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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49章 善善不能用恶恶不能去的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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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一年六月,在军事委员会大会堂举行参谋长会议,在重庆少将以上,又加上军以上的参谋长人员,大约有四五百人。蒋请我说话,我说的话如下:军中各级的官长出身不外二途,一为学生出身;一为行伍出身。学生出身的,或是军官学校,或是陆军大学,当然学的东西不少。行伍出身的,打仗几十年,很有作战经验,并且忠诚勇敢,不靠亲戚本家或是老师的提拔,而能担任到军长、师长、团长、营长的职责,大概多是入过多少次教导团,或训练班的,虽然未有毕业文凭,可是读书的也很不少。两相比较,各有长处,不可只说学校出身方可用。何况百分之八十五的军官多是行伍出身,若要全换上学生出身的也没有那么多的人员。尤其是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只要能够坚决抗战,能吃苦,能耐劳,与士兵同甘苦就够了。大家知道吴佩孚的参谋长,张作霖的参谋长不也是学校出身吗?有学问而做反革命的事的人有的是,如日本陆军大学毕业的萧其喧,跟汪精卫当头号军人汉奸,他不是同曹浩森、熊式辉同学的吗?张自忠总司令未入过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可是能受伤不退,至死不屈的打日本帝国主义。如此看来,用人须用其长,不可用其所短。

此时正是蒋何要把行伍出身军官全换到后方来,临阵易将多么危险。到底他们还是把许多很勇敢的,又有很好的学识的,作战很久的军官一个一个地都换掉了,调成参议咨议等,没有一点事情可做。把那些贪生怕死的,只会在屋子里读书的,听见枪炮响而不认识方向的,一班一班地都换到前方带兵作战。这些新到前方的军官,那是靠他的表叔、舅父、老师等替他吹嘘运动而带兵的,不然就是讲什么学派的。既不能与士兵同甘共苦,更不知道士卒的生活是怎样的苦法,这样情形去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如何不失败呢?

就在那两天,国民党的常务会议,何应钦又说起来:“前方许多军官都要同后方的军官调换。”我觉得他这些话都是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机会。我说:“军队里百分之八十五的军官都是行伍出身。从一个小兵熬到当了军长,师长,能自己下命令,能自己写电报稿子,并且都是打了几十年的血战,既勇敢而又忠诚,为什么非把他换回来不可呢?况且新换到前方去的人也不能说有什么真正学问。不说别的,因为我知道我的儿子有多大的学问,那么你还不知道冯洪国是和你同学,你们是前后班。前面正在打着仗,忽然换许多军官,军心怎么样,应当顾虑到。”就是那天说的话,把何应钦说得面红耳赤,可是他们还是把前面的军官换了很多。

有一天,把认识我的一位姓陈的捕了下狱,还有一位姓周的很好的青年也被捕了下监。

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我在常会里说:“是不是认识我的都是共产党?是不是认识我的军官都要被捕呢?”后来听见说:“何应钦向蒋报告说,他们都承认了他们是共产党。”没有几天,就知道并没有那回事。连着在会上嚷了几次,这位姓陈的和姓周的两位军官都放出来了。把人家捕去下了监,不说理由,全世界哪一国也没有听见说过这样对待军官的办法。这不是污辱全体军官的人格吗?蒋介石和何应钦他们拿着这些国家栋梁的军官当着球一样踢过来,踢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