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 »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全文在线阅读

《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37章 在天气很冷时脱下士兵棉衣

关灯直达底部

我从永川到内江,看这地方上的军队,这里的一旅人还算是好,我对他们讲了很多话,不外乎抗战救国的道理。这里的宪兵团长对我说,他们的宪兵近来逃走的太多了。他们的宪兵至少都是中学毕业的,他们愿意到前方作战,不愿意留在后方。因为一到前方,马上就可以当排长。留在这里无论如何是个兵。一个兵当了排长,怎么好抓他回来呢?近来宪兵团没有法子维持,因此宪兵的空缺就太多,逃走了一个不容易再招了来。

内江是出糖的,周围八十里都是红土,种甘蔗最相宜。我以前从这里过,看见做出来的冰糖有三尺直径的,由地下摆到房顶上。听说这里的糖设有专卖局,专卖局局长也是一位与特务有关系的人,大发横财,弄得全四川的人起来反对。起初执政的人拿定了主意,民众们骂,就叫他们骂去,反正不听他们,后来抢钱抢得太不像话了,这才把抢钱的局长换掉。为什么这么办呢?原因是蒋介石要利用谁,无论他多么坏,还是要用他。这真是一件得罪主人的事。从内江到了资中,县长专员许多人欢迎我。正说着话,好多老百姓来喊冤说,他们的孩子去当兵,刚走了八九百人,都是穿着新棉衣的,县长叫他脱下,穿着单衣。冯先生,你看这大冷天还不要冻坏了么?我问县长:“你是怎么办的?”县长说:“请领棉衣上边不发,我怕冻坏了士兵,我用地方上的款给士兵做了一套棉衣。若他们穿着走了,再来了新兵怎么办?不是还得冻着吗?”专员说:“打电报到成都,成都不管;打电报到重庆,重庆不回。好容易得到重庆的回电说,前头的新兵穿着走了,后来的新兵还是冻着,不如把棉衣留下来,反正新兵到营里会有棉衣的。”我问计算计算多少日子这新兵可以到营呢?他们说:“慢着半月,快着要十天。”要说冻死人,别说十天,一两天就可以冻死。我对专员、县长说:“你们赶紧把棉衣送去,好在才出发两个钟头,还赶得上。”专员、县长齐声说:“衣服送走了,钱谁给呀?”我说:“你们可以拿笔记下来,作证向上报销;如果政府不承认,我将来赔偿,可以不可以?”专员、县长都很高兴地把我的话记下来了。那些刚走的新兵们的父母亲戚都感激的不得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的。

从资中到了成都,经过龙泉驿,坡度很大,弯弯曲曲很不好走。听说有好多汽车在那里出了事,有的翻了车,有的自己撞了。这地方一下雨,黄土很黏,汽车最难走。从重庆到甘肃、陕西、成都、川北,这个地方是必经之路,偏偏地弄得这么坏。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

在蒋介石手下办事的人,无论做什么事都是敷衍,不负责任,并且说是省钱。实在说起来,这些车不值钱么?这些人命就更值得多了。看见小利,看不到大事。这就是蒋介石的病根子。

就在这一天,一位副官对我说,前三天有四辆载重车是押解着两万万元的票子,送到前方去当军费和发饷用的,有的走到成都北边,有的走到龙泉驿,就被押解的人,把款子全抢去了;还开枪打死了人。他们留下的话说:“与其每天吃不饱、穿不暖,给别人送钱,不如我们发个小财。谢谢你们!”这件事弄得蒋介石哭不得,笑不得。

成都城里是贺国光负责任,还有就是邓先生和田先生。我在这里见了很多旧朋友,他们对我说:“我们得快点想办法,我们是加入军统,还是加入党统;不然我们是不能存在的。”

看那样子,人人都在自危。我对他们说:“只有抗日和爱国是最重要的事,若要说到根本,是要拿老百姓做主人。”他们都向我笑了一笑,好像是了解我的意思。我在成都东北角的操场上看军队,人数不多,有一两千人,都是吃不饱、穿不暖的样子。我到军官学校去看了一看,也给他们讲了话。成都人民对我说:“军官学校的学生纪律太坏,他们时常不断的手里拿着手榴弹往鱼塘里扔,炸弹一响,鱼死了,浮在水面上,军官学生就捞回去吃。百姓们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成都城里的戏院和电影院子,军官学生今天逛这个戏院子,明天逛那个,谁也不敢管。”不久以前有一期军官学生毕业,分发到前方去,他们的川资被军需人员给剥削了。学生们气愤极了,把军需人员打伤,屋子也给破坏了。军官学校里有好多很好的教官,我请他们来,问是什么缘故这样做,他们说:“校长是蒋介石,一年也来不了一次或二次。负教育责任的,用人用钱,都不能做主,如何不坏呢?”他们又说:“蒋介石一身兼着军官学校校长,步兵学校校长,炮兵学校校长,交辎学校校长,工兵学校校长,骑兵学校校长,航空学校校长,陆军大学校长,军医学校校长,中央政治学校校长,又曾任过一度中央大学的校长,还有许多军官分校也是蒋介石当校长,只有一个兽医学校校长不兼。大概算起来,蒋兼了三十七个校长,教育长都当不了家,事情怎么不坏?军纪怎么不坏?”我看那些教官们都忧愁极了!

在华西坝给五间大学学生讲抗日的事情。那天本来预定的在一个大讲堂里,临时来的人比屋子能容的多了十倍。没有办法,就在大院子里临时来了一个电灯,在一个桌子上站着讲的。学生们听了我的话有时落下泪来,有时大笑起来,有时鼓起掌来。青年们是有血性而且又纯洁的,他们只知道爱国家、爱人民,因此就容易受感动。散会后,有几个学生对我说,他们可怜得很,很受压迫。我问他们什么缘故?他们说:“学校里布满了特务,谁说了不满政府的话,不是失踪挨打,就是被开除。还有念书好的,就称他是共产党,更有那些吃苦耐劳而帮助人的学生,那就是红色帽子戴上了。”我听见他们报告的这一切实情,真觉得难过。

我曾到过华西大学教授费尔普先生家里,他是美国人。这里有三对美国夫妇都是很好而又热心的基督徒,共同写了一本《为人的耶稣》。这个意义很高明,既然是基督徒,当然基督还不是老师么?真是很平正,很公道的说法。但谣言却因此出来了,说他们不该说神话,一定是共产党。我想连美国人写一本书都拿红帽子给他们戴上,中国人那还得了!

成都西门外,一二十里的一个地方,有一个特设的党务训练班找我去讲话。我对他们说:“国民党的总理孙中山先生说,什么叫民国?民国就是人民的国,人民是主人,公务员是仆人,仆人要服侍主人,仆人要处处讨主人欢喜才对呢!你们大家受了训练之后,是做主人呢?还是做仆人?我希望大家做个真正的仆人,时时刻刻要为老百姓服务,那样你们就没有白受训练了。”散会后,有人对我说:“先生这种讲话很像共产党的论调。”我说:“是那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