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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28章 我检阅湘黔川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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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有一天,蒋对我说,希望我到湘、黔、川各省去检阅军队。我说:“很好,我很愿意去。”用的廿多位文武官员,都是由各部调来的。我把要同我出发的文武官吏都集合在一起,一面讲话,一面规定几件事如下:一、不许喝人家的茶;二、不许吃人家的饭;三、不许收人家的礼物;四、不托人家代买东西;五、不介绍人求差事;六、不借人家的钱。

只要把这以上六条切切实实地守住,我们大家确守时刻,按照预定的规程去做事,一定不会有坏的结果。大家回答都愿确守。

就是临出发那天,在武昌开最高国防会议。以后蒋介石、汪精卫、白崇禧和我四个人谈话。汪精卫问白崇禧:“说抗战就可以了,还要说抗战到底,这怎么讲呀?”白崇禧说:“把敌人打败了,赶出中国去,就是抗战到底。”汪精卫又扭过脸来看我说:“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我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我问汪精卫是不是你不喜欢这样子?汪精卫气得脸上的筋都暴出来,扭过脸对蒋介石说:“做梦做梦,他们两位是做梦不是?”白崇禧站起来把脚一跺,走了几步又坐在那边去了。我也站起来说:“做梦?是做梦!你知道有人做梦是当主人,有的人做梦是当奴才。”这一次的谈话,就是这样不欢而散,也就是与汪最后的一面。

那天晚上十二点钟由武昌开车向长沙去,因为汪精卫知道我开车的时候,蒋介石当然更知道。所以我就加了一点小心,对跟我的彭团长说:“天若一亮,车就停住,所有车上的人,都从车的左右下去,距车路有五百公尺至一千公尺,找地方去休息。”火车走了半夜,天刚一明,火车停住了。我对朋友们说:“快下车。”我走了没有几步,有人说:“露水太大了,把鞋袜子都湿透了。”我说:“不要管,赶紧散开。”就这样走了有五六百步远,到了一个小山岗上,那里有造好的机关枪盖沟。同时,敌人的飞机,就有几十架来到了,对准火车轰炸,一来一往炸了有好多次。最后,炸弹掷完了,就用机关枪低飞扫射。因为我们全都在盖沟里面,结果是没有一个人死或伤。敌人的飞机走后,知道后边的铁路,被他炸毁几段,前面的桥梁,被它炸毁一段,火车两旁炸的是五步一个坑,十步一个坑,像预备栽树的一样,炸的那两路大坑,都是距离铁路七八步远。这一次上前去,桥梁坏了,向后去铁路坏了。这是不是蒋介石、汪精卫两个人同日本人设好了的一个陷阱呢?可是到底也没有成功。九点钟彭国政团长找了几位工程师,商议如何修理桥梁。这些工程师们非常热心,他们说:“难修是很难修,我们要特别努力,在明天天亮以前,把它修好。”他们确信这是可能的;真的,他们一夜没休息,在早上三点半钟,桥梁已经修好了。我谢了他们,就开车,果然平平安安过了这一关。这个地方叫羊楼司,这是一九三八年,十月某日的事。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日到了长沙。我在这里看军队,主要的是注重战斗动作和战斗教练,并且告诉军队多做实弹射击。看那些官兵们都是吃不饱、穿不暖,营养太差。我到了岳麓山,祭了黄克强先生的坟,又祭了蔡松坡先生的坟。黄克强先生的名字叫黄兴,是同孙中山先生一起创造中华民国的;蔡松坡先生民国元年在云南起义,也是推翻满清的大革命党。

袁世凯在民国四年做皇帝,松坡先生讨伐袁世凯,我同蔡松坡先生是连在一起讨袁的。这一次来到蔡先生的坟前,祭祀他,觉得有无限的感想。假如克强先生与松坡先生不死,中国或者不至于这样坏。我也看了赵炎午先生,他就住在岳麓山。他有位老弟是德国留学生,在长沙这个地方,有名的正义感的人。那是因为有一天有三个德国人要过江,撑船的人慢了一点,三个德国人上去就打,把那撑船的中国人打得很厉害。炎午先生的老弟看不下去,上去把三个德国人都打倒了。赵问那三个德国人:“你们国内可以打人么?为什么在我们国内随便打人?”那三个德国人说:“不对,不对,是我们的错,请你原谅!”因为这位赵先生既会说德国话,又有勇气,并且是很爱护同胞,从此以后,长沙人都特别尊重这位赵先生。

我从长沙到常德,再往益阳的路上一个小县看了周震鳞先生。他对我说:“军队的军纪太坏了,老百姓简直不能活。军队要吃鱼,他不到塘里去摸,他们把塘里的水都放了,这一来塘里所有的鱼都弄走了。鱼都弄走了,还不要紧,最厉害的是水没有了,将来栽秧怎么办呢?他们不是吃鱼,简直是要人的命。”我觉得周先生说的话很重要,马上我给蒋介石打个电报。蒋介石回电说:“已叫军政部派人去查了。”

到了益阳附近,看见贵州省送来的新兵,每人都背着一条毯子,人人都是面黄肌瘦;风大一点都可能刮躺下了。有些有病的,就掷在路旁无人闻问,还有没死的兵,就被他们的官长埋在土里。我看这种情形,真是破坏抗战,只使敌人欢喜。我也把这些一件一件给蒋介石打了电报,蒋总是回电说:“已经命令该管机关改善了。”若是实在地看看,真是一点也没改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坏。

到了常德,是蒋介石的心腹酆悌领着一二十人来接我。我在常德对着酆悌训练的几千保甲长讲了话。酆悌这种的训练完全是法西斯化,酆是完全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学的。在常德我住了一天,没有一个常德人来见我,只有一位临澧县的绅士姓侯的来见我。侯先生说:“酆悌下了命令,不许人来见先生,谁来见先生就枪决谁。”“酆悌为什么下这个命令,我一点也不明白。”第二天午前我到东门外长老会的医院里,看一个病人。医院的医生对我说:“今天有一班护士毕业,有六七桌客人,请先生和我们一起用饭。”吃饭的时候,一位中学校长和一位师范的校长,他们两个人找我到另一个屋子去谈话。他们说:“您还记得不记得,民国八年,我们还是中学生,您教我们军事操练,我们永远不忘您的好处。我们想这次您来了,我们想看看您,可是酆悌有命令说:‘谁要去看冯某某,就枪决谁。’您不也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么?酆也是国民党,为什么他就这样呢?我们不懂,但是我告诉您,我们常德人恨透了他了,可是谁也不敢说话。”在吃饭的时候,医院的医生、护士及一切院中人,对待我都同家人一样,非常亲热。

由常德到西三十里的陬市看军队。听说到贵州的汽车路有些地方很窄,必须预先打通电话,那边的汽车停住,这边的汽车方能开过去,然后这边的汽车停,那边的汽车再开过来。

这样行起车来,很不方便,我想还是走湖南、广西,再转贵州好,因此又回到长沙。

从长沙到宝庆,给那里的军队讲话。我看那些兵们都冻得很厉害,我知道那个带兵司令曾当过何应钦的参谋长,我问他为什么不给士兵去领衣服?这位司令回答说:“领衣服的公事批回来了,可以去领,因为军政部里,那些办事的人们第一是叫我花钱,第二是叫我送礼,不这样衣服不发给我。”接着他又说:“今天的政治,算是黑暗到万分了,什么道理都不讲,非花钱不能办事。”我把他的名字和所说的话,一条一条都记下来,打了电报给蒋介石。蒋的电报说:“已经派人查发了。”好久还是没有发下。我不明白为什么使这些士兵受冻受饿。

在宝庆附近的小山上,有一片很好的小房子,有一百多位苏联的空军军官住在这里,都是从苏联刚来到的。他们每天都驾着飞机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他们吃的、住的、用的,都是励志社黄仁霖那班人负责,并且监视得很严密。我同苏联的朋友们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并且慰劳他们几句话。苏联国在我们抗战的时候,不但帮我们的飞机,并且派了航空人员,来帮我们作战。在这个时候,美国还是在卖废铜烂铁汽油给日本人呢,这是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的。在这里的中国空军人员对我说:“苏联空军人员对于作战特别好。”我问什么缘故?他们说:“苏联空军人员值班的时候,就在飞机上睡觉,不下来,一有命令马上起飞,神速得很。”

中国空军人员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良好的习惯呢!

到了衡山,湖南主席张治中先生在那里办的有个训练团,都是青年保甲长,大约有五千人,很整齐,很有精神。我在那里讲了一段话。这般人员若真的教他们抗战的办法,打游击的办法,将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是最好的;可惜的是期限太短,战斗教练的时间又不长,收的效果一定不多。我也在衡阳城附近看过几部分军队,都是精神太差。根本原因,连官带兵,都是吃不饱、穿不暖,又加上待遇不平等。原因是存心不抗战,全是敷衍;怎么会有成效呢?

我把在湖南看军队的情形,一项一项地记起来给蒋介石打了一个电报,并且请他特别注意以下的事:一、待遇必须平等,不可是嫡系就优待,不是嫡系就冷待;二、所有官兵必须吃得饱穿得暖,不能使他们面黄肌瘦,连走路都走不动,那怎么能打仗呢?三、军队的官长家里都有父母妻室儿女,他们还靠这些军官养活着,必须想到这一点;四、军政机关批公事,发东西、领东西,不能要人的钱,要人送礼,这一件事不改革,必然走到贿赂公行的地步;五、伤兵在医院里头待遇太不好,需要改良办法。以上各点关系特别重要,都是马上非改革不可。

电报去了没有回电;我又打一电报,问某某电收到没有,结果说收到了,就算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