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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第1章 第一次听说“蒋介石”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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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总理并不是自今日始。有我的朋友确实知道,那一年孙总理在永丰军舰上,有陈炯明派的一个青年带着一个大炸弹去炸孙先生,被孙先生的人捉住了。后来有一个孙先生的外国朋友对孙先生说:“你是中国的大总统,是一个很大的人物,度量应当宽大。”

这一个放炸弹的青年的父亲,是这个外国朋友的好朋友,因此他来求孙先生赦免他的死罪。孙先生完全答应了,并且说:“年轻的孩子懂得什么,我一定释放他。”中山先生提起笔来下了一个手谕,叫把那放炸弹的青年释放了。临到中山先生离开永丰军舰的时候,蒋介石对守卫的人说:“不要放,快快拉出去枪决了。”后来某外国人知道了那个青年被枪决了,到处说孙先生说了话不算数。实在呢,是蒋介石不服从孙先生的话,可是那个外国人,怎么会晓得那个内容呢!看看今天吧,孙先生原来说:“人民是主人。”蒋介石把人民当奴隶;孙先生主张国家独立,不依赖外人,并且说打倒帝国主义;今天蒋介石,是不是跪在帝国主义面前叫祖宗呢?

这是一件事实。有的人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那是说:“见微而知著也。”又说:“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蒋介石背叛孙总理的主义和媚外卖国,不是自今天才开始的。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过的蒋介石,那是一九二五年的事。

第二次听说蒋介石是在一九二六年春天。在外蒙古的首都听见几个朋友说广东三月二十日逮捕了很多人,那是蒋介石干的。那时候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为了争夺个人的权利,把一些人抓起来了。

又有朋友说,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死了以后,蒋介石对黄埔学校的教员和学生说:“总理虽然死了;总理的政治顾问苏联鲍罗廷先生在这里,就同总理活着一样,我们学校里无论校长、教员、学生,都要诚心诚意地服从鲍罗廷顾问,就如同服从总理一样。”并且要求大家举起手来宣誓,要内外如一地服从。这件事情,徐先生说得很详,我不必说得太详细了;可是过的日子不多,一脚踢跑的踢跑了,抓起来的抓起来,押起来的押起来。

一九二六年五月我在莫斯科听说,蒋介石曾到过莫斯科。蒋说起话来是非常革命的,比谁都左。不久广东“三月二十日事变”发生了,莫斯科的苏联人和中国人大家都摸不着头脑,到底是怎么回事,会把许多人赶走的赶走,下监的下监?

一九二六年九月听说,蒋介石带着兵由广东到湖南,不久就到湖北。一些北平来的朋友们到包头五原来说,革命军是和国民军一致都是打倒军阀,取消不平等条约的。正是我在五原誓师消息断绝的时候,就靠着一些不怕死的同志,得些上海和南方的消息。五原是在绥远的西边,察哈尔、北京、河北省都是张作霖的军队;湖北、河南、陕西都是吴佩孚的军队。

这时候从五原到上海和长江南岸,电报和邮政都不通,全靠着人送。所知道的蒋介石,是一个趋炎附势的人,忽左忽右的人,怎样都与他自己合适,他就怎样做,并没有什么准则。

一九二七年到了西安,有唐生智的代表某先生来说,蒋介石完全是个军阀;若同张作霖、吴佩孚比,张、吴是旧军阀,蒋是新军阀。我没有等那朋友讲完,我就请他去喝茶。我对他说这时正在北伐,若自己里头不一致,互相攻击,张作霖、吴佩孚怕打不下去了。那位朋友很文雅,不慌不忙地说,旧军阀太腐败了,容易打;新军阀会拿什么主义来骗人,是不容易打的。若打他要现在就打,不能在北伐成功以后再打。那位朋友说话的意思就在本年首先应打蒋介石。我对他说,西安被围有八个月,饿死三万人,才把吴佩孚的部队刘镇华赶出潼关去,国民二、三两军是很疲惫的。国民一军自从南口败仗之后,行军几千里,人员、马匹、器械亟待补充。吴佩孚在河南省巩县兵工厂,张作霖的军队在河南省信阳县。

若是我们革命的军队自己杀自己,将来不堪设想。那位朋友很耐烦地详详细细地说了两三天,他把蒋的独裁、专制都说出来。我对他说,你的话说得很对,不过大敌当前,我们先要打正面的敌人,不可自己杀起自己来。那位朋友很失望地绕道回湖北去了。他临走的时候给我一封信:蒋介石这个独裁者,若不在这个时候把他打倒,将来他会把你们打倒。

在郑州会师的时候正是一九二七年,我看见了谭延闿、徐谦、唐生智以及许多国民党的朋友,有很多都是很激烈地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我再三地说,张作霖在北边,吴佩孚跑到四川去,无论如何不要自己打起来,忘了我们的敌人。当时有些朋友很同意我这话,也有的人不赞成,说我已经同蒋介石勾搭在一起。本来那些朋友要在郑州多住一两天的,那一天的早晨忽然挂起车来走了。我听见了马上到车站同他们谈了两三句话,就开车了。

我在河南巩县兵工厂遇见邓演达先生。我请邓演达先生对兵工厂的工人们演讲,他骂蒋介石是背叛孙中山先生的。蒋介石是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邓先生是政治部长。我和邓先生初次见面,蒋介石我还没有见过他。他们都是由广东出来的,内容是怎么的事,我实在不清楚。

邓演达讲完了以后,我的朋友刘伯坚对我说:“邓演达说的都是实话。”还有朋友们说,若是革命军自己打起来,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都高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