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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读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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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鲁迅与古书的问题,普通有两种绝不相同的说法。甲说是主张用古文的一派:你们佩服鲁迅,他的新文学固然好,但那正是从旧文学出来的,因为他读得古书多,文学有根柢。乙说根据鲁迅自己的说法,在《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的时候,他竭力劝青年不要读中国古书,免得意气销沉下去。这两种说法都不能说不对,可是也不全对,因为是片面的,不可能作为依据。我们现在客观的来评判一下,甲说的用意不好,利用鲁迅读古书的事实,来替古文张目,所以把事实歪曲了,是不足凭信的。乙说呢,事实是没有错,但我们知道那时正是北洋政府的反动时代,社会上复古空气很浓厚,提倡古典文学,就会被复古派所利用,有害无益,鲁迅反对读古书的主张是对于复古运动的反抗,并不足证明他的不读古书,而且他的反对青年读古书的缘故正由于他自己读透了古书,了解它的害处,所以才能那么坚决的主张。现在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客观的看来,鲁迅多读古书,得到好处,乃是事实,而这好处可以从消极和积极这两方面来说。

我们先来说第一点。所谓消极的好处,便是他从古书里发见了旧中国的病根,养成他反封建,反礼教的思想,发动伟大的思想的革命,这影响是很大的。中国的封建礼教思想过去有长远的历史,浸润在一切文物里边,凡是接触着的人,容易感染,不加救治就将成为痼疾。历代学者能够知道并且揭穿这个毛病的,屈指可数,汉末孔融与嵇康,明季李卓吾,清朝戴东原与俞理初这几个人而已。鲁迅同一般读书人一样,在古书堆里钻了多年,却能独自觉悟,这是什么道理呢?或者有人说这是科学知识的力量吧,事实却并不是如此,因为有好些科学家对于礼教并不反对。古语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鲁迅便是因为身入虎穴,这才明白了老虎的真相的。话虽如此,钻到古书堆里这正与入虎穴相似,是颇为危险的事情,他有什么方法,才能安全无事的进去又出来的呢?这个理由有点不易说明,但事实总是这样,他在古书里摸索,黑暗中一手摸着了“礼教”(有如童话里的“老虎外婆”)的尖利的爪牙,使他蓦地觉悟,以后留心看去,到处看出猛兽的形迹,从这里发展下去,成为反封建礼教的打虎将,那是很自然的顺序了。

鲁迅读古书还有一方面是很特别的,即是他的看佛经。一般文人也有看佛经的,那大半是由老庄引伸,想看看佛教的思想,作个比较,要不然便是信仰宗教的居士。但鲁迅却两者都不是,他只是当作书读,这原因是古代佛经多有唐以前的译本,有的文笔很好,作为六朝著作去看,也很有兴味。他这方面所得的影响大概也颇不小,看他在一九一四年曾经捐资,托南京刻经处重刊一部《百喻经》,可以明了。梁任公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曾说道:

鲁迅摸着礼教的爪牙,这事出现在他很小的时候,具体的说是在初看《二十四孝》的时候。《二十四孝》据说是南宋大儒朱晦庵所编的,这事固然尚待查考,未可信凭,但在民间很有力量,是“三纲”中“父为子纲”的宣传书,那是人人皆知的。那里边所说的大抵离奇古怪,不近人情,其中老莱子彩衣娱亲,画作一个须发浩白的老人倒卧地上,手持有耳小摇鼓,鲁迅的故乡叫作“摇咕咚”的玩具,样子十分可笑,鲁迅文中已经大加嘲笑,尤其荒谬的要算那一幅郭巨埋儿的故事了。因为要孝养父母,嫌儿子养育花钱,决心去掘土坑,想把儿子活埋了事,画里郭巨正在挖坑,郭巨的妻子手里抱着那小儿站着,小儿手里也正捏着一个摇咕咚。这使得鲁迅看了发生怎样的悲愤,在他后来所写的“二十四孝”那篇文章中可以清楚的感到,我们这里可以不必重复多说。鲁迅在小时候就从孝道的教科书《二十四孝》上了解了古来礼教的残忍性,就立定了他的观点,随时随地都加警惕,从古书中更多的发见资料,书读得愈多,也就愈加证明他见解的正确。这个结论便是“礼教吃人”,直到五四前后在《新青年》上才有机会揭出这个事实,表现在文学上的即是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

鲁迅在《二十四孝》上发见了封建礼教的残忍性,又从种种子史古书上得到了大量的证明材料,这里可以稍加说明。他在书房里很早就读完了四书五经,还有工夫来加读了几经,计有《周礼》,《仪礼》以及《尔雅》。可是这些经书固然没有给他什么好教训,却也还不曾给了他大的坏印象,因为较古的书也较说的纯朴,不及后代的说得更是严紧,凶狠。例如孔子在《论语》里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汉朝学者提出了“三纲”,说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宋人就更是干脆,说什么“君叫臣死,不得不死,父叫子亡,不得不亡”了。所以鲁迅的材料大都是在汉以后,特别是史部的野史和子部的杂家。举出具体的例来说:他看《玉芝堂谈荟》知道了历代武人的吃人肉,看《鸡肋编》知道了南宋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以人肉干为粮,看《南烬纪闻》知道了金人的淫虐,看《蜀碧》知道了张献忠的凶杀,看《明季稗史汇编》里的《扬州十日记》知道了满人的屠杀,至于国朝典故残本《立斋闲录》里录存明永乐的上谕,凶恶得“言语道断”,(这里不再征引,)更是使得他生气,他总结起来,说中国书上鲜红的写着二字曰“吃人”,岂不是正当的么?他这篇《狂人日记》,形式是小说,实际是反对封建礼教的一篇宣言,也可以说是他关于野史和笔记的一则读书笔记。鲁迅在借了小说对于封建礼教开火以后,一直没有停过,在《祝福》里又开始了第二次总攻击。我们不能说鲁迅文章的好处是从古文中出来,但是说他攻击礼教这个意思乃是从古书中得来,即是出于古书的赐予,也是可以的吧?

上边我们只说得消极的一面,其实在积极的一方面他也从古书得到不小的好处。这用现代的一句话来说,便是他因此理解了祖国的伟大的文化遗产,至于供给他后来在文艺研究的基础那还在其次。在鲁迅生存着的期间,国内有着什么保存国粹的口号,最明显的是刘师培黄侃的《国故》和吴宓胡先骕的《学衡》两次运动,但那是复古派所发动的,借了这个名称来维持旧礼教和古文,大家多反对它,觉得他们所谓国粹实在乃是些国滓国糟,因此连这个名字也有点厌恶,不愿意用了。可是试问,国粹这物事有没有呢,我想这是有的,不过不必说得那么玄妙,只如现今所说文化遗产,就十分确当。鲁迅读书从经书起头,于四书之外又读了八部经,可是如上文所说,这对于他大概没有什么影响。正史方面有一部明刊十八史,以备查考,也不曾好好读过。他小时候读过《古文析义》,当然也读《东莱博议》,但他与八大家无缘,“桐城派”自然更不必说了。《诗经》是硬读的,因此难以发生兴趣,韵文方面他所喜爱的有一部《楚辞》,此后是陶渊明,唐朝有李长吉,温飞卿和李义山,大家如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却并不着重,只有一部《剑南诗稿》,那大抵还是因为同乡的关系也未可知。对于“正宗”的诗文总之都无什么兴味,因此可以说他所走的乃是“旁门”,不管这意思好坏如何,总之事实是正确的。文章方面他喜欢一部《古文苑》,其中一篇王褒的《僮约》,他曾经选了来教过学生。他可以说爱六朝文胜于秦汉文,六朝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本来都是史地的书,但是文情俱胜,鲁迅便把它当作文章看待,搜求校刻善本,很是珍重。纯粹的六朝文他有一部两册的《六朝文絜》,很精简的辑录各体文词,极为便用。他对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欢那一代的杂著,小时候受唐代丛书的影响,后来转《太平广记》,发心辑录唐以前的古小说,成为《钩沉》巨著,又集唐代“传奇文”,书虽先出,实在乃是《钩沉》之续,不过改辑本为选本罢了。这一方面的努力即是研究小说史的准备,北京大学请他教书,只是一阵东风,催他成功就是了。

“试细检藏中马鸣所著之《佛本行赞》,实一首三万余言之长歌,今译本虽不用韵,然吾辈读之,犹觉其与《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相仿佛。其《大乘庄严论》则直是《儒林外史》式之一部小说,其原料皆采自四阿含,而经彼点缀之后,能令读者肉飞神动。马鸣以后成立之大乘经典,尽汲其流,皆以极壮阔之文澜,演极微眇之教理,若《华严》《涅槃》等,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缋,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革新,其影响乃直接表见于一般文艺。”这一段有地方不免稍有夸张,但大体说得还对,现在借用了来作为鲁迅读佛经的说明,倒是极为适合的。

鲁迅有一个时期也很搞过“文字学”,特别是《说文解字》,如《域外小说集》中那些文言译的短篇上,很留下些痕迹,特别在集里那短短的引言上。但是那只是暂时的,到了用白话写作的时候,这就全然不见,所以这里也从略了。

(《读书月报》)