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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18章 西安事变“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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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这一天,张学良和杨虎城把蒋介石扣留起来,要求蒋停止内战,实行抗日。他们提出来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四、释放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族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一切结社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一次的动作,实在是光明正大。蒋介石在临潼县的温泉附近住。蒋听见说“兵变了”,蒋就跳墙逃跑,从墙上跳下去,一蹲,腰里吃了亏,藏在山坡的一个石洞里,后来还是被几个兵找到了。

有两个兵拿起枪把子向蒋身上打,问蒋:“你为什么对着日本人一点都不抵抗,对着国内同胞,你一定要赶尽杀绝?”一面打一面问,蒋是一言不发,只是哎哟哎哟地叫。就在这个时候,蒋的侄子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从西安向临潼来,走到半路上被士兵们把他截住,问他:“你是不是蒋孝先?”蒋孝先说:“是的。”士兵们说:“你在北平、天津杀了成千成万的爱国青年,今天应当要你的命。”拉下车来就枪决了。

“双十二”的事一出,国民党中央党部有个会议说,蒋委员长被张、杨扣起来了,怎么办呢?头一个是孙哲生先生说:“那不要紧,有冯副委员长在这里,应当请冯先生负责任。”

蒋家的走狗一看不好,就说:“这个事关系重大,应当仔细商议商议再说。”这明明地是这群坏小子另有阴谋。午后七点钟,又在一个人家里开谈话会。有人说:“蒋介石不在南京,可以请军政部长负责任。”我说:“论道理说,军事应当归参谋总长管。”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坏的打算就这样谈谈话,就叫何应钦负责。何应钦主张用飞机轰炸西安省城,我反对这种办法。飞机轰炸西安,一定会炸死许多人民,若蒋介石炸死了或炸伤了又怎么办?吵了好久,才决定不炸省城里头。

我给张学良、杨虎城打过几个电报,都是说明白:请他们放出蒋介石,扣我在西安,我愿意替蒋介石。那时电报上说的什么,报纸上都有登载。

张学良、杨虎城先生等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自西安通电:“南京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林主席钧鉴暨各部院会勳鉴、各绥靖主任、各总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国联合会、各机关、各法团、各报馆、各学校钧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淩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情形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凡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乃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暴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累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嗾使员警,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系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救国主张,望诸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衍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征流叩文。”

张学良、杨虎城先生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自西安电:“急。冯副委员长焕公,李委员协和先生赐鉴:日寇深入谋我益急,凡在血气之伦,同深发指。为民族计,为国家计,自非发动民族解放战争,立起抗日,无以救国图存;若再一味退让,妄冀和平解决,是犹抱薪救火,势不至灭国亡种不止,瞻念前途,曷深栗惧。我民众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矢忠竭诚久矣。

在蒋公自应领导全民,对敌抗战,藉副斯民之意。

最近蒋公莅陕,良等更一再陈词,垂泣而道,希其翻然醒觉,反戈东上。乃近默察情形,于军事仍坚持其内战式之剿匪主张,于民意则拘捕救国领袖,枪杀爱国幼童,查禁正当舆论,似此一意孤行,亲痛仇快,危亡无日,海内骚然,自非另寻救国途径,则国脉之断送近在眉睫。因请蒋公暂留西安保障一切安全,以便反省。至于良等主张,已以文电奉达,谅邀垂鉴。

公等党国先进,领袖群伦,爱国赤诚,久深佩仰,尚祈瞻念危亡,俯察民意,或远赐教言,或躬亲来陕,开诚指示,共谋国是。弟等以职务所羁,不克躬趋领教,临电屏营,无任企盼。

张学良、杨虎城叩文印。”

致学良先生之电,廿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张汉卿世兄惠鉴:

密。顷读通电,敬悉留介公暂住西安,莫名骇异。介公力图自强,人所共知,政治军事,逐渐进步,其荦荦大端,如国事已真正统一,外交已真正不屈,缓远之战中央军队抗敌,皆昭然在人耳目。当此外侮日深,风雨飘摇之际,虽吾人和衷共济,同挽国难,犹恐计虑不周,岂容互生意见,致使国本动摇,兹为世兄计,特叙鄙意于下:

(一)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

介公为革命军人,光明磊落,坦白为怀,必能包容,必能采纳,则尊处之困难即解,而抗日之志亦行矣。

(二)如虑事已至此,挽回不易,或有何反复,于世兄有何不利,则祥可完全担保,若犹难释然,祥当约同知交多人,留居贵处,以为释回介公之保证。

(三)处事贵有定见,万勿因他人之挑拨离间,致伤感情,致伤国本。祥以年岁较长更事较多,老马识途,决无有误于尊事。

(四)总之,若能误会解除,与介公共商国是,则一切为难之处,俱可迎刃而解。于公于私,两有裨益。至于明令处分之事,只要世兄能将介公释回,则中央诸友,无不可设法挽回也。世兄明达,当能鉴及,掬诚奉告,惟乞明察,并盼赐覆。

冯玉祥。”

十二月廿四日,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条件,担保内战不再发生。廿五日蒋介石被释放了,由张学良随同飞到洛阳,廿六日飞到南京。蒋介石就把张学良扣起来。

蒋介石回到南京,在飞机场上我见到他,真是面黄肌瘦,腰也直不起来。那一次蒋过的难关完全是他自己找的,就看这一两个月里的事情,就知道要有大祸发生。不论什么人,都觉得应当抗日,都觉得不应当打内仗。可是蒋介石发出来那些打内仗的言论说,谁离着他近,就先打谁。

一九三七年二月二日,东北军的一个很好的抗日将领叫王以哲,忽然被蒋介石的特务刺杀。很多人都知道这位王以哲将军是专心致志要抗日的,就因为这样,蒋介石亲自下的手谕命令戴笠派人把王以哲刺死。对于这件事,不但中国人大吃一惊,就是全世界的人也觉得非常奇怪,稍微有点人心的,也想不出这是什么道理。

到了二月十五,国民党开三中全会,何香凝女士来到南京,要提恢复中山先生手订的联苏、容共、拥护农工的三大政策。我看见提案上,孙夫人宋庆龄和廖夫人何香凝都签了名,我也签了名。廖夫人说:“我们可以同去找张继签名。”到了张继的家里,一提起廖仲恺先生,廖夫人哭了,张继也哭了,马上张继也签了名。我回到家里不到半个钟头,张继就来找我说:“刚才签的名不算。”我说:“刚才不是你自己签的么?”张继说:他一看见廖夫人哭了,他就糊涂了,说什么他都要把名字勾了。我说:“你等着。我见了廖夫人再说。”张继走了之后,我去找李协和将军把张继签名要不算的事说了一遍。李协和将军马上研墨,研好之后,李说:“本子给我吧。”他拿起笔来就在张继的名字上写上李烈钧三个字。李对我说:“姓张的怕,姓李的不怕,我们走中山先生的路,有什么危险都不怕。”

那一次签名的人共有十三个人。把那个案提到大会,就有人说:“还是把这三个政策都扩大为好,就更成了联络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国家,联合各党各派,联合各阶级:工、农、商、学、兵。”

案子通过了,不许发表。这不是自己欺骗自己么?同时又通过一个“根绝赤祸案”。奇怪!

停止内战,团结抗日,已经成为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的要求了,而蒋介石、汪精卫所注意的仍在于“根绝赤祸”,到处逮捕爱国志士,压迫人民抗日运动。这时候不但全国汹涌,人心鼎沸,世界各国也都不安起来,他们要知道中国政府到底采取什么方针。于是汪精卫的口号是“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蒋介石的口号是“和平未到绝望,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绝不轻言牺牲。”像这种矛盾暧昧不能自圆其说的文句,除了他们两个,谁能想得出来?当时人人都觉得这会叫外国人耻笑,但他们都只想以此阻挡人民抗日高潮涌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