引诱鱼往上跳,等到跳上来,他就很快地捡起来。

一天晚上,风刮得很大,雪花纷纷地飞舞着,父亲如平常一样,照例拿着灯,蹲到巢湖里去捉鱼。祖母在家里照料着躺在铺上呻吟不已的祖父,一边却在挂念着巢湖里衣服单薄的父亲。家庭的生计日益艰难,思前想后,处处都是触人忧伤的资料。每到祖父呻吟停止,渐渐入睡的时候,祖母就轻轻地走到门口,对着茫茫的雪夜凝神,直到父亲披着满身雪花回来,她老人家才能安心。

父亲日夜焦虑劳碌,也渐渐地病了。虽然病着,然而摸鱼的工作却仍然不能丢弃。

生活的穷困还不算数,偏又遇着洪杨革命。全家因急于逃难,一生辛劳的祖父就在这时候丧失了他的生命。在那样一个动乱的时代里,不消说,死者的死与生者的生,一样都是无关重要的。

因为长期在穷困中挣扎,长期照料着祖父的疾病,祖母的体力已经渐感不支,并且年纪老迈的人,身体精神本就十分衰颓,姑叔年纪又幼小,人事未更,处处增加了父亲的拖累与辛苦。在这种情况之下,一家人离乡背井去逃难,的确难为了我的父亲。我记得父亲谈到这些情形的时候,往往突然地泪如泉涌。我写到这里,停笔凝思,当时我父亲谈话时悲哀的神色,依旧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祖母不堪长途跋涉之劳,不得已由父亲背负着;小姑小叔跟在后头,蹒跚地走着。时间久了,姑叔也渐渐地走不动,就抓着祖母的衣襟啼泣。到了这种时候,祖母只得从父亲身上下来,另外又由父亲找到一根扁担和两只箩筐,将小姑小叔装在两头,挑起来赶路。而祖母只好跟在后头,踉跄地随行。走了不远,就是一条从巢湖分来的河流横断着去路。原来这里本有专渡往来行人的船只,可是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却连船的影儿也不见了。大家不由得焦急起来,特别是我的父亲。后来父亲跳下水去,试探一下,幸亏河水尚不甚深。于是父亲用一只木盆把祖母和姑叔一一渡过河来。正预备继续向前走,忽然对岸又跑来两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神色惊慌,看光景也是刚逃出来的。她们看见河里没有船,又不知水有多深,于是更加慌张。这时后面乱兵的扰嚷声已经隐约可闻。她们望着祖母等用木盆渡过,自己却无法可想,情急之下,就跪在岸上大声呼喊,要求救命。祖母遂命父亲回去,将她们俩渡过来,一同行走。

当天晚上,走到半山中一个破庙里住下。父亲因为年纪轻,觉得和两位陌生的女客住在一块,不大方便,于是自己在外面露宿了一宵。这种乱不忘礼的举措,充分地表现出父亲的严正和古板的个性。日后我个人的精神生活,受了这类事情的感化和影响亦不小。第二天,刚动身要走,两个姑娘忽然跪到祖母跟前,恳求祖母收留她们做儿媳妇。因为她们觉得自己的年龄已大,同行的又不是自己的亲故,长此下去,无论如何不是了局,何况离乱之中,自己的家属又向哪里去寻找?倒不如就此结合为一家人的好。这种突如其来的要求,在祖母实在是初不及料,当时就毫不迟疑地婉言拒绝了。但是两个姑娘却已拿稳主意,一再恳求,跪在地上不肯起来,祖母不得已又去征求父亲的意见。父亲向来正直不苟,何况这事颇有乘人之危的嫌疑,当然更加不肯容纳。等祖母的话说完,父亲就郑重而且坚决地说:“无论怎样,这事万不能答应。”事情也真凑巧,恰恰第二天在路上遇到两位姑娘的父母,当时就把两位姑娘交给她们的父母领走。这两位姑娘同她们的父母团圆了,欢喜自不用说。父亲同祖母少了一层累赘,同时精神上也得到很大的愉快。

这里以后,全家逃到一个偏僻村落的破庙里,住了一个颇长的时期。这期间,历经了许多艰难和酸辛,吃、喝、穿一切生活需用都无着落。经过了若干转折之后,父亲才投到一家张姓家做佣工。这是父亲正式充当佣工的时期,同时也是他投军的始点。

张家是个地主,家里有两个儿子。老主人渴望他们获得功名,支持门第,因此在父亲未来以前,已经请了一位武术教师在家,替小主人教些石头弓箭刀枪一类的课程。两位少爷却和一般的阔少没有两样,一切纨袴子弟的习气无不应有尽有。穿的绫罗绸缎,吃的离不了鸡鸭鱼肉,早晨老不起床,叫一声,哼哼大半天没有动静。

父亲生性勇武,酷好武艺,看见小主人放着这样好的教师在家,不知努力上进,心里着实惋惜,于是不时在那教师跟前讨教几套,空闲的时候就搬石子,耍弓箭,独自苦学潜修。教师看见父亲穷苦而有志气,功夫也很有根底,心里喜欢,加倍尽心指教。这样练习了一个时期,父亲的技术已经大有可观。

考期到了。父亲奉命担着行李送小主人去应考。不知由于怎样的一个机缘,父亲也得到入场应试的幸运。进了试场,两个阔少连射了三箭,一箭也没有射中,石子不消说也没有举起来。下来了,臊得面红耳赤,结果是名落孙山。平素娇生惯养,一点苦功也没有下过,临事自必当场出丑,给爹妈丢脸,这也是不足奇怪的。父亲与试的结果,三箭都射中了,石子也举得合格,居然入学了。这在他自己也是没有料到的。久经折磨的父亲,这时才觉得稍稍吐了一口郁闷之气。

父亲考入了武庠,祖母却因此受过一次很大的窘困,说起来也很有趣味。原来父亲佣工的期间,祖母已返故乡竹柯村。故乡虽然并没有可留恋的地方,然而生活到底比较外乡容易些。外面人地生疏,生活艰难,再三考虑,祖母才离开父亲回乡。为了分在两下,日子更好过一点。父亲入学之后,送报子的星夜到竹柯村报喜。在清代科举盛行的时候,有人专门靠着报喜为生,每逢榜张出之后,这般人瞅着榜上的一个名字,看清籍贯,即疾驱地拼命跑向目的地。跑得快了,可以得头报,多赚些赏钱;若是慢了,成了二报三报,就不值钱了。任何人家的父兄,接到自己家子弟功名成就的喜讯,谁都乐意掏些赏钱,表示自己的快慰。但是这次报父亲喜讯的报子,可算是生意不佳了。报子到家的时候,祖母赤着脚,挽着裤腿,正在田里插稻秧,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时她的儿子会考取功名。送报的查问了半天,才有人把祖母从田里找回来。祖母到了家,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人,看见她来了,一拥围上来,乱嚷着贺喜。大家都说她从此苦尽甘来,吉利话说了一大堆,弄得祖母大半天茫然不知所措。俗语说,自己的苦只有自己明白。祖母的艰难也只有她自己知道。大家正在恭维贺喜,吉利话讲得起劲的时候,却不想字字都刺激了祖母的神经,使她听了伤心。在一片笑语欢腾声中,祖母忽然呜咽起来了。家庭一贫如洗,四壁萧然,每天两餐饭都发生问题,拿什么招待报喜的呢?一样的喜讯,到了穷人家,就变成了无法应付的难题!后来多亏冯文焕的祖母(我的本家嫂子),察知了祖母的隐衷,赶快地跑到家里,兜了一些鸡子和几斤米过来替祖母发赏给那报子。可是报喜的却大大地不高兴,经邻里多方劝解,才勉强打发他走,算解了祖母的围。

考取武庠,虽然算不了一件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可是父亲的生活却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变化实含有严重的时代意义,决不是偶然的。

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爆发,数千年来闭关自守的中国,经不住帝国主义炮舰的轰击,终于被迫着大开门户。于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洪流一涌而入,中国旧有的经济政治的壁垒开始发生急剧的变化,满清的封建统治也走到了日暮途穷的境地。这一新时代的开始,其征象就是普遍的农村骚乱与新的政治斗争的酝酿和发展。一八五○年洪杨革命的爆发,明显地,即是那外来的与内在的经济政治条件之下所产生的一个革命运动。经过这次浪潮的泛滥以及战争的延长与扩大,那些和土地紧紧束缚在一起的农民,至此也不得不离乡背井,流亡外地。太平军在广西起义,不久即连续占领赣、皖、苏、浙等省;满清军队与之转战于长江流域,前后达十一年之久。这一期间,东南各省农民四散流亡,其中有的投入太平军,有的应募而为淮军湘军以及其他满清军队。总之,生活上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一次时代的变动,固然影响国家的政治前途,同时也影响到个人的生活以及一切活动。不过这些时代的意义,在当时并不为参与其间的个人所自觉。父亲由流浪而为佣工,由佣工而取中武痒,开始从军,很明显的正是这些农民之中的一个例证。他之所以离开农村社会,在他自己看来,或者不外是生活的威胁与上进心理的驱使,其中复杂的时代与社会的意义,他不消说是丝毫没有意识到的。

父亲取中武庠,是他从军的一个重要关键。他最初投身铭军。铭军,为刘铭传所带领故名。他是淮军将领之一,在晚清很负盛名。父亲初到军中,在差遣队当差,后来慢慢地升到哨长和哨官。

清末,帝制的统治整个发生了裂痕。洪杨之役好容易平定了,“捻子”相继发动于安徽、河南、山东、直隶各省。不久陕甘回乱又复爆发。这些事实,正是满清政府腐化与无能以及残酷压迫的结果。因此,不仅激起了汉族的暴动与革命,连其他民族也对它仇视起来、反抗起来了。

陕甘回乱虽然侥幸平复,但其剩余势力又在新疆一带蔓延。清廷不得已就颁布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的命令。因此父亲即随军由西北开赴新疆。那时军事上的设备都幼稚得可怜,而且对于士兵的待遇也是猪狗不如的。这样横贯数省的长途行军,嘉峪关不设兵站,士兵的口粮一次发给八天,全是生红薯,由各人自己背负着。从内地到新疆,一条黄沙漠漠几千里的长途,本来尽够人走的了,如今再加上八天口粮的生红薯,总计至少在十五六斤以上,压在背上,叫人怎么受得了?这样的长途跋涉,一天一天,好像永远走不到头。一路上,饿了的时候是以红薯充饥;渴了的时候,仍然是以红薯止渴。这种生活,不说多天,就是三五天,父亲以及其他任何强壮的同伴,也都有些为难了。几天之后,大家已经支持不住,但是终于勉强挣扎着到了驻守地。后来父亲告诉我说,从这时候以后,他看见红薯头就发疼。有一天在保定府街上走,遇到一个卖红薯的,他看见了,立时恶心作呕,连连不住地吐出酸水,这是我亲眼看见过的。

从新疆回来,队伍开到山东济宁驻防。父亲就在这里结了婚。外祖母家姓游。第二年生我长兄基道,后来一共生了我们兄弟七个。当时因为生活艰难,兄弟们营养不足,死去了五个,三弟长到很大,后来也死了。长兄出世的第二年,铭军就解散了。父亲就和母亲带着长兄回南,本来预备考试武举,但后来没有考成。四年之后,父亲重复到济宁。从这时候起,姥姥就没有找着,只打听得她是因为荒乱,几年之前已流离他乡。一九三二年我在泰山住,曾托人到济宁探询过一次,结果只找到一个表弟和一个叔伯舅舅。我母亲问我舅舅的乳名,至今我长兄还能清晰地记着。

父亲在济宁没有久留,即重新入伍,随淮军至直隶青县兴集镇。生我的那年,正是父亲到兴集镇的次年—一八八二年,即光绪八年的秋天。在我出世的前几个月,朝鲜发生了士兵大暴动,失势的大院君利用乱兵,颠覆新政府,并且袭击日使馆。因此中日双方都派兵驰赴朝鲜,几至酿成战端。更远之前,美政府经李鸿章的介绍,在仁川港与朝鲜缔结美韩通商条约。以后法、德、俄、意、奥诸国都先后派遣使臣赴朝鲜,缔结修好通商条约。这些都加重并且加速了日后中日战争爆发的原因和发展。

我出世的那年,祖母已经去世了。当我长兄随父母回南的时候,祖母还健在。因为我长兄是在北方生的,所以祖母就给他取个名儿,叫做北宝。我既然得不到祖母给我的命名,父亲就顺着祖母的意思,给我取个名儿,叫做科宝。“科”,大约就是指科举而言。

后来李鸿章到直隶,淮军分驻于洋郡各属。于是保定府“五营练军”开始,父亲就到保定府,全家也都搬去同住。因此,这儿就成了我儿童时代的养育之地,成了我的第二故乡。我现在说话操的是保定府口音,也是这个缘故。

上述家世,正替我埋植了一个艰苦的前途,并且替我打下后来奋斗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