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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32章 压迫苗族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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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贵阳省城看完了军队,就到贵东镇远去检阅。沿途上一处一处地看,有许多人说地方不靖,许多苗族的人民都上山当土匪。我问:“是什么原因?”有些接近苗族的朋友们说:“就是因为抓兵,什么理由都不对他们说,就是黑夜到他们家里抓青年,用绳子去绑他们当兵。有些苗族的青年连汉话都不懂,他们也不明白什么叫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但苗族人民如果逃跑,抓丁的人就开枪打,这样就越弄越凶。说实话,实实在在是官逼民反。蒋家的官吏反倒说,受了奸匪的利用,民变了。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我在马场坪附近一县,叫贵定,集合了几千个苗族老少男女,花苗、黑苗各种的苗人都有。他们虽是被压迫的民族,有的人穿的洁洁净净,整整齐齐,看去很庄重也很精神。我首先给每位送了四斤盐巴。什么叫盐巴?那是四川省自流井从地里二三百尺深吸上来的盐卤,又用地下的自来火在铁锅上熬的,像锅巴一样。贵州的苗人,多少年来就是吃这种盐巴。在满清时代治服苗人,就是用军队包围起来,不准盐巴输进去,结果苗人向满清投降,由此可见苗人对于盐巴非常宝贵。因为是人类中必需的食品,而又不容易得到手的东西。把那些盐巴送给他们之后,通过一位翻译,我对他们说话。我说:“大家要晓得,我们是一个祖先,后来因为我们多少代的祖先,他们老兄弟们彼此闹别扭,你说的话我不说;你穿的衣服钮子在那边,我的衣服钮子非在这边不可;甚至于你吃这种东西,我就吃那种东西;一年又一年的,几千年来,意见就越闹越深,使我们为子孙的见了面彼此都生疏起来。你们看看,我们大家长的眼、耳、发,哪里不一样呀?这实在可以证明我们都是一个祖先,都是姊妹兄弟。”我说到这里,那个翻译,翻得很好,好多老太婆老先生听见我说的都流下泪来了。他们说:“可不是吗?真的多少年来也没见官们对我们说过这么亲热的话。”我一说到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事:“年轻人都应当去当兵,保护国家,保护同胞!”他们大家高兴地说:“我们家里有孩子,我们都愿意叫他们去当兵。”我看了这苗族同胞都是勤朴、诚厚,实在可爱到万分!

这附近有铸铁锅的,并且铸得很好。这是由广西到贵州第一次看见我们自己制的铁器。

北方逢些五排十叫赶集,四川、贵州叫赶场;广西叫赶墟。我每次到场上去看,真是觉得我们太落后了。不要说电器东西看不见,就是钢铁的东西都很难看见,有时有几件东西也是由外国来的。这一次我看见能制造铁锅的地方真是高兴极了!这也表明附近有铁矿已经开采了。

我们有许多地方都有五金矿和属于金、银、铜、铁、锡一类东西,只是我们迷信太甚,在这里开,破坏这一家风水;在那里开,又破坏那一家的风水。这一种糊涂迷信的办法,把我们害得很厉害。在这种深山之中,能够开采铁矿的是很好的一种希望。

我到镇远看了志书,知道这名称顶不妥当。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上,有民族主义一章,明明说着“国内各民族平等”,早就应当把满清时代压迫弱小民族的办法取消了才对,如镇远、平番等名称,真是要不得。说镇远,镇什么远?说平番,平什么番?若说一句公道话,这就是帝国主义的名词,完全是侵略人的名义。这里有位专员姓华,精明而有经验。我在这里看了队伍,也讲了话,华专员对我说:镇远这个地方就是地广人稀,他觉得征兵太困难了。若去抓去捆,惹起很大的恶感来;不去抓,不去捆,上面的命令,一个跟着一个,好像催命符一样。今天记小过,明天就记大过,后天就是革职留任。逼得人没有一点办法,万不得已,只可飞签火票的差人下乡,见人就抓罢了。他一面说着,一面像很为难的样子。我马上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说:“对于前方作战的官兵要特别优待才行,因为这些士兵征了来太不容易了。”华专员介绍了一个人叫王天锡,他是曾当过师长的,他的哥哥王天培做过第七军军长,是被蒋介石枪决了的。现在王天锡在他的乡间种了廿万株桐子树,已有五六年,结了桐子,打了桐油,一株树每年可以得一元的收获。他又在家乡开了一个金矿,一星期可以出廿两矿金。从贵州的镇远到湘西的桃源,这一道山脉有很厚的矿金,若开采出来是无穷的富源。一个私人都能开一个金矿,若是国家提倡办理,把各地逃难的难民多发给工资,来开金矿,所得的金子来买飞机炸敌人,这不是很好的事吗?我把这个意见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蒋回电叫王天锡到重庆去。后来也没有听见什么消息。王天锡对我说:“只是委了我军事参议会的参议。”他因为在重庆住不下去,又跑回贵州来了。由镇远回到贵阳,有人说花溪有的苗族跳舞会,可以去看一看。苗人跳舞可以说是很原始的,面上戴着假面具,身上穿一件破旧花布衣服,腰间两片盖腿裙子,手中拿一把刀或一杆木枪,走来走去,鼓也是咚咚的一二个点子,没有什么特别的。我想几千年来被压迫得喘不出气来,连活着都不容易,还有什么心肠去跳舞呢?有时来跳,也不过是压迫阶级要拿着他们开心取乐换换口味而已。本来中山先生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说过各族平等,但中山先生死后,他的叛徒是只会说不能行的。

顺便看看苗族同胞住的地方,他们的房子真是八下透风,一点不暖。牛在下边,人在上边,捆几条木板子,牛粪气味很大,还有什么卫生的讲究?简直是人间地狱,拿着人不当人待,莫此为甚。多少年的官吏对待苗人,不是杀戮,便是剥削,决没一点为他们谋什么幸福的打算。

过遵义县,此间距四川已近,文化比贵州全省都高一些,读书人多。此地许多绅士也来见过,并谈了很多地方上艰苦的情形,尤其是抓兵的事,地方上的人们觉得难过。

第二日,在操场看军队,正在讲话,看见有七个兵晕倒了。我走过去看看,知道冻得不能站立而倒的。因为当时正是阳历一月底是正冷的天气,士兵穿的破单布衣裤。我当时把他们照了相,又把这情形给蒋介石打个电报去说明,这样冷的天气不发棉衣是不成的。

我在遵义县的旅馆里住,有上海的几个青年来找我说,他们由上海来要到重庆去,路过这里有检查的人说他们带的书是犯法的。后来知道那些书都是抗战歌曲一类的书,检查的人硬说他们是共产党,把他们送到县党部,现在要把他们解押到贵州省党部去。我听了这话,找了县党部的人问问是什么缘故?他们说:“近来青年们经过四川到陕北大学的人去的太多了,不能不设法留住他们。”我问:“什么理由?”他们就拿青年们所带的书作凭据,说:“不应当拿这种不好的书。”我问:“这书怎么不好呢?”他们说:“读这种书有共产党的嫌疑。”那几个青年都曾经在上海听过我的讲话,他们这时求我救他们。我说:“你们先跟他们到贵州省党部去,我设法救你们。”不久我从四川回来还到贵阳,我把他们保出来了。这几个青年以后有的在政府做事,有的在军队做事,实在说起来,连半点共产党的嫌疑也没有,硬要把人家扣押起来。我记得有一个跟张自忠将军去了,在张将军那里当排长和日本人打仗阵亡的。像这样残害青年的事,非常普遍,听说就在遵义这一个地方就扣押了青年两千人左右,都是广东、广西、江苏、浙江要去重庆的青年。他们硬说,这些青年是要到陕北去,这些青年们为了他们不欲做亡国奴,不怕艰难困苦向重庆跑,还走在半路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扣在这里怎么生活?这是有意毁害青年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